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简《数》之“秏程”、“粟为米”算题研究

叙述了对岳麓书院藏秦简<数>的算题"秏程"和"粟为米"的编连和研究.这两例算题记载了舂米的损耗和粟米的换算,反映了秦代粮食加工、交换、仓储等事务中的一些细节,验证了在上古时代"石"这一单位具有特殊性的观点.     

北大藏秦简《制衣》简介

北大藏秦简《制衣》记载了多种服装的尺寸和裁法,是一篇关于工艺、技艺的书,此类材料无论在传世文献还是出土文献中都极为罕见。《制衣》一书为我们理解和更正礼书以及与出土实物进行对比研究提供了最为直接,也最真实可靠的材料。不仅对上古服饰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且也是秦代工艺技术书的一个珍贵样本,为我们研究和复原秦代服装提供了可能性,必将极大的推动服饰史的研究。     

近三年岳麓书院藏秦简研究综述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收藏了一批珍贵的秦简,其中包含大量秦律令的内容以及奏谳书、数书、梦书等珍贵史料,这是秦代简牍的又一次重大发现。近三年来,岳麓秦简经过初步整理,研究成果也日渐丰富,主要涉及简文释读、秦代郡名、秦律令、《质日》、《为吏治官及黔首》、《数》书等方面内容的研究。2010年12月《岳麓书院所藏秦简（壹）》由上海辞...     

秦代"隐宫"制度探微

秦代“隐宫”制度探微周晓瑜“隐宫”制度是涉及秦代政治、军事、法律和建筑、手工业生产等诸多方面的重要制度。但是，司马迁在《史记》的《秦始皇本记》和《蒙恬列传》中虽曾二度提到“隐宫”，却没有详细记载，此后的注家异说纷经，莫衷一是，造成此项制度几乎被淹没。...     

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的郡名考略

岳麓书院藏秦简中出现了许多秦代郡名,这些郡名中有些是典籍上常见的秦代郡名,有些是与近现代学者所考的秦四十八郡可以互证的,有些则是史书记载上从汉代才开始设置的郡名,还有个别的则是文献上从没出现过的秦代郡名.本文主要选取后几类中的"清河"、"衡山"、"泰山"、"庐江"、"四川"、"州陵"、"江湖"等郡名作些简略的考证,以供秦汉历史地理研究的学者们参考.     

徐福故里赣榆说质疑

现在,秦代方士徐福的故里是江苏赣榆,很多人认为似乎成了定论,江苏省及徐州、新海连市于近几年分别召开徐福讨论会,江苏《新华日报》、《文汇报》等都多次作过报道.这个徐福故里赣榆说的发现者是阎孝慈、罗其湘、汪承恭等.《徐州师院学报》1984年第一期刊载阎孝慈《秦代方士徐福东渡日本新探》,《徐州师院学报》1986年第一期刊载阎孝慈《秦代方士徐福东渡日本再探》;《光明日报》1984年4月18日发表罗其湘、汪承恭《秦代东渡日本的徐福故址之发现和考证》.这三篇文章都提出秦代方士徐     

两汉上郡龟兹县考略

汉代上郡有龟兹县这一行政建置。但龟兹县既不始于秦代,也非创设于西汉武帝时期,而是建置在宣帝神爵年间。有关龟兹故城的位置,《水经注》业有记载,但目前该地区出土的遗址无一与其完全吻合,是故难以定论。     

汉牍《户口簿》探析

近年出土的木牍资料,为我们揭示了汉代郡、县、乡三级《户口簿》的基本内容。但三例《户口簿》在格式与内容上存在不少差异。《二年西乡户口簿》在记载西乡户、口数量的同时,还记载了大男、小男、大女、小女的人口数。纪庄木牍《户口簿》记载了东阳县及其所辖6个乡的户、口数量。《乐浪郡初元四年县别户口集簿》记载了乐浪郡及其所属25县的户数、口数的情况。但纪庄木牍《户口簿》和《乐浪郡初元四年县别户口集簿》都没有人员的分类记载。《户口簿》只是上计簿中众多人口数据来源的簿籍之一。     

美国汉学家卜德（Derk Bodde）的秦史研究

美国汉学家卜德（Derk Bodde）是西方最早研究中国秦代的学者,他的贡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他的博士论文《中国第一个统一者：从李斯的一生研究秦代》填补了西方学者秦代研究的空白;他执笔的《剑桥中国秦汉史》“泰国和秦帝国”一章认为秦帝国虽然时间短暂,但历史意义重大;他将《史记》中和秦代关系最为密切的四个传记翻译成英文并成书出版.     

汉碑、汉简牍帛书隶体古文研究

整理汉碑和部分汉简牍帛书文字中与《说文》古文、六国古文字和《汉简》、《古文四声韵》中的古文字同构的字形。并根据这些材料分析了秦代"书同文"政策以及此后汉代官方文字规范政策的效果,同时从地域因素和文字书写主体角度探讨了这些隶体古文在汉代使用与否的原因。     

试谈秦代文学

由于讲授秦汉文学史的需要,读了几本较有影响的文学史。这些文学史都有“秦代文学”这一章(或一节),而且内容多雷同,都是把李斯的《谏逐客书》及秦代的刻石文分析一番;还有个别的文学史把《吕氏春秋》也列入了秦代文学。对此,本人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提出来与同志们讨论。     

论秦征南越的进军线路与方略

汉武帝时征讨南越国,《史记》记载三路主力都是循岭北南下进军.照此实战经验,秦代征南越,当无《淮南子》所讲“分五军”之理.史学前辈吕思勉已经指出淮南说法的荒谬.据各可能的进军线路的地理、水文状况和地上考古的发现,驳正淮南的旧说,重新检讨秦征南越的线路和军事策略问题.     

有关秦代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研究

我国古代是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国家,环境保护与农业生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由于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放利用,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很重视对环境的保护。秦代沿袭了先秦时期关于利用自然资源和朴素的生态学思想,制定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规定。本文通过对《田律》《商子》《吕氏春秋》有关思想的分析,简要论树秦代环境保护的法律制度。     

从云梦秦简看战国秦代人口再生产类型

引言战国至秦代,是中国社会经济及政治思想文化领域发生重大突变的伟大时期,也是我国人口发展史上极不寻常的转折阶段,在这个阶段所形成的人口再生产模式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人口发展的基础,对从秦汉至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我国人口再生产过程发生了颇为深刻的影响。1975年从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所出土的大批简牍,真实地记载了当时社会人口再生产状况,为研究战国秦代人口发展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笔者试据云梦秦简、特别是其中素为人们忽略的《日书》,将战国秦代人口再生产类型作一粗轮廓的勾勒,以求教于人口学方家同仁。     

天象与世变:汉唐间的“枉矢”星占

汉唐时期,"枉矢"被认作是昭示动乱、灭亡的流星天象。截至北宋前期,史籍记载了17次秦末至唐代的"枉矢"天象,而这些记载中出现了发生时间的错乱、描述细节的出入、占辞事应的牵强附会等问题。对"枉矢"的解释,也从《史记》、《汉书》所见的两种,增加到了唐代《开元占经》等书中所见的数十种。其中部分可能是后人参考之前天象后的时事而修改、增加的。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当时人们之所以如此迷信"枉矢",是与汉唐之际阴阳五行为主的主流儒家思想、佛道等宗教神秘主义,以及统治者或有心人的有意推波助澜密不可分的。     

清华简与墨学管窥

清华简中有关商汤、伊尹的记载多与《墨子》《吕氏春秋》中有关记载相合。《墨子》与《吕氏春秋》关于商汤、伊尹的记载也有不少相合之处。清华简、《墨子》《吕氏春秋》,它们在称述商汤、伊尹等明君贤臣时应该有相同的原始材料作为依据,这些原始材料可能就是《商书》一类的史书祖本,而清华简《尹至》《尹诰》可能就是其中的两篇。墨子曾献书楚惠王,其所献的书当中应该有被称之为"先王之书"的史书祖本。清华简《汤处于汤丘》《殷高宗问于三寿》表现出了墨家思想的某些特点,这些思想特点当与战国时期楚国的墨者有关,大抵是楚国墨者"说书"之作的遗存。     

清华简《系年》所见齐国史事初探

清华简《系年》篇中许多关于齐国的记载,为研究齐国历史文化提供了新资料。齐长城的设置年代和地域问题,众说纷纭,《系年》明确记载晋敬公十一年(公元前441年)"齐人焉始为长城于济",解答了学者的疑问。通过《系年》,还可以了解代齐前后田氏的地位和世系问题;梳理春秋战国时期齐与晋的关系发展,战国初年齐与越的关系等问题,补充史籍记载的不足。《系年》"襄平"一地,见于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可以印证"襄平"在齐境。     

吐蕃社会“重壮贱老”辨——以《通典》等汉文史书为考察中心

《通典》《旧唐书》《新唐书》等古代汉文史书有关吐蕃时期藏族社会存在着"重壮贱老"、"贵少贱老"等记载在历史上流传很广,影响至深,但事实未必如此。因为编撰于唐代的《通典》以及后来的新旧《唐书》等对吐蕃社会的相关记载缺乏直接的藏汉史实材料印证,其记叙内容似乎更多地参考了汉唐时期的《史记》《汉书》《后汉书》《晋书》《隋书》等汉文史书对中原地区周边所谓"戎狄蛮夷"边民社会"普遍存在"的"贵少贱老"、"贵壮贱弱"等习俗的内容。事实上,杜佑在编撰《通典》时,由于涉及内容十分庞杂,相关佐证材料相对欠缺,在涉及吐蕃等边民社会的有关史实的记载上就存在诸多粗陋和失实之处。而从现存的藏族古文献的记载来看,吐蕃时期的藏族社会并不存在"贱老"的习俗,相反还非常强调"敬老"、"崇老"。以《通典》为代表的汉文史书对吐蕃社会"重壮贱老""习俗"的记载,确有可能是对之前汉文史书中对北方游牧社会习俗类似记载的一个简单"借用"和"移植"的结果。     

扬雄四赋作年新论

目前学界对扬雄四赋写作年代的判定,主要依据《汉书·扬雄传》《汉书·成帝纪》等相关记载,形成了影响广泛的"持《汉书》论"。此论主要特征是将《汉书》作为判定扬雄四赋作年的最可信的证据。由于《汉书·成帝纪》和《汉书·扬雄传》的相关记载并不同时,"持《汉书》论"内部也存在分歧和争议。通过分析《汉书·扬雄传》中颜师古一则注释的错误,指出《汉书·扬雄传》并非是录自扬雄《自序》的第一手材料。"持《汉书》论"之外,《文选》李善注所引《七略》中记载的扬雄辞赋作年,与《汉书》的纪和传均有明显不同。目前学界对于《七略》的有关记载采取相对忽视或简单否定的态度。本文结合汉成帝时郊祀制度变迁的舆论背景、"预先献赋"的文学传统以及扬雄本人"归蜀葬子"的活动,论证《七略》的记载更为合理。扬雄四赋的作年,应该为永始三年(前14)完成《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绥和元年(前8)完成《长杨赋》。     

秦代货币思想略考

秦国在中国历史和国家治理思想上具有奠基意义。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大一统的封建国家体制与形态,其所制定的政治制度、行政制度、经济制度,对后世中国历史产生着极其深远的影响。货币财政制度是中国经济史及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核心问题。结合《史记》、云梦睡虎地秦简等文献,对秦代货币制度及思想进行归纳梳理,并分析了秦代货币流通的历史现实,探讨了秦代货币结构思想、秦代货币管理制度思想、秦代货币间的科学换算关系,以及秦代货币制度理想与货币现实的不一致性。秦代货币的思想、管理体制及实践方式有其独特性、创造性及适用性,对后世中国古代社会的货币制度的设计与发展有深远的影响。在今天全球货币多元化及数字化时代也有一定的现实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