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气候政治中的负外部性权力及其影响

当前全球气候治理中各国的温室气体减排进程缓慢。文章通过“负外部性权力”的视角分析这种国家行为体削减自身负外部性意愿和行动力不足的问题。在特定条件下,负外部性形成一种权力资源。其发挥作用的原理是产生负外部性的主体可以凭借负外部性为条件与其他行为体讨价还价以增加自身的获益或使自身处于有利地位,因此负外部性具有关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的属性。在气候政治中国家行为体特别是排放大国倾向于使用负外部性权力影响总体谈判进程和其他行为体以获取利益。通过案例研究,文章认为在国际气候政治里美国主要是消极使用负外部性权力,欧盟则是积极使用负外部性权力的典型,而中国也拥有越来越多的负外部性权力资源。为了更好地解决负外部性问题,应当承认负外部性权力存在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并在合理限度内对其进行使用。      

全球公共问题治理:制度与途径

全球公共问题的共同性和不可分割性,要求全球治理主体通过合作的集体行动来治理日趋增多的全球公共问题.在没有世界政府的国际社会中,借助国际制度的作用实现全球公共问题的治理,对国际社会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对全球公共问题的治理主要是通过国际组织治理、非政府组织治理和全球合作治理三种途径来实现的.     

全球公共问题治理：制度与途径

全球公共问题的共同性和不可分割性，要求全球治理主体通过合作的集体行动来治理日趋增多的全球公共问题。在没有世界政府的国际社会中，借助国际制度的作用实现全球公共问题的治理，对国际社会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对全球公共问题的治理主要是通过国际组织治理、非政府组织治理和全球合作治理三种途径来实现的。     

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失败的制度原因初探——以全球公共物品为视角

气候环境对于人类社会而言属于公共物品的范畴,目前《京都议定书》的实施失败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利益分化而形成的集体行动问题,且此行动问题直接造成了全球公共物品的供给不足。由于国际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存在着多重障碍,造成了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各国陷入了不合作博弈的行为模式。这种策略选择直接导致了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制度失灵。     

全球公共问题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兼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由来与治理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使人重新关注全球化进程中日益凸显的全球公共问题。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全球公共问题是由于国际公共品的特征诱发国际社会行为体产生＂搭便车＂的行为倾向,使国际公共品陷入困境所导致。＂霸权力量＂、私有化和国际机制是全球公共问题的治理之道。当前席卷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为观察全球公共问题及其治理提供了契机。     

国际行为体多元化探析

文章首先以时间为顺序,分三个时段回顾了国际行为体日益多元化的历程。经济全球化、全球性问题的增多、国内市民社会的兴起以及全球公民社会的产生与发展,是行为体日益多元化的主要原因。行为体的日益多元化,在理论上对传统的“国家中心论”提出挑战的同时,在实践上也产生巨大影响,包括对传统的国家主权提出挑战、对全球治理有利有弊、对国际体系的变革产生影响。将来国际行为体的种类会更多、数目会更大、非国家行为体的活动范围更广、地位也更显著。     

次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气候治理 3.0时代的功能定位研究

2015年《巴黎协定》的达成标志着全球气候治理正式步入"3.0时代"。在3.0时代,国家行为体面临着"集体行动的困境",导致其所发挥的作用受到一定限制,而次国家行为体因其坚实的理论基础、现实基础和实践基础而愈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和重视。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次国家行为体已不仅仅是国际气候谈判中国家形象的具体呈现者、国家气候政策及立法的坚定执行者,它还是全球气候治理理念的实际引领者、全球气候治理规范的潜在创新者与积极扩散者和国家自主贡献预案目标的主要落实者。为了实现次国家行为体的这些功能,我国城市可以从积极开展地方气候外交、深度融入全国统一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创新管理地方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和主动开展地方应对气候变化的先行立法等四个方面进行深入思考。     

智库全球治理能力：理论建构与实践分析

本文提出一个“智库全球治理能力”分析框架,并对中、美、英三国智库的全球治理实践进行比较分析。在全球治理进程中,作为非国家行为体的智库与国家各自作为施动者与国际体系中的其他智库以及其他国家行为体进行互动,从而形成全球治理的结构。这一全球治理结构即行为体之间的交往互动形成共有观念,建构了全球治理中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并影响其行为,进而推动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智库一方面生产观念,另一方面通过全方位的舆论传播和跨国网络的建构,推动了各个国家之间的互动和共有观念的形成。“智库全球治理能力”具体分为全球公共思想产品供给、舆论影响力传播、跨国智库网络建构三个维度。     

《京都议定书》的集体行动困境

20世纪末期，气候变暖已经成为全球普遍关注的问题，《京都议定书》就是国际社会为防止全球气候变化做出的积极行动。由于其成员的广泛性与多样性，各成员对于《京都议定书》这一国际集体行动承担了不同的行动成本，各国的收益也有较大差异。笔者试图利用奥尔森的公共选择理论分析《京都议定书》面临的集体行动的困境，虽然其自身提供的成本-收益分担机制和选择性激励机制能够分担不同国家的履约成本，在增进全球公共利益的同时，增加各成员个体履约收益，但同时还需要外部的激励机制，以提高发达成员履行其国际义务的积极性，促成《京都议定书》的有效执行。     

“全球公民社会”的生成及文化意义——兼论“世界公民人格”与全球“公共价值”意识的内蕴

21世纪的人们所面对并生活于其中的当代社会,是一个业已处在全球化浪潮中的现代“全球公民社会”,它是对近代以来以“现代性”为理念支撑的“原子式社会”的反思、重构与超越,旨在实现人类实践经验与精神文化观念的全面共享。“全球公民社会”秉持“世界公民”的生存理念观,着眼于“世界公民人格”的养成与全球“公共价值”意识的化育,表现为一种普世但非同质的价值理想,同时更是一种必要的制度安排和实践规范——宪章、规则、目标、机制等。全球公民社会有其内在的合理性根据,它自身禀赋着多方面独特的功能性特质：一是谋求多极主体实践行为的统一性,建构全球性的协同与合作伦理;二是化解全球自由市场无限扩张与民族国家有限生存之冲突,探寻两者间必要张力生成的可能性空间;三是致力于全球公共事务的有效治理,谋求全球公共秩序与集体行动的实践逻辑。     

国际航空排放全球共同治理机制构建

随着国际气候谈判的白热化和国际航空运输的快速增加,国际社会越来越关注航空排放问题。欧盟在"低碳革命"中当起了急先锋,率先将航空业纳入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招致多国强烈抵制,欧盟的"个体理性"导致了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集体行动的困境,不能实现真正降低航空排放的目的。本文在分析现有治理方案的基础上,结合国际航空排放的内在特征,提出只有全球共同治理才能走出困境,并给出对策建议。     

现代国际法中的集体安全制度

国际社会从各国实行的单独安全保障机制过渡到集体安全保障机制,《联合国宪章》建立了现行有效的全世界范围内的集体安全机制。分析《联合国宪章》所建立的集体安全机制目前面临的诸多挑战,并从加强国际法立法、解释,完善《联合国宪章》等方面提出加强集体安全机制的若干措施。     

社区共同体的秩序逻辑

在城镇化及各项改革日益深化的时代，社区新秩序的营造无疑已成为时代命题。传统自发的社区秩序和“政社合一”的社区秩序在多种因素冲击下相继走向式微，当前呈现出更多新属性的住宅小区，正积极寻求新的秩序样态。多元行动主体在社区层面的集体行动，假如缺乏秩序维度的支撑，则即便各自都是理性行为，也很容易导致集体行动的灾难。因此，美好共同体的建设不仅需要理性能干的人，还需要各种理性行动主体通过有效参与和协调，来形成健康的秩序样态，以避免集体行动的悲剧，进而促成良好的社区生活及工作共同体。     

从金砖国家国际合作的视角看气候变化时代的中国能源法

高速发展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以及密集型农业模式使得金砖国家对于全球变暖表现得更为脆弱。作为全球重要的经济体,金砖国家的行动会对世界范围内温室气体减排的效果产生重要影响。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时代,中国承受着国内能源短缺与国际温室气体减排要求的双重压力。中国已经制定了若干关于节能和可再生能源的法律、法规,并正在制定中国能源法。这些法律法规在节能降耗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仍然存在一些缺陷,不能很好地解决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问题。将金砖国家能源方面的法律法规汇总进行研究将为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时代开展国际合作、重建能源法律体系提供宝贵的经验和指引。与此同时,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应将其能源部门的相关政策与其在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中的立场相协调。     

英国学派的思想流变——从多元主义到社会连带主义

本文以“国际社会”这个核心概念为切入点,对英国学派的思想流变做了一个较为详尽清晰的梳理,重点把握了其中一个重要发展线索:研究视角从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分享共同利益、规则、价值的单一维度国际社会,逐渐向以国家、个体、跨国行为体为基础的多中心并存的世界社会演变,研究重心从多元主义到社会连带主义的转变是英国学派自身理论重塑的过程。     

行业协会在国际反倾销中的职能论析

近几年来,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屡遭其他国家的反倾销指控,我国已成为反倾销最大的受害国。在目前国际反倾销中存在的问题之一就是国内企业不积极应诉或是单独应诉,由此造成不利的后果。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发挥好行业协会在国际反倾销中的作用。由于我国行业协会的发展还不完善,存在着种种弊端,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其作用的发挥。面对愈演愈烈的反倾销指控,行业协会应努力克服自身弊端,不断完善其职能,充分发挥其在国际反倾销重要作用。     

国际体系常态：疑惧与整合

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系统成员之间实质上的不平等关系以及以实力界定并分配利益是疑惧产生的基础;国际规则与国际关系行为主体间的相互依存只能纾缓疑惧的程度,由于国际规则在制定与形成、适用与效力、正义及其贯彻程度等方面存在着先天的不足与缺陷,它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疑惧心态。整合是国际关系行为体彼此疑惧的逻辑结果,整合的过程就是国际关系体系的演进过程,其结果则是各行为体综合实力较量而形成的总合力所致的“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务”。整合的模式主要有“胜负型”与“双赢型”两种。在主权国家的历史终结之前,疑惧与整合仍然是国际体系的基本属性。     

文化边界与国际贸易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所获得的能力和创造的成果。它具有实用性、社会性、学习性、发展性、价值载体等特征。每一种文化模式都隐含着不同的社会利益、价值取向以及社会成员对生活方式的认可或否认,并与造成这种差异的特定社会环境相联系。一些西方国家通过文化边界的扩张,试图改变、调整以至最后消除各国之间自然的和人为的疆界,建立“文化霸权”。所以国际贸易既是国际之间商品和服务的竞争,又是文化的较量。     

欧盟航空减排贸易指令的国际法分析——兼评中欧航空减排争议

欧盟将航空业纳入减排贸易体系的指令,不仅将冲击国际航空业,还挑战了现有的国际法规则。不少国家及其航空业协会声称反对欧盟的单方面措施。美国航空业协会已经开始了相应的法律诉讼,中国、印度等29国的航空业宣布抵制欧盟航空碳税计划。欧盟坚称其措施具有国际法上的正当性,是控制航空业温室气体排放的合法措施。因此,有必要从国际法的角度,探讨欧盟航空减排贸易指令合法与否。通过对《京都议定书》,尤其是对第2条进行文本分析、历史分析和目的解释,结合共同而有区别责任原则的分析可知,欧盟单方面针对国际航班征收碳税的措施不合法,也不适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