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全球价值链的中国出口隐含碳排放研究

在碳中和目标下，实现经济增长与节能减排的双赢至关重要。本文利用2000—2014年中国47个行业的数据探究全球价值链升级对中国出口隐含碳排放的影响，并进行异质性分析及规模、技术和结构效应的调节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升级能够显著降低出口隐含碳排放。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高有助于减少出口隐含碳排放。相比后向参与度，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提高对出口隐含碳排放的促进作用更弱。上述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及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相比服务业和非污染密集型行业，制造业和污染密集型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活动对出口隐含碳排放的促进作用更强，但全球价值链升级能够更加明显地抑制其出口隐含碳排放，对冲参与全球价值链促进碳排放的消极影响。此外，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会显著增加出口隐含碳排放，但不会明显抑制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减排作用。技术进步对出口隐含碳排放的作用不仅体现在降低碳排放的直接影响，而且能够产生放大全球价值链升级减排作用的调节机制。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促进全球价值链升级、加快实现减排目标提供经验证据。     

中国农产品贸易隐含碳排放测度与时空分析

利用MRIO模型对我国大陆地区31个省（市、区）在2002-2011年间的农产品贸易隐含碳排放进行了测算,结果发现：我国农产品出口、进口隐含碳排放量总体均处于增长态势,且后者增速较之前者更快;农产品净出口隐含碳排放逐年降低,自2003年开始成为碳排放污染转出国;我国农产品隐含碳排放与净出口隐含碳排放较大的省份大多位于东部地区,而中西部地区的隐含碳排放量相对较小。继而采用LMDI因素分解方法,进一步分解农产品出口隐含碳排放的影响因素有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规模效应。最后提出优化农产品的进出口结构;全方位监管“隐性”碳排放的国际转移;设定区域农产品生产环境规制级差,实施区域碳转移补偿制度等政策建议。     

我国贸易自由化的环境效应分析——基于“污染避难所”假说与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的检验

贸易与环境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运用Antweiler,Copelancl和Taylor(2001)的理论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国贸易自由化环境效应的主要影响路径,并着重考察了要素禀赋和污染控制成本在贸易自由化对环境变化的结构效应中的作用,结果表明:贸易自由化总体增加了污染排放,贸易的规模效应带来的污染增加超过了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引起的污染减少;"污染避难所"假说对于中国并不成立,中国要素禀赋决定的贸易模式使贸易自由化对环境的结构效应为负,即降低了环境污染.     

中国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碳效应分析

中国服务贸易规模的扩大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诸如环境污染、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等一系列环境问题。通过各类服务业的主要能源消耗量估算了1990～2016年中国各服务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并利用各服务类上市公司财务数据,运用价格指标法对中国的服务贸易自由化状况进行具体测算,以服务业碳排放量作为衡量环境质量的指标,从行业层面实证研究了中国服务贸易自由化和服务贸易规模对环境所产生的影响。研究认为,低水平的贸易开放无助于中国的二氧化碳减排,反而会增加碳排放量,同时贸易规模的扩大也会提高二氧化碳排放量;各服务行业的贸易开放碳排放效应和规模效应存在差异,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贸易自由化碳排放效应和规模效应最大,批发、零售、住宿和餐饮业次之。因此,要降低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应调整产业结构与贸易开放结构,控制不同行业的贸易规模与对外开放水平,并提高各服务行业的能源利用效率和改善能源消费结构。     

基于技术异质性的中日贸易隐含碳测算及分析

基于中日技术异质性,使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MRIO）,利用WIOD数据库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对1995—2009年中日贸易隐含碳进行了测算,测算中考虑了工业生产过程碳排放和能源消耗碳排放。同时,采用SDA分析,对中日贸易隐含碳的变化进行了因素分解。测算结果表明:从1995—2009年,在中日贸易中,中国出口隐含碳从40.78Mt增长到152.78Mt,进口隐含碳从12.25Mt增长到66.87Mt,净出口隐含碳从28.53Mt增长到85.91Mt。因素分解结果表明:在1995—2009年期间,对于中国对日本出口隐含碳的变化,规模效应促使了隐含碳的增长,技术效应促使了隐含碳减少,结构效应影响比较小。     

山东省对外贸易的碳排放效应研究

综合运用计量方法和LMDI方法,研究了1994~2012年山东省出口贸易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山东省出口贸易与碳排放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碳排放随出口贸易增长而增长,弹性值为0.566;出口贸易规模增大是碳排放增加的格兰杰原因;山东省出口贸易的碳排放量变化是由出口规模、出口结构和生产技术共同作用的结果.出口规模的扩大是导致碳排放量上升的主要原因,而技术进步是减少出口贸易碳排放的重要因素,虽然出口贸易结构调整尚未对山东省起到碳减排的效果,但是出口结构呈现出明显向清洁化方向转型的良好势头.     

FDI的环境效应：“污染光环”抑或“污染天堂”? ——基于面板ARDL-ECM模型的实证检验

构建ARDL-ECM模型,在全国样本和东、中、西地区样本下对外商直接投资（FDI）对碳排放的长期和短期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FDI对我国碳排放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其中东部地区支持了“污染天堂”假说,其他地区则支持了“污染光环”假说。（2）FDI对碳排放的长期效应与短期效应差异显著。（3）二氧化碳排放的规模效应显著为正,技术进步效应和结构效应显著为负,且东部地区FDI对碳排放的促进作用主要源于较大的规模效应以及较小的技术进步效应。（4）FDI是二氧化碳排放的格兰杰原因,且FDI与GDP、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互为因果关系,其他因素通过与FDI的相互作用影响碳排放,为将FDI的碳排放效应分解为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提供了实际依据。     

考虑碳排放的中美农产品贸易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引力模型的验证

本文运用引力模型研究了中国和美国1994—2008年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因素。鉴于近年来对贸易与碳排放的密切关注,文章在引力模型的基础上考虑了碳排放对中美农产品贸易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对美国农产品的出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的市场需求能力;碳排放在中美农产品出口中都表现出正效应;中国出口美国的农产品对能源的依赖程度要远远高于美国出口中国的农产品对能源的依赖程度;经济规模和资源禀赋的差异成为中美农产品贸易逆差的重要因素。     

民族地区产业部门隐含碳排放的影响因素研究——以贵州省为例

准确识别与评估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对确立正确的减排方向十分重要,而地处民族地区的贵州,集欠发达与生态脆弱于一体,影响碳排放的因素更为复杂,这为其坚守生态与发展两条底线带来巨大挑战.因此,本文基于1997年、2002年、2007年和2012年贵州投入产出表,构建起LMDI模型,把影响贵州产业部门隐含碳排放的因素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强度效应.实证结果得出如下结论.从总体上来看,规模效应对隐含碳排放增长起着明显的正向作用,碳排放强度和产业结构对隐含碳排放的影响不是特别明显.从27个产业部门来看,所有部门规模效应的贡献值均为正值,结构效应和强度效应的贡献值有正有负.从三次产业来看,规模效应的贡献值始终为正,结构效应的贡献值有正有负,除在1997—2002年所对应的碳排放强度效应为正外,其余时间段均为负.     

FDI、环境规制与中国的碳排放强度 ——基于门槛面板模型的实证

基于我国1999—2016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平衡面板数据,构建联立方程模型探究FDI对我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方向,并采用门槛面板模型研究FDI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是否具有基于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FDI通过规模效应渠道增加了我国的碳排放强度,但能通过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环境规制效应降低我国的碳排放强度。以环境规制作为门槛变量时,发现FDI对我国区域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具有双门槛效应,环境规制程度较低或者过高时,FDI的流入会不利于地区的碳减排;环境规制强度适当时,FDI会对地区的碳减排产生有利影响。在目前的环境规制强度下,FDI的流入降低了我国大部分地区的碳排放强度。     

低碳经济背景下我国出口贸易的环境效应

贸易与环境关系的核心在于对贸易环境效应的认识。环境是一种世界性的公共产品,污染的外部性可能危及全球,对贸易的环境效应进行深入分析和评价十分必要。以我国CO₂和SO₂排放量作为环境污染的代理变量,将出口贸易的环境效应分解为规模、结构和技术三个方面,选取2001—2014年的分省年度数据对我国30个省、区和直辖市进行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当前的贸易在规模和技术上存在明显的环境效应,但结构效应并不明显,同时EKC曲线假说得到了证实。在此基础上,提出降低出口贸易中碳排放的政策建议。     

服务贸易结构、比较优势与劳动力成本

中国服务贸易在近16年一直维持逆差,且逆差规模逐年增加。整体贸易结构与货物贸易呈现明显正相关性,尤其是传统行业。同时,对部门比较优势的计算结果显示,传统行业的比较优势逐渐减弱,高端服务业比较优势正在逐步形成。利用整体时间序列数据和分行业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显示,服务贸易总体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严重不一致,内外部制度环境变化对贸易总量影响不显著;行业工资与服务出口呈显著正相关,体现了在服务外包的大背景下,中国服务出口的劳动力成本具有绝对优势;对于技术密集型行业,比较优势对于出口具有明显促进作用。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出口二元边际？ —— 理论机制与经验证据

为考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将出口二元边际嵌入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进行理论分析,并使用2002-2013年中国出口企业的微观数据对理论假说进行检验。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会促进企业的出口总量和二元边际提升;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对一般贸易企业、民营企业、高生产率企业和高技术行业的出口总量和二元边际的提升效应强于加工贸易企业、非民营企业、低生产率企业和中低技术行业;在低市场准入成本和贸易自由化的基础上降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将对出口产生更为明显的促进效应。     

城镇居民生活能源碳排放的省域差异及影响因素

利用碳排放系数法,对中国及各省份城镇居民生活能源碳排放进行估算,并利用LMDI模型进行因素分解.结果表明,城镇居民生活能源碳排放从2000年的27784万吨CO 2增加到2014年的91336万吨CO 2,其中内蒙古碳排放增量最大.从全国层面看,收入水平和人口规模是刺激因素,分别增加碳排放78229万吨CO 2和31998万吨CO 2;节能技术、消费倾向和能源结构是抑制因素,分别减少碳排放31122万吨CO 2、9636万吨CO 2和5917万吨CO 2.从省域层面看,能源结构效应最大的是辽宁省,共减少碳排放793万吨CO 2;节能技术效应最大的是辽宁省,共减少碳排放3146万吨CO 2;消费倾向效应最大的是山东省,共减少碳排放907万吨CO 2;收入水平效应最大的是辽宁省,共增加碳排放6153万吨CO 2;人口规模效应最大的是广东省,共增加碳排放4006万吨CO 2.     

中国碳排放变动趋势及其影响因素——基于(进口)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的分析

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国际减排压力要求必须发展低碳经济。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提供的中国(进口)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通过结构分解考察10种因素对中国1995—2009年碳排放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1995—2009年我国碳排放出现大幅增长,从2721.51百万吨(Mt)CO2增至6213.38Mt CO2。在国内影响因素方面,能源密集型部门的碳排放强度下降在整个研究期间对碳减排的贡献最大,而国内最终需求规模扩张对碳排放增加的贡献最大,其他因素的影响相对较小。在贸易方面,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出口规模的扩张大幅增加了中国的碳排放,而出口结构、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进口替代效应的影响较小。     

贸易、环境与中国的选择

贸易与环境高度相关,贸易主要通过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等多种途径影响环境,环境通过影响比较优势而最终影响贸易结构。中国是近年来贸易和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但由于忽视了可持续发展问题,致使宝贵的自然资源和环境质量成为发展速度的代价,同时环保浪潮对我国对外贸易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如何协调贸易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是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     

广东农业碳排放:时空比较及驱动因素实证分析

根据农地利用、水稻生长和动物养殖3大类13小类碳源,测算广东1992—2013年农业碳排放,发现1992年以来广东农业碳排放总量及强度总体上均呈下降态势,其中:农地利用碳排放持续上升,水稻生长碳排放持续下降,动物养殖碳排放年际间变化不大。进一步运用LMDI模型对广东农业碳排放驱动因素进行分解,结果表明:广东农业碳排放主要驱动因素是农业经济发展,其次是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碳减排效应明显,自2009年以来农业产业结构碳减排效应逐渐凸显,农业人口规模对农业碳排放累计产生负影响。     

安徽工业经济增长与能源碳排放脱钩研究

以2005—2018年安徽省工业行业为研究对象,基于LMDI方法将工业经济增长与能源碳排放脱钩的内在驱动分解为能源结构、能源效率、经济产出、行业结构、人口效应五个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安徽省工业行业碳排放量态势前期巨幅上升,后期逐步趋向平缓;(2)能源效率是促进安徽省工业行业碳排放脱钩的主要因素,经济产出是抑制碳排放脱钩的首要原因,其次是人口效应因素,能源结构对碳排放脱钩抑制效果最弱;(3)在整个研究期间,安徽省工业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存脱钩效应经历由长期的弱脱钩转变为短暂强脱钩,最终进入弱负脱钩3个阶段.根据上述研究结论对安徽省绿色经济发展提出相关建议.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提高出口技术复杂度对增强中国出口贸易竞争力,建设贸易强国具有重要意义。利用双重差分法,以我国2001年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一外生事实为准自然实验,全面考察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能够有效促进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高,且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引致的高创新成功率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间接作用。此外,异质性分析显示：不同所有制下,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因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而明显提高,但对国有企业的作用力不明显;从不同地区来看,沿海地区企业表现出更为强烈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效应,而内陆地区企业则无明显影响效应;从不同行业来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对中高技术和低技术行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具有激励作用,而对中低技术行业存在抑制作用。     

高铁与城市交通对城市碳足迹影响研究

基于19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8-2013年的面板数据,研究高铁与城市交通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效应.发现:1.高铁带来的广义可达性改善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显著.通过促进区域均衡发展对东部城市有降低碳排放作用,而对中西部有增加碳排放作用;2.通过对私人交通的替代作用,城市公共交通对碳排放的影响为负.但公路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为正;3.交通对碳排放的影响受城市规模的影响.其中,对东部地区的碳排放影响主要受经济规模影响,但对中部地区的影响主要受人口规模影响,说明中西部地区城市仍然处于不断集聚阶段;4.各交通变量对大规模城市的影响大于对中等城市的影响.研究结论:交通通过影响城市人口、经济、土地规模进而对城市碳排放产生影响.因此,通过交通引导城市人口、产业、土地合理布局,进而减少城市碳足迹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