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中的语篇衔接分析

根据黄国文对语篇衔接的两大分类,结合韩礼德的语篇衔接分类标准和概念体系,从语法衔接和词汇衔接、逻辑联系语两大方面分析了兰姆姐弟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分析发现,兰姆姐弟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使用了时间地点关联成分、照应、替代、省略、连接等衔接手段,改写简洁,衔接紧凑,脉络清晰结构完整。兰姆姐弟擅用词汇衔接映衬人物形象,语言保留了原作的风格。     

兰姆随笔的表现艺术

兰姆随笔的表现艺术●邱仪我国的一般读者对查尔斯·兰姆（ＣｈａｒｌｅｓＬａｍｂ１７７５－１８４７）也许是相当陌生的。作为一个极富个性艺术特征的散文作家，兰姆也曾像一颗耀眼的星星高挂在１９世纪上半叶的英国文坛上。那是一个群星灿烂的时代，虽然在文学史家眼里...     

萧伯纳论莎士比亚

<正> 萧伯纳从幼年时代起就爱读莎士比亚的作品。他最初是阅读杂志上连载的莎士比亚戏剧片断,后来阅读查尔斯·兰姆(1775—1834,英国随笔作家)和玛丽·兰姆合写的儿童文学作品《莎士比亚故事集》(1807)。到十岁左右时,他已能阅读莎士比亚戏剧的全文,并能引用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对白,还能背诵《哈姆雷特》悲剧中的许多段落。萧伯纳的语言风格受到莎士比亚戏剧很大的影响。他回忆自己幼年时代读书的情景时说:“莎士比亚的戏剧对我来说就和母亲的     

欧美赋学研究概观

在西方学术界,早期研究赋学的多是欧洲的学者,包括奥地利、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学者。他们早在19世纪中期便开始研究了,其研究多是从翻译着手。欧洲学者最感兴趣的是《楚辞》,一般认为这是屈原创作的诗歌。奥地利学者费之迈是最早将中国的赋翻译成德文的学者。此后翻译中国辞赋的欧洲学者有法国的汉学家德理文侯爵、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等。翟理斯的《中国文学作品选珍》选译的诗文从最早的文学作品到清代的作品,收录了许多辞赋。20世纪初年,有多位欧洲学者开始专注于中国辞赋的研究,其中较知名的有卫利、叶乃度、赞克等。在美国学者中,较早研究辞赋的是卫德明和海陶玮教授,目前的领军人物是康达维教授。     

中国城市化研究:西方有关理论的演进及其意义

城市化研究是城市社会学中一个重要主题。近年来随着中国城市化的迅速发展,有关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样式、规模及水平,不仅为国内学者所关注,同时也极大吸引着国外学者的注意力。本文以西方学者眼中的中国城市化研究为线索,结合西方学者发表的有关研究文献,在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按照研究主题、方法和学科分类的不同,概括性的分析了西方学者在开展中国城市化研究方面所具有的特点,提出了我国城市化研究应学习借鉴和关注的主要方面。     

鸦片战争前后研究边疆和域外史地的学者群

在第一次边疆和域外史地研究高潮期,史地研究学者约有48家之多。除著名的徐松、张穆、何秋涛三大家之外,还有诸如俞正燮、张澍、龚自珍、林则徐、魏源、沈垚等一大批研究学者,形成了一个以研究边疆史地为主体,进而推及域外史地等领域的学者群体。从社会身份上看,该群体成员大致可分三类:一是学者型官吏;二是官吏型学者;三是相对纯粹型学者。这些人士的识见有高低之分,成就有大小之别,甚至学术所崇多有歧异,但他们为边疆和域外史地研究的兴起和蓬勃发展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本文拟对鸦片战争前后的三类史地学者及其学术成就作一简述。     

“文史不分家”与人文学者的责任

“文史不分家”囊括了文学、历史、哲学三种学科,作为人文科学,它在方法论、研究对象等方面都与其他学科有所区别.作为研究人文科学的学者,在传统的时代里,自我实现的途径有两个,一个是专业研究,一个是“入世”,两者都难以使“自我实现”这一欲望得到满足.进入媒体时代后,人文学者的研究与大众模仿需求联系了起来,给人文学者提供了机会,产生了所谓的学者明星效应,改变了人文学者的研究方式,直接导致了技术层面的研究简化、弱化和学术研究的市场化.而人文学者应该意识到,他们的使命始终都是对人类精神性即完整性的守护.     

台湾的中国古代哲学研究

中国古代哲学是海峡两岸的学者共同感兴趣的研究课题。台湾学者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的成果,愈来愈受到大陆学者的关注。人们看到,台湾学者研究中国古代哲学,不仅范围较为宽广,而且具有相当的深度,发表了一系列专著和大量论文。在研究和发掘古代传统哲学方面,台湾学者作了不少努力。     

问题意识：集体化时代中国农村社会的历史解释

集体化时代中国农村社会的研究,涉猎范围和问题非常广泛,本文侧重总结的是贯穿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农村社会的共通性问题,如基层政权、阶级划分与阶级斗争、集体化经济、日常生活等。该研究主要成就表现在：对有的问题做了较为深刻的解释,对有的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还有的学者提出了具有一定解释力的分析性概念。但也必须承认,许多成果只是下了事实描述的功夫,很少个人的思考,更缺乏理论性的提炼,从而也就很难产生相互间的争鸣。在研究方法上,总体说来还缺乏方法论意识。另外需要指出的一个现象是：集体化时代这样一个原本应作为历史学研究的对象。但历史学学者参与并不多,或者说即使有所涉足,也未能取得令人预期的成就。在此领域一展身手的主要有人类学学者、社会学学者、政治学学者和经济学学者。     

国内政治发展理论研究综述

国内政治学研究复苏20多年来,政治发展理论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我国政治发展研究是在借鉴西方学者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开展的,是基于我国国情的理论和经验的总结。在基于对政治发展的一般性认识之上,引述了国内学者在政治发展的目标、动力及战略问题上阐发的观点,并对政治发展研究的成就与不足作了简要的评价。     

公共选择与制度分析:西著东译与本土化研究

公共选择与制度分析(PCIA)传统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逐渐发展起来的,到70年代时,这一传统的学者已经逐渐积累了大量的理论研究、数学研究和经验研究的成果,在随后的30年时间里,这一传统的许多重要学者都相继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PCIA研究的成果获得了各方面的承认,虽然还不能说在各个学科成为主流,但至少已经是一种重要的传统了。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国外的研究成果逐步翻译、介绍到中国,与此同时,中国的学者也开始基于这一传统开始了本土化的研究。     

从系统比较研究中探索证据冲突法的学科体系

在国际私法或冲突法的法律和学科体系中,证据冲突一直是国内外国际法学者忽略的领域。主要原因是证据的性质不容易确定:证据是国际法还是国内法,是程序法还是实体法,是公法还是私法,各国学者认识不一。在中国,证据问题一直有国内法学者在研究,但是,他们未能站在冲突法的高度来研究证据问题。笔者从1995年开始研究冲突法领域的证据问题,时至今日已经10个年头,发表了一些关于证据冲突规范方面的论文,并且进一步研究了程序冲突规范、公法冲突规范、国内冲突规范等冲突法问题,其中涉及内容基本上都是在国内第一次提出的观点和看法,具有创新性质…     

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学说是科学

人、人性、人道主义的问题,是现代西方哲学界研究的热门课题。在研究中,不少西方学者把这些问题同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考察。有的学者把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等同起来,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反人道主义的。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则宣称马克思主义本来是“真正的人学”,马克思后来抛弃了对人的研究,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的空场”,因而要用存在主义“补充”马克思主义。这些观点从不同方面歪曲了马克思主义,首先是歪曲了马克思对人的问题的研究和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学说。马克思在探索新世界观的过程中,同时展开     

文学的批评,人文的关怀——简论夏中义学者批评

当代学者按其研究路径大致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专家型学者与问题型学者。夏中义以其在学者批评领域内十几年的坚持,可被视为专家型学者的典型。夏中义从事学者批评是在文学研究的领域内进行的,但是,透过文学研究他关注的实际上是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也因此他＂文学的批评＂实际体现的是他深切的＂人文的关怀＂。     

海外冼夫人研究概况及特点

冼夫人文化和冼夫人信仰具有国际化特点,在东亚、东南亚,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广泛的传播。海外学界对于冼夫人的研究起步很早,成果丰硕。通过梳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对冼夫人的研究,呈现海外学者冼夫人研究的概况和特点,发现海外学者在冼夫人研究领域与中国大陆学者并行不悖,但在着力点上却有所差异,且在理论方法和观点视角方面颇有创新。放眼海外,有助于深化大陆学者对海外冼夫人研究的认知,加强海内外学者冼夫人研究的沟通交流,促进冼夫人研究和冼夫人文化的国际化传播。     

福建协和大学与福建文化研究的学术传统

本文认为,福建文化研究是当年福建协和大学的学术强项之一。在福建文化研究的学术传统形成和延续的进程中,福建协和大学的学者贡献良多。本文描述和论述福建协和大学及其福建文化研究之若干情况:校史片断,从闽学会到福建文化研究会,校内学者的协力和接力、校外学者的参议和参与,以及福建协和大学在福建文化研究方面的学术渊源、学术特点和学术影响。     

张隆溪与刘若愚诗学之比较

在海外华裔学者中,尤其是比较学界,刘若愚和张隆溪都是很有影响的学者,他们的著作在大陆也很受欢迎。但是他们的研究路向有所不同,对二者比较研究,有助于更好地了解比较诗学的研究方向,也有助于了解作为华裔学者在中西诗学的比较研究中所体现出来的文化心态和中国情结。     

海外学者中国城市经济史研究的大众文化取向——以陈锦江上海近代百货公司研究为例

研究中国城市经济史,百货公司是一个重要内容。美国学者陈锦江（WellingtonK．K．Chan）的上海近代百货公司研究在海外相关领域中起步最早且富有见地。本文就其在该领域的研究做历史性的学术考察,旨在透过对美国学者变动中的研究旨趣、研究方法、研究趋势的分析,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海外学者中国史研究的大致脉络和大众文化的研究取向。     

20世纪名辩与逻辑、因明的比较研究

20世纪将名辩与逻辑、因明作比较研究且贡献较大的学者 ,有孙诒让、梁启超、章太炎、谭戒甫、虞愚、章士钊、沈有鼎、张盛彬八位学者。其研究经历了一个由着眼于“同”到着眼于“异”的过程 ,且紧密围绕三个传统的推理进行比较。通过这种研究 ,为中国学术界形成了一个新的逻辑史学科和研究方向 ,促进了逻辑学在中国的传播、普及和发展。其研究的主要教训是 ,某些学者在运用逻辑学对名辩思想作解释时出现了牵强附会现象 ,不同程度地模糊或抹煞了名辩学的原貌和特色 ,造成对名辩学的逻辑成果评价不当等     

我国蒙古学研究的现状与发展

蒙古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国际性的学科。国外从13世纪末和十四世纪初开始,中亚地区有的学者对蒙古族西征的史实作过一些记载和论述,并运用阿拉伯文、波斯文和阿美尼亚文撰写过有关蒙古历史的著作。以后还有一些欧洲学者陆续写过蒙古族的历史与游记。18世纪前后,俄国设置了专门机构和人员,对蒙古族的历史、语言、文学进行研究,并派人到蒙古地区进行过考古和实地调查。19世纪以来,日本对蒙古学的研究很重视,相继组织了专门机构和人员,直到现在仍是世界上研究蒙古学的一支劲旅。从18、19世纪以来,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的学者撰写了蒙占族的历史、语言、文学、经济方面的著作和文章。自1959年到今,先后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召开了五次国际蒙古学学者大会,讨沦学术内容包括对蒙古历史、经济、语言、文学、文化艺术、哲学和中亚文明史等方面的研究,并成立了国际蒙古学学者协会。近几年来,日本、美国、苏联、蒙古、西德、澳大利亚等国蒙古学学者,到我国进行参观、访问和学术交流,促进了相互了解,并推动了我国蒙古学研究的发展。我国也派出学者到美国、日本和西德进行了参观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