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救助法中的国家责任原则

国家责任是现代社会救助制度的重要标志.国家责任是保障公民社会救助权的要求,是政府存在的合法性基础,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与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必然要求.社会救助的国家责任主要表现为制度供给责任、财政责任、实施和监管责任、引导民间救助以及宣传责任等.我国社会救助立法应该确立国家责任原则,建立以政府救助为主导,民间参与为补充的社会救助模式.     

社会救助立法化：由福岛核泄漏危机引发的思考

大规模侵权的损害程度和救济难度远远超出了传统损害赔偿法的能力范围,造成以侵权法应对大规模侵权的实践困境。推动大规模侵权的社会救助立法化,核心是通过大规模侵权事件的法律规范,令社会救助的道德义务转化为可预测、可执行的法律义务,更好地体现公正价值,实现政府职能,维护社会安全。建立健全预防与救济相结合的法律规范体系,应该坚持补充性的立场,以保证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     

中国传统社会救济与城市居民社会救助理念建设

中国传统社会救济是现代社会救助不可回避的历史基础,其救济思想源于道义性。城市居民社会救助制度是对传统社会救济的根本性改革,其基本原则与传统社会救济截然不同,即强调社会救助中政府的法定责任、公民的法定权利和对应义务的统一。然而,传统社会救济思想以其强大的惯性力量影响着现代社会救助理念建设,使其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主要为:对政府责任和公民权利强调不够;对民众社会救助义务宣传不力。理念建设的滞后使部分民众和工作人员对社会救助认识模糊、混乱,阻碍了社会救助制度健康发展。     

“结构—功能”视角下社会救助法的救济功能

现代社会救助法的救济功能已超脱于传统观念,呈现出积极性和发展性特点.立足结构一功能视角,考察转型期我国社会救助法的救济功能,其发挥深受社会经济结构、社会政治体制和社会救助法自身结构的影响.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内在地要求社会救助立法关注公平救助;民主政治体制强调国家承担根本救助责任;而社会救助法自身的结构要求社会救助立法更加关注社会救助权的程序保障机制的建构.我国《社会救助法征求意见稿》的完善对此应当予以关注.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实施的局限性及其完善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统筹和规范各项社会救助制度的行政法规,其成就主要体现在构建了完整的社会救助体系、破除了社会救助制度的城乡二元分割、恪守了以人为本的立法理念三个方面。但它也存在诸多局限,如立法位阶不高、授权条款偏多、央地财政责任不清晰、对违法的惩罚力度不够以及忽视农民工的特殊性等。政府应采取一系列措施,如提升法律位阶、出台法规实施细则、明晰央地财政责任、加大对违法的惩罚力度以及重视农民工的特殊性等,以完善社会救助制度,进而织牢保障贫困群体基本生活的最后安全网。     

社会救助的权利救济——兼论《社会救助法(草案)》权利救济程序规定之不足

社会救助权是指公民出现依靠自身努力难以克服的生活困境时,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和特定服务的权利。目前《社会救助法(草案)》存在社会救助权利的实体权利缺失、程序权利缺失、法律救济权利规定过于简单等问题。未来社会救助法应在完善社会救助权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的基础上,完善社会救助权利救济程序。     

弱势群体的社会救助——历史与现实的反思

在传统中国,对弱势群体的救助以国家救济为主,民间慈善义举为辅。近代以后,地方士绅商人和宗教机构等创办的民间慈善机构及西方传教士经办的慈善事业作用突显。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分化加剧,催生了一大批弱势人群,造成一些社会冲突。这些弱势群体的主体是社会性弱势群体,主要是由于社会原因引起的,因此,应当侧重从社会支持的角度考虑对他们给予救助。在对这些弱势群体的社会救助方面,应确立现代社会救助制度理念,即现代社会救助制度是国家责任性的制度性救助;同时,强化宣传民众在社会救助中的责任,尤其是高收入阶层的纳税责任;大力推动社会保险如失业、养老、医疗保险事业的发展;发扬中华民族扶危济困、乐善好施的优良传统,广泛发动全社会的力量,救助社会弱势群体;加强弱势群体自身素质的提高,让他们学会自救自助。     

非政府社会救助：社会救助主体多元化的必然选择

在我国社会救助的主体结构中,政府固然是第一责任主体,但受政府财力所限,政府救助存在许多盲点,有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游离在政府救助的保障网之外。从我国人口众多、经济尚不发达的国情出发,帮助社会困难群体的职能不能只由政府单独承担,应发挥各方面的力量,使社会救助逐渐形成由政府包揽过渡到政府和非政府力量共同参与的社会机制。     

社会救助行政救济手段探析

社会救助救济手段的制度架构应该和社会救助实体法律规范的完善同步进行.在诸种救济手段中,社会救助的行政救济手段更具有优势.社会救助救济手段的完善应借助《行政复议法》修改和《社会救助法》制定的契机,扩大社会救助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增强复议机构的独立性和专业性,确立社会救助案件行政复议前置原则.     

非政府社会救助：社会救助主体多元化的必然选择

在我国社会救助的主体结构中，政府固然是第一责任主体，但受政府财力所限，政府救助存在许多盲点，有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游离在政府救助的保障网之外。从我国人口众多、经济尚不发达的国情出发，帮助社会困难群体的职能，不能只由政府单独承担，应发挥各方面的力量，使社会救助逐渐形成由政府包揽过渡到政府和非政府力量共同参与的社会机制。     

金融市场侵权损害的多重民事法律救助制度

金融市场侵权损害的差异性,使得侵权损害赔偿更为复杂,而大规模侵权赔偿也更易使得侵权人破产倒闭。所以,为了保护金融消费者和其他投资者的权益,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要求法律针对不同类型的侵权损害设置具有差异性的民事损害救助制度,将传统的侵权赔偿法律制度进行修正,使得其适应于金融侵权的特殊性,将以预防和惩罚功能为重心的侵权立法转向以救济功能为重心的侵权立法,归责原则也从过错责任转变为多元归责主义。除此之外,还应该拓展金融侵权损害赔偿机制,如建立侵权责任保险、侵权损害赔偿基金、金融消费者保险基金和国家救助等制度。     

论社会救助权

当个体生存遭受自然或社会危险而无力自救时,获得社会救助不仅仅是一项道义诉求,而是一项基于法律的权利主张.社会救助权是对公民生存权的补救和扩展.确立和落实社会救助权,是社会救助立法的核心立法宗旨所在.以《社会救助法》的立法实践为契机,从法理上厘清社会救助权的根据、性属与功能,构建社会救助权的框架体系,对社会救助立法的价值定位,以及对社会救助立法的整体构造,都具有方向性意义.     

论社会救助多主体责任的定位、关系及实现

社会救助作为反贫困的长期制度安排，多元救助主体是其主要特征，多元共治是社会救助事务的核心要义。在社会救助多主体责任的定位上，国家是社会救助首要的义务主体，提供社会救助是国家应尽的义务，强化国家责任是现代社会救助制度的重要标志，同时家庭、个人也负有社会救助的义务。在社会救助多主体责任的关系上，个人自救、家庭互助在主体责任关系中处于第一和第二位阶，“穷尽其他帮助”是我国社会救助法律规范中的要件，国家在主体责任关系中是处于最后位阶。为此，在我国社会救助立法和政策改革中，通过明确政府的给付责任，强化家庭的义务和责任，实施分类管理和开展社会救助服务，激发有劳动能力者的个人积极性，推动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家庭和个人尽责的社会救助新格局。     

我国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制度之检讨与完善

道路交通事故救助基金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保障制度,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无法发挥作用时,为交通事故中的受害人提供社会救助。自救助基金制度实施以来,其所具有的社会保障功能引起各地政府的重视,但严格的补偿条件和因地而异的运行机制阻碍了社会救助功能的发挥。基于此,需要进一步扩大救助基金的来源,修改救助基金的补偿条件,完善救助基金的追偿,使救助基金作为社会救助之一种,能够起到安定人民生活、救助社会弱者的作用。     

家庭功能重塑视域下我国社会救助立法的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家庭规模小型化、人口老龄化,家庭人口流动加剧,分担家庭风险的家庭成员数量减少,家庭的保障能力呈弱化趋势。国家和社会救助是社会救济的重要手段,但二者无法替代家庭救助在满足人们的情感需求和给予心理安慰方面的功能。我国社会救助立法遵循"去家庭化"理念,忽略了家庭的社会救助功能,因而在实施中遭遇诸多困境。从强化家庭的救助功能出发,我国社会救助立法应在科学界定社会救助概念的基础上,在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就业救助、教育救助等制度设计中对家庭因素予以考量。     

东西部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证分析与社会救助立法的完善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经济社会二元体例,导致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区域差异、城乡差异特征鲜明,且在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设计、救助能力等方面存在一定问题,进而影响社会救助立法整体定位与结构功能发挥。社会救助立法应着重结构功能定位,与慈善救助法分野互补,明确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职责划分,科学且分层界定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将专项救助与临时救助整合为临时困难救助,规范居民收入、财产确认措施和救助程序,确保生存型社会救助立法与适用完善,使其充分发挥"最后一道社会安全保障网"的作用。     

社会救助权的法律定位及其实现

社会救助权是现代社会公民的基本人权,它具有社会保障权的一般属性,又具有自身的独特属性。社会救助权在社会保障权利体系中处于不可替代的基础性的地位。树立先进的社会救助理念,制定社会救助法,明确国家和政府的责任,完善社会救助权的法律救济,是我国公民社会救助权实现的基本路径。     

城乡统筹下的社会救助法制化

社会救助的城乡统筹需要以法制化为必要条件,而法制化的基本线索可以在公民权利与国家责任、一般规则与特殊情况的范畴间渐次展开。公民拥有请求社会救助的基本权利,就必然要求国家承担相应责任。国家责任原则的落实又需要完成中央与地方间的职权配置,并提供一般规则的清晰设计与特殊情况的准确处理。     

就业援助:社会救助立法的基本取向

社会救助立法的核心价值在于保障公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就业援助既是就业促进的重要措施,又是社会救助的根本方式.就业援助通过对有劳动能力的贫困者提供就业培训、就业岗位、就业服务等援助实现就业,从源头上使受救助者脱贫致富,有利于实现贫困者生存权和发展权双重并重的效果,理应成为我国社会救助立法的基本价值取向.我国社会救助法立法应遵循就业导向、向能力贫困者倾斜、生存保障与就业促进联动等原则.     

关于完善广西农村社会救助体系的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社会转型的加快,广西基本建立起一套新型的农村社会救助体系,但仍不健全,在救助覆盖面和内容及制度衔接配套、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救助标准以及资金保障上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应进一步扩大救助覆盖面,完善救助内容,推进制度间衔接配套,改进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确立科学的救助标准,健全资金保障机制,建立社会互助机制,完善广西农村社会救助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