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理性思考

涉法涉诉信访属于法律主导型信访,其内容大多与法律有关,或者是通过法律途径可以解决。当前涉法涉诉信访数量激增,面临困境,解决信访制度自身存在的悖论并对其进行合理的改革是发挥其社会功能的当务之急。     

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成因与对策初探

中国处在社会转型期是涉法涉诉信访问题高发的根本原因;而现行信访制度的不完善则是直接原因;司法权威缺失,历史文化传统、法律信仰和法律意识的缺失以及政府公信力下降是涉法涉诉信访案件高发的外因。应强化信访职能,整合信访资源,构建和完善涉法涉诉信访的各项制度,如党政领导信访负责制、涉法涉诉信访监督机制、诉访分离制以及信息沟通、交流和反馈机制等,以较好地解决涉法涉诉信访问题。     

涉诉信访的法理学分析

在中国当代语境下,之所以产生涉诉信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司法无力救济公民权利,是公民不得已的选择。作为问题和难题的涉诉信访困境在于如何协调畅通民意表达机制与维护司法权威之间的张力,只有把握住涉诉信访的这一困境才能对症下药。     

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终结的效力及其适用?

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终结可分为自愿性终结信访程序和强制性终结信访程序两种。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终结的效力,就是接处信访案件的有关国家机关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作出信访案件终结结论后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信访案件终结的效力有,消灭涉法涉诉信访实体法律关系的效力;消灭涉法涉诉信访案件职能部门接处信访案件的职权和职责的效力;消灭涉法涉诉案件信访行为合法性效力;引起行政处罚法律关系产生的效力;引起刑事法律关系产生的效力。适用信访案件终结效力制度应注意,处理实体性信访诉求应该坚持法治原则,区分困难照顾、帮扶、救济与法律责任的关系;严格执行信访案件终结制度;注意区分依法行使信访权和违法信访性质的不同;注意合法信访与维稳之间的关系;严格依法惩处违法信访行为。     

涉诉信访治理智能化处置研究

涉诉信访法治化是涉诉信访治理的重要目标.智能化处置技术作为涉诉信访法治化的载体,重要性越来越凸显.当前,在涉诉信访案件办理中,技术水平滞后于新技术,数据智能化分析研判不足,效率低下,反映出涉诉信访中智能化处置技术开发的必要性.人工智能的发展,智慧司法的提出使得涉诉信访治理智能化处置具有推广的可行性.我们只有通过打造数据共享的APP提高涉诉信访处置效率,开发去中心化的APP建立"数字信任",推广加密化的APP强化保密性,才能把智能化技术融入涉诉信访,打造"法技融合"的智能化载体.     

涉法涉诉信访听证若干法律问题研究

近年来,涉法涉诉信访事件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安全稳定的紧迫问题,究其原因都与群众和司法执法队伍的法律素质和法律水平直接相关,从这一角度出发,建立涉法涉诉信访听证制度有着多重意义和价值.为此从涉法涉诉信访现状及其原因入手,根据其综合监督的特殊性,进而设计独特有效的涉法涉诉信访听证制度,在其适用范围上,区分为行政与司法两个部分进行可操作化设计,建立强制性的信访驳回和信访终结制度;在其具体的听证程序设计上,区分行政涉法涉诉与司法涉法涉诉两大类型进行高效化处理;在其效力上,进行从调解功能到建议功能的重新界定.     

涉诉信访问题的法律治理实证研究——以西部某省人民检察院评查剖析的32起案件为例

近年来,社会矛盾集中凸显,很多以案件的形式汇聚到人民法院,有的矛盾纠纷由诉转访,人们习惯性地将这类在信访总量中占比较大的特殊信访称之为涉诉信访。通过对涉诉信访现象、原因、规律的把握,探索建立一套使"访"依法理性回归到"诉"的制度体系。在法治轨道内依法处理涉诉信访问题,要从法院本身着手,找准司法定位,强化办案责任,提高办案质量,推行阳光司法,防止案件久拖不决或办案不公正、不廉洁;要着眼于诉访分离,建立涉诉信访的审查、分流、办理机制,使进入司法渠道的案件依法尽快处理,穷尽司法程序和措施案结事未了的,给予适当司法救助;要强调司法的终局性和权威性,依法维护正常信访秩序,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     

涉诉信访增加的制度基础

近年来,涉诉信访在所有信访数量中所占比重日益增多。这种现状使得司法权威受到了极大挑战,同时也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从制度的角度来看,行政救济制度不能覆盖所有的失范行为以及再审程序的随意性,再加上信访制度本身的错位,三者共同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为涉诉信访的增加构建了制度基础。完善相关制度,在制度层面把信访在产生前予以疏导解决,从而有效控制涉诉信访数量的增加成为了当下的焦点。     

试论检察委员会在涉检信访终结中的作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改革信访工作制度,把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治轨道解决,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检察委员会作为我国检察机关的业务决策机构,如何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的改革精神,结合自身职能监督、指导涉检信访案件办理工作,切实解决当前检察实务中的涉检信访难题,是当前检察机关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     

涉法涉诉信访案件依法终结问题研究

依法终结涉法涉诉信访案件需具备基本的条件,在遵循正当程序原则的基础上,具体应明确决定主体、决定步骤和终结决定的法律效力。为了保障依法终结制度的顺利运行,首先需要对《关于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意见》中所指的"穷尽法律程序"、"公正处理"等概念加以厘清,同时应当增强政法干部的法治思维,明晰司法救助的定位和操作标准。     

中国语境下的信访法治化

陷入困境的信访制度必须纳入法治化的轨道,但是,中国的具体国情决定了信访法治化必然会面临传统与未来、心理和法理等诸多矛盾的碰撞。信访法治化必须遵循中立、公正、统一、效能的原则,必须把实现权利救济作为信访第一要务,必须以专业化、程序化、规则化为目标重构信访制度,必须加强信访部门的职权。信访法治化应当从整合信访机构、重构行政纠纷解决机制、强化司法权威等路径开始突破。     

论我国信访制度的现状及其完善

信访制度作为一项特殊的救济制度,是公民政治参与和民意表达的重要渠道,但现实运行中信访制度自身存在着诸如功能错位、工作部门职责不清、重"人治"轻"法治"等问题,针对此,通过对信访现状存在诸多问题的原因分析,提出了从信访立法、完善信访监督体系及相应信访代理制度的建立等方面来完善我国信访制度的建议,其对于完善我国利益表达机制及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有着积极的作用。     

请愿权视角下的信访制度

信访权的理论本质就是请愿权,信访制度的核心内容则是为了保障公民请愿权,以实现权利救济和参与国事的制度目的。从请愿权保障角度看,我国信访制度存在一定缺陷,须从三个方面重构信访制度:信访观念的更新;法律规定的完善;改革信访机构。     

对信访制度改革的若干思考

信访是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渠道,是实现和维护人民群众民主政治权利的具体形式。在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宏观背景下,进行体制现代化变革,改革现行的信访制度,推进信访工作的制度、内容和方法的创新,在法治框架内寻求新的解决方案,最终就是要依法规范信访秩序,形成一个良性的法治氛围,达到法治信访的目标。     

农民利益保护视角下的我国信访制度法治化研究

在"建设法治社会"的方针政策下,完善我国信访制度对推动法治社会有重大意义。在保护农民利益的视角下,从对我国农民信访潮的原因分析出发,对信访制度在农民利益保护方面的优势和弊端进行理性分析,从而提出法治化选择,构建信访保护农民权益的多元机制,强化现有信访制度的优点并及时完善存在的缺陷,为保护农民权益,实现法制社会提出建议。     

试论强化纪检监察部门信访监督的法律意识

党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加强新时期信访工作的意见》中从三个方面给信访工作作了科学的定位。根据这个定位,纪检监察部门的信访监督至少拥有九个途径,与党委政府信访部门的监督存在六方面的不同。至于如何强化纪检监察部门信访监督的法律意识,就必须做到用法律的眼光审视每一起信访件,以法律的视角保护好信访监督人的合法权益,用法律的理念去构建动态的信访监督信用体系,用法律思维审视信访"泛作为"和"不作为"情况。     

构建我国请愿制度的若干思考

请愿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具有重要的宪政价值,而请愿权在我国缺乏法律的规定,与请愿权相关的制度安排——信访制度也存在很大缺陷。因此,要构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请愿制度应做到三点：一是更新请愿观念;二是完善法律规定,包括将“请愿权”写入宪法和制定请愿法;三是建立专门的请愿受理机构。     

论创新精神引领下的高校党的信访工作

研究如何以改革创新精神,以人为本、依法信访,通过创新信访理念、信访方法、信访体制、信访机制,不断提升高校党组织通过信访工作构建和谐校园的能力。指出高校党的信访工作作为构建和谐校园的基础性工程,是高校通过维护发展师生群众利益,扎实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着力点,是高校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所必须认真面对和思考的问题。     

信访的政治:民众表达与国家治理

如何构建一个有效的平衡机制来维持社会、政治秩序的有序运转,是当前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内容。作为一种民众诉求表达方式的信访,在实际运作中充当着国家与民众沟通的重要桥梁,从而构建了国家与民众之间互动的场域,民众的表达与国家的治理便转化为一种宏大的政治并蕴含着丰富的政治内涵。揭示这种内涵对于把握中国政治发展的走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信访制度下村干部的多重身份和生成逻辑

村干部因直接接触上访群体和落实信访政策而成为信访研究热点。多数研究文献对村干部的定位是上访事件筛选者,忽视了村干部在信访制度中的多重身份。在转型时期的信访制度下,村干部不仅是沟通“国家—社会”的双向代理人:既协助国家维持基层稳定又嵌入乡村社会关系网络中;而且可能成为上访制造者:或因侵害村民合法利益使自己成为信访事由,或因治理需求和私利驱动参与村民上访。这些都表现出信访场域中村干部的身份的复杂性,其生成与“国家—社会”的结构夹缝、信访制度的刚性和资源下乡的拐点密不可分,分析这三重逻辑有助于全面理解基层官员与制度运作之间的互动和乡村治理权力再生产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