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儒商

经考证"儒商"是一个历史范畴。在肯定儒家的智、仁、勇"三达德"思想是塑造现代儒商的重要资源,同时,又指出儒家的君子人格论是一种"片面的道德型人格"。建构现代儒商必须在吸取儒家"三达德"思想的基础上,从理论架构上提出"德、智、情"三位一体的儒商人格模式,以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传统勇毅思想与当代道德建设论要

勇毅,是古代中西带有共同性的道德规范.儒家视"勇"为"三达德"(智、仁、勇)之一,足见勇德在中国传统道德中的地位和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在传统伦理思想中,与勇德紧密联系的概念还有"毅"."勇"、"毅"联用,表示勇敢坚毅,它要求人们勇猛无畏、见义勇为、信勇刚毅、不畏艰险、勇攀高峰、勇于进取、勇往直前.无论是人类征服自然的活动,还是科技创新、艺术创造都离不开勇毅.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弘扬勇毅品质,对于协调人际关系、净化社会风气,推动职业活动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仁义之勇”与“血气之勇”:荀子对儒家勇观念的诠释

荀子之"勇",学界鲜有论述。"勇"作为一种道德能力与实现自我的道德驱动力,其内涵与个体道德和社会道德相关涉。"勇"一方面具有成物的特性,勇行强调的是追求社会性的道德生活,合乎仁的社会品格和价值理想;另一方面又具有成己的自我实现作用,勇是自爱,能提撕行为主体以道德勇气,进而成就自我道德人格完善。荀子将勇分为"仁义之勇"与"血气之勇"。"仁义之勇"以仁为形而上的道德支撑,以耻辱之心为道德"启动装置",在经验世界中使道德主体护守德性生命的尊严;"血气之勇"属于匹夫之勇,受情绪、激情的驱使,它是在道德理性被遮蔽的情况下对外部境域变化产生的生理应激反应。对儒家勇观念作哲学层面的剖析,有助于今人全面深入弘扬儒家勇武精神,发掘儒家勇观念的现代价值。     

儒"义"考论

在儒家思想中,"仁"、"义"是其重要的两端.本文从先秦儒家思想发展的角度出发,探讨了自孔子、子思、孟子到荀子等儒家学派不同时期对"义"的发展和规范,认为在先秦儒家思想中,"义"并不是作为一个单独的伦理道德范畴孤立存在,而与"道"、"仁"、"礼"、"勇"等紧密相联.它既是政治理想的规范,道德伦理的标准,又是完美人格的重要方面,对我国国民性产生了重要影响.     

儒家“知、仁、勇”思想的当代价值

挖掘儒家“知、仁、勇”思想的当代价值,可以为人的生命实践提供哲学指引。从《中庸》的相关原文出发,分析“知、仁、勇”在中国传统思想体系中所体现的内涵及其关系。分析认为,《中庸》提出“知、仁、勇”思想是基于儒家对人的精神价值及其人格生命的高度关注和肯定;儒家“知、仁、勇”思想的精神智趣及其道德价值对当代社会人们道德信仰缺失和道德体系重建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儒家伦理与社会和谐——以仁义礼智信为例

儒家传统伦理的内涵完全与社会合为一体,在对其基本范畴"仁、义、礼、智、信"进行诠释的基础上,指出把儒家伦理与当代社会文明建设结合起来,从中寻找社会和谐发展的理念,可以成为当代社会维护社会秩序、保持社会和谐、稳定与发展的基本理念.     

知与智统一维度下的儒家智德思想研究

"智"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也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道德条目之一。儒家关于"智"的思考与"知"交织在一起,基于三个向度展开:"知"与"智"的关系、"智"的内在层次、"智"的实现路径。而"智"的内涵、进路与价值正是在这种交互关系中得以展现。相对于知识性的"知",儒家更重视实践性的"智",通过强调"仁"与"智"、知与行的统一,儒家把致"智"的过程理解为成就完美人格的必经之路。儒家有关"智"的讨论,集中体现了儒家知识论的道德化倾向,更多显示为知识与智慧、知识与价值相统一的"道德知识论"意味。在以"知"与"智"的互诠中,儒家"智"德的特征得以凸显。     

陶渊明理想人格教育思想研究

从整体上看,陶渊明理想人格教育思想极为丰富和深刻.首先,陶渊明是通过读圣贤书、践圣贤志,坚守天道,奉行仁义而实现理想人格,结果是达到"羲农""重华""羲皇上人"那样的人生境界;其次,陶渊明理想人格教育思想具有根源性的德性内容,是对孔子思想的继承,体现在对于"智""仁""勇"三"达德"的认同;最后,陶渊明展示出理想人格教...     

《论语》中的勇:历史建构与现代启示

<论语>中"勇"字具有几种不同含义,集中表现在"子路之勇"论说上面.<孟子>、<荀子>中勇之类型学均致力于勇者人格的塑造,其"大勇"、"上勇"之"大丈夫"、"士君子"之德性既有内圣挺立之一面,亦兼有外王之内涵,而此勇者之原型游弋于"曾子之勇"与"文王之勇"之间.降至宋明理学,"勇"之论说生面别开,"颜子大勇"的论说成为各种"勇"论的主调,仁、智、勇三达德的排序亦成为"成德"与"入德"关系问题而得到专题讨论,勇德内敛为一种内在德性生命的品质.至近代,面临列强觊觎之危局,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士人重塑"勇"传统,"孔子大勇"定下了<中国武士道>一书的基调.胡适之<说儒>实属重谈"梁调".现代儒家的义理建构中,"勇"几乎不占有任何地位,作为"三达德"中的一目,勇德几近形同虚设.在"英雄社会"、"圣贤社会"不再的"当今时代"之中,还有无必要谈论"勇"以及如何谈论"勇"?他山之石,或可给予我们启发.     

孔子道德理想论析

孔子是一位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思想家。他提出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具有极其深远影响的道德理想目标,作为实现其社会理想的精神动力。他将周公为代表的西周初期统治者的思想主张,作为自己思想体系的出发点和逻辑起点。孔子的志向在于建立一个富足、文明、和谐、稳定的理想社会。出于实现这一社会理想的需要,他提出了一个以"仁"为核心、以"礼""义"等为基本范畴的社会道德价值体系,设计了具有不同层次品格的理想人格形象。他谈论最多的道德理想人格是"君子"。君子人格应当具备的品格,最主要的是"仁""知""勇"三个方面。     

"礼"与"雅"、"俗"观念的原始区分

原始的雅、俗都和"礼"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否遵循礼的规范,是区分雅俗的重要标准.礼最初是俗的一种体现,经过贵族加工和发展后.礼更加规范,约束力更强.雅依从于这种规范后的礼,最早在音乐领域诞生,借以和未经规范的、不能体现礼的精神的"俗乐"相区分.雅的观念产生以后,雅俗之间才开始有了区分.     

"落红"与"幽月"--浅议宋词中的言"愁"意象

"愁"作为人们一种普遍的情绪体验,在宋词中经常得以表现。在具体创作中,词人往往借助某些具有特定文化内涵和情感指向的意象进行传达。本文着重指出"落红"与"幽月"二意象来阐释词人的言"愁"情怀。     

叙事学语境中的“自我”与“他者”——浅析福音书的“作者”与“读者”

"作者"与"读者"是叙事交流语境中的重要环节.本文尝试从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的角度,分析福音书的文本,以此强调其中的意识形态内涵:认信耶稣是基督,耶稣基督向世人传报救赎的好消息,使世人更加笃定对上帝的信仰.这种神学观念的彰显既是福音书的著书目的,又凸显出了其自身独特的综合意识形态特征的审美价值.     

避“虚”就“实”——谈英语抽象名词的汉译技巧

英语资料中,我们常常遇到抽象名词,对于这些抽象名词,我们觉得理解它们的意思,却很难用简短的汉语将其意思说明白.本文提出了用转化法和引申法来翻译抽象名词,以及使用这些方法的前提,说明了如何使译文达到信、达、雅.     

在“沉默“与“言说“之间——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

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始终都在"超越"和"现实"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即在"沉默"与"言说"之间:恰如其分地说出可说的,以显示不可说的.这一思路为后世哲学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一种区别于传统形而上学和现代科学的新的思维方式.认为哲学也并不意味着找到答案以求安宁,而在于根据不同的时代特征不断地提出新的"哲学问题",这些问题作为人之为人的永恒追求,构成了人的价值意义世界,将与人类同在.     

论《浮士德》中“善”与“恶”及“美”与“丑”的辩证关系

分析了歌德在《浮士德》中构建的天帝与靡非斯陀、浮士德与靡非斯陀和浮士德自身的"善"与"恶"的冲突及其辩证关系。认为歌德笔下的"善"与"恶"的冲突无所不在,既相互斗争,又相互依存,既相互对立,又相互渗透。它揭示了矛盾运动的普遍性及人类社会发展中前进与停滞的矛盾斗争,反映了人性深处的拼搏和内在矛盾。他所刻画的"丑"中有"美","丑"转为"美",使"恶"与"丑"也具有了重要的审美价值。这些体现了歌德成熟的辩证思想和美学思想。     

“门”字作为“丑闻”意指的语义探微

近年来,以“XX门”形式构词的一些词语异军突起,并且频频见诸报端。与以往以“门”字构词的词语有所不同的是,这些词语的语素构成存在强烈的语境差。其实,正是语境赋予“门”字以临时意义。这种临时意义随着语境差的消失最终升级为固定意义。     

从“破冰之旅”到“融冰之旅”

从"破冰之旅"到"融冰之旅"不仅需要中国人民不计前嫌的博大胸襟、中国政治领袖非常的政治智慧和诚意,更需要日本政府的诚意、日本政府和人民的"热量"。     

"仁"、"生"、"理"三位一体的理学形上架构

理学家们把本来具有道德性的孔子之仁与<易传>的生生观念相结合,将此生生不息视为生意、生理,并与人的心性相结合,建立起了"仁"、"生"、"理"三位一体的形上架构,完成了"天人合一"的理论预设.这种建立过程包括了对孔子的同情、<易传>的阐发,包括有佛老的刺激、中医的启发,以及他们自我的体贴和思考等一系列工夫.对这一过程的分析和说明,可以更清楚地把握理学本体范畴的结构与含义,也有利于进一步了解理学的整个体系及其思想价值.     

试析"隘"、"狭"、"窄"的历时演变

本文着重对“隘、狭、窄”三个词,从西周到元明清的历史文献中出现的频率和原因进行考察,并结合它们在现代汉语方言区中的分布,讨论了这三个词的历时替换及其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