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启蒙:启蒙的两难--我为什么不是一个道德形而上主义者

启蒙作为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的关键词,一直是学术界探讨的重点和焦点,同时也是热点和难点.近一个时期文化界围绕启蒙问题展开的一场关于道德"形而上"与"形而下"命题的争论就颇为发人深思.对道德形而上主义的排斥并不意味着对道德本身的排斥,恰恰相反,这更进一步证明我们时代的精神状态更需要道德.笔者并不担心道德在启蒙位置中的确立,也不害怕随着时代的需要新、旧道德之间发生的适度紧张以及创造性的转换,所有的只是对道德中心主义的忧心忡忡.     

道德形而上主义:反思百年文学"启蒙"问题的可能与限度

张光芒试图从时代的深层需求入手论证道德形而上主义存在的根据及价值,提出为道德而道德是文化根基的重建,为形而上而形而上是人性上升的路向,而为主义而主义是文化启蒙的终极,他希望道德形而上主义的精神要义及其感应时代深层需要的迫切性、艰难性由此引起同情的理解.熊元义则认为历史的进步与道德的进步这对矛盾在根本上是统一的,但它有时出现尖锐对立.因此必须在历史的发展中进行道德批判,而不是相反.任何形式的放弃道德批判都是不可取的.符杰祥试图以"同情的理解"作为批判道德形而上文学的前提,他一方面承认道德形而上主义所表露出来的问题意识是深刻而严肃的,另一方面也批判了它的问题限度与回归道德主义的危险.武善增的文章则对"道德形而上主义文学"精神底线的缺失及扭曲人性的可能后果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提出对人性的世俗幸福的呵护与捍卫,才是促进新世纪文学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几个悖论

从文学史发展的内在悖论入手辩证地理解道德形而上与形而下问题,认为中国20世纪文学在努力走向形而上的过程中,却越来越忽略了形而下,也忽略了文学自身,并分析了启蒙与反启蒙、道德与反道德、通俗与典雅之间的诸多矛盾。     

百年中国新文学的道德形而上与形而下问题争鸣(续三)对启蒙与道德的误读及歪曲

何中华以"启蒙、道德与文学"为题,试图对三者之间的关系寻求一种新的可能的解释.他认为,只有超越理性的信仰和超越自然律约束的积极自由,才能为道德提供内在理由,从而使其成为可能.历史与道德的分裂既造成了文学选择永恒的两难处境,也是文学成就自身伟大的根据之所在.徐仲佳认为,近来围绕着启蒙哲学中的道德形而上主义所展开的论争显示出两个焦点一个是形式上的,即道德形而上学如何可能;一个是原则上的,即道德形而上学的原则是自律的还是他律的.这是启蒙哲学的基点,也是我们文化重建的坚实理论基础.张中锋则对这场论争的始作俑者所持的观点提出批评,认为张光芒对诸如启蒙、教育、形而上等概念的理解存在着偏差;并指出"启蒙"不等于"教育","道德"也不能"形而上".     

百年中国新文学的道德形而上与形而下问题争鸣(续三)启蒙、道德与文学--一种可能的解释

何中华以"启蒙、道德与文学"为题,试图对三者之间的关系寻求一种新的可能的解释.他认为,只有超越理性的信仰和超越自然律约束的积极自由,才能为道德提供内在理由,从而使其成为可能.历史与道德的分裂既造成了文学选择永恒的两难处境,也是文学成就自身伟大的根据之所在.徐仲佳认为,近来围绕着启蒙哲学中的道德形而上主义所展开的论争显示出两个焦点一个是形式上的,即道德形而上学如何可能;一个是原则上的,即道德形而上学的原则是自律的还是他律的.这是启蒙哲学的基点,也是我们文化重建的坚实理论基础.张中锋则对这场论争的始作俑者所持的观点提出批评,认为张光芒对诸如启蒙、教育、形而上等概念的理解存在着偏差;并指出"启蒙"不等于"教育","道德"也不能"形而上".     

"道德形而上主义文学":究竟要不要精神的底线?

张光芒试图从时代的深层需求入手论证道德形而上主义存在的根据及价值,提出为道德而道德是文化根基的重建,为形而上而形而上是人性上升的路向,而为主义而主义是文化启蒙的终极,他希望道德形而上主义的精神要义及其感应时代深层需要的迫切性、艰难性由此引起同情的理解.熊元义则认为历史的进步与道德的进步这对矛盾在根本上是统一的,但它有时出现尖锐对立.因此必须在历史的发展中进行道德批判,而不是相反.任何形式的放弃道德批判都是不可取的.符杰祥试图以"同情的理解"作为批判道德形而上文学的前提,他一方面承认道德形而上主义所表露出来的问题意识是深刻而严肃的,另一方面也批判了它的问题限度与回归道德主义的危险.武善增的文章则对"道德形而上主义文学"精神底线的缺失及扭曲人性的可能后果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提出对人性的世俗幸福的呵护与捍卫,才是促进新世纪文学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     

"道德形而上主义"之争与文学的两难选择

张宝明的文章对张光芒、陈晓明、刘士林的观点一一作了回应,指出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不是要不要道德的问题,而是如何摆正道德的定位问题;无论是把道德作为文学的救命稻草还是杯弓蛇影的暗器,都是殊途同归的思维模式;道德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因素决定了知识分子应走"形而下"的外化道路.张全之的文章则追溯了"五四"道德革命的深层缺失,指出其肯定现世人生,拒斥道德形而上诉求,从而使信仰世界出现"真空";影响所及,使新文学创作在世俗化倾向上越走越远.杨庆东进一步指出,中国启蒙运动过于注重道德实践的个体性与个人中心主义,而忽略了道德普遍主义,这直接导致整个启蒙运动关于现代性道德伟大谋划的失败;在当下道德实用主义盛行的文化语境中,对此加以反省,既是重寻人文精神资源的思想需求,也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潘正文试图以更为辩证的态度来理解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文学之争,认为它反映的是自"五四"以来一直未曾解决的两难选择问题,即文学的审美主义性质与启蒙理性的反审美主义之间的内在矛盾;并指出,道德形而上问题的解决,必须紧扣中国语境和中国文学的两难性质,这样才能有的放矢,而不应该以西方的后现代背景作为道德虚无主义的借口.     

道德形而上缺失与"五四"新文学创作的世俗化

张宝明的文章对张光芒、陈晓明、刘士林的观点一一作了回应,指出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不是要不要道德的问题,而是如何摆正道德的定位问题;无论是把道德作为文学的救命稻草还是杯弓蛇影的暗器,都是殊途同归的思维模式;道德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因素决定了知识分子应走"形而下"的外化道路.张全之的文章则追溯了"五四"道德革命的深层缺失,指出其肯定现世人生,拒斥道德形而上诉求,从而使信仰世界出现"真空";影响所及,使新文学创作在世俗化倾向上越走越远.杨庆东进一步指出,中国启蒙运动过于注重道德实践的个体性与个人中心主义,而忽略了道德普遍主义,这直接导致整个启蒙运动关于现代性道德伟大谋划的失败;在当下道德实用主义盛行的文化语境中,对此加以反省,既是重寻人文精神资源的思想需求,也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潘正文试图以更为辩证的态度来理解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文学之争,认为它反映的是自"五四"以来一直未曾解决的两难选择问题,即文学的审美主义性质与启蒙理性的反审美主义之间的内在矛盾;并指出,道德形而上问题的解决,必须紧扣中国语境和中国文学的两难性质,这样才能有的放矢,而不应该以西方的后现代背景作为道德虚无主义的借口.     

论"启蒙"作为"主义"与现代文学的缺失

在中国,启蒙的意义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字面上的望文生义、西方思想来源、中国文化传统和现实语境中的重新生成.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种启蒙运动,那么,"五四"新文学运动总体上也可以说是启蒙主义文学.科学,民主,自由,个人权利,改造国民性,开启民智,反封建,富国强兵等,这既是新文化运动的目标和任务,也是新文学运动的目标和任务.所谓"人的文学",这不过是新文化运动"立人"主题在文学上的一种演绎.对于现代文学来说,启蒙是绝对必要的,但启蒙被强调到极致,变成为一种"主义"的时候,就会物极必反,从而造成了现代文学的缺陷.归纳起来,启蒙主义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缺失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重思想轻文学,思想压倒文学;二是重文学的社会功利目的,重视文学的教育作用、认识作用,而轻视文学的审美娱乐作用,压抑文学的审美性、娱乐性和消闲性.     

"道德形而上主义文学"的精神陷阱--当前学术界"二张"关于启蒙争论之我见

人性价值立场的缺位与将"道德形而上主义"抱持为惟一价值立场的错位,使张光芒重构"道德形而上主义文学"的理论诉求导向了一种新的精神陷阱.这种精神陷阱就是"道德形而上主义"对人的建构所必然导致的"自杀"、"杀人"与"被杀".     

论"开明派"的文化选择

"开明派"通过对20世纪20年代后期成为社会主流话语的社会革命和阶级斗争学说的思考,自觉选择了继续坚守启蒙立场的文化路向.这种选择,与他们多年从事启蒙工作的经历密切相关,也显示了他们对启蒙工作价值的深刻理解.     

对“顿悟”、“体证”的哲学诠释

中国佛教讲"顿悟成佛",儒家讲"体认天理",道家讲"与道合一",儒、释、道三家在修行理论上都注重"顿悟"、"体证"。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作为三家最后标的之"佛"、"天"、"道"多有相似相通之处,都是一个既无方所、无质碍而又恒常遍在,既无形无象而又可为"天地根"的"本体"、"大全"。"本体"的非实体性,导致常规的认识方法,诸如分析、推理、归纳、综合等,都很难完整、准确地认识和把握它;而"直观体证"则是人类在长期思维实践过程中,试图以一种突发、跳跃的方式去对"本体"进行直接确认和整体把握的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由于缺乏严密的逻辑分析和科学论证,它认识或把握对象具有推测性,因而只是一种或然性思维,而非必然性思维。     

浅析《学记》中"喻"的教育思想

《学记》是我国教育史上的第一部较系统严谨的专门论述教育教学的理论著作。它论述了教育的实施、教学原则、教学方法等。其中“喻”的教育艺术为最。不仅继承了孔子的启发诱导教学指导思想 ,更进一步论证了启发诱导的目的与方法 ,隐含着目的论与方法论统一的思想     

神话的启蒙与启蒙的神话——关于一部"哲学断片"的若干断想

正式出版于1947年的《启蒙辩证法》是在1944年油印本的基础上增改而成。作改动的地方不仅是书名及文题,也体现在对文字的润色和内容的调整上。这些变动反映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的有意疏离以及由意识形态批判向总体性"终极揭露"批判范式的转换。在《启蒙辩证法》中,法西斯主义的"事实神话"是研究的起点,而叙述的起点则是"启蒙",同时,为了阐明启蒙的衰退,作者又回溯到历史上的神话。所以,《启蒙辩证法》不仅存在着启蒙与神话的纠缠,而且存在着现实神话与历史神话的纠缠。《启蒙辩证法》既从黑格尔那里汲取了关于启蒙自身具有内在缺陷的观念,又借用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之名及其表现方式,但是,"启蒙辩证法"却与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根本不同。启蒙理性不是把自身表现为一种有待完成与提高的开放形态,而是呈现出一种无可救药的结构性衰竭与失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启蒙理性的这种态度更戏剧化地表现在他们对康德道德学说所作的萨德化理解上。因此,《启蒙辩证法》不仅是后黑格尔主义的,也是后康德主义的。     

《孟子》的社会保障思想

以儒家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从远古社会以“养生送死”为原则的最基本的社会需要，到人们对“大同社会”和“小康社会”的畅想，无不体现出社会保障伦理思想。这种伦理思想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形态和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传统，直到今天仍然影响着中国主体的价值观念和行为选择，影响着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设置及其运行，甚至影响着我们对西方社会保障政策的吸纳和改造。通过探索《孟子》中所蕴含的社会保障伦理思想，从中寻找一些智慧和启迪，以利于建设和完善我们今天的社会保障体系。     

艾青诗论中“真”的价值体系建构研究

艾青对诗歌理论“真”的内涵阐释，一方面从现实真实、艺术真实、思想真实三者辨证关系入手进行观照，另一方面从价值判断上进行拓深，将真、善、美即诗歌的现实来源、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三者有机统一起来，较为完整、系统地建构了中国现代诗歌理论关于“真”的价值坐标体系，为我们研究诗歌，特别是对当今诗歌发展与创新提供较为丰富的理论指导。     

晚清历史“传闻素材”中的史学意蕴

历史"传闻素材",从它的史料主要承载门类来看,在"正则"文献中所涉及者,有的被明确提示或被暗示出来,有的则在文本中被完全"异化",从形式上再也显不出传闻的属性;在稗野轶闻类史料中,自有其最为集中和醒目的反映;在"口述历史"类资料中,一般也有比较典型的体现。从史学理念的层面说,因为历史传闻当时具有真伪虚实莫辨的模糊性特点,故需要具备强化考辨的理念;因为历史传闻的真伪虚实未必都能考辨清楚,故需要抱有适当存疑的理念;因为历史传闻不乏在具体情节上失实而大致指向上符实的情况,故应当培养体悟神韵的理念;因为传闻入史对著述的文体风格会发生连带的影响,故不应排斥助益灵动的理念。这些,都是科学地认识和妥当地运用传闻素材所很应注意的。     

"妙悟"、"直觉"的互释性问题--兼谈严羽与西方诗学的可比性

作为中文语词,"妙悟"与"直觉"不论从意义上还是从构成上都具有相似性.中国人以"直觉"对译西方的"intuition"似乎暗示了二者具有可沟通、可互释的广阔空间,现代学者在阐释"妙悟"和传译"直觉"时就展现了这一过程.分别以这两个范畴为基石的严羽、克罗齐美学之间,就其整体意义和具体形态上存在着很大的可比性.     

谈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在传统的译学研究中,创造性叛逆被视为"毛病"、"错误"而尽量加以排除;比较文学学者却认为翻译中的叛逆是不可避免的,其存在具有重大意义.现代文论中的阐释学、解构主义、描写翻译学派理论为我们重新审视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提供了新的启示和有效的理论视角.     

“萨特热”与改革开放初期的思想启蒙

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持续十年之久的"萨特热",无疑是西学东渐过程中的一种重要文化现象。它是启蒙知识分子借用萨特的存在主义学说作为新启蒙主义的思想资源的结果。萨特存在主义学说中所建构的自由与责任相结合的新的道德主体,即能够捍卫个人的自由、尊严与权利,又心怀责任意识的道德主体,也正是我们新兴的市场经济需要培育的道德主体,然而,随着启蒙运动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中断,"萨特热"随之迅速退潮,道德主体的成长也因此而受到了重创。当今所发生的一系列丧失道德底线的恶劣事件,使得整个社会不得不承受启蒙中断的伦理学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