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的蒙古《格斯尔》

研究蒙古文格斯尔的我国学者们仅仅重视了蒙古文与藏文书面版本的关系,根本没有重视国内外口头唱本之间的关系,没有指出蒙古格斯尔的蒙古素材。其实金巴扎木苏唱本和图瓦唱本分别是把哈斯尔和成吉思汗的传说改编成格斯尔故事。而在阿拜格斯尔中,布里亚特固有的两部巨型史诗被看成是格斯尔的序本。     

蒙文《格斯尔风物传说》探源

蒙文《格斯尔风物传说》在蒙古民间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数百年来,它为人民以口耳相授,世代相传,广泛地流传于蒙古族人民中间,深为广大群众所喜爱。蒙文《格斯尔风物传说》来源于蒙文《格斯尔可汗传》史诗?还是蒙文《格斯尔可汗传》史诗来源于蒙文《格斯尔风物传说》?这是“格斯尔学”中的重要研究课题之     

国内外《格斯尔》研究概述

《格斯尔》是我国蒙藏两个民族的著名英雄史诗,是目前所知世界上最长的史诗,被称为东方的“伊里亚特”。它不但是祖国文坛的奇葩,而且是世界文学宝库的珍品。这部史诗有蒙文流传本也有藏文流传本。同时,至今还有蒙藏民间艺人口头说唱的传承作品。蒙文本在国内流传于广大蒙古族聚居地区,国外则流传于蒙古人民共和国、苏联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以及卡尔梅克蒙古自治共和国等地。藏文本流传在国内广大藏     

20世纪中国蒙古《格斯尔》研究概述

20世纪中国蒙古《格斯尔》研究开始于 2 0世纪 5 0年代后期和 60年代前期。 80年代以来 ,随着我国《格萨 (斯 )尔》学研究的广泛开展和蒙古学研究的不断深入 ,蒙古《格斯尔》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蒙古《格斯尔》产生时代和版本研究、来源研究、变异本研究、民族特色研究、格斯尔风物传说研究、主题和艺术研究以及蒙古《格斯尔》在蒙古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研究尤为突出     

论藏文《格萨尔》与蒙文《格斯尔》的关系

本文深入探讨了国内外格学研究的一个热门课题——藏文《格萨尔》与蒙文《格斯尔》的关系。认为《格萨(斯)尔》首先发祥于藏族,是藏族人民的英雄史诗;藏文《格萨尔》是蒙文《格斯尔》的本源;蒙文《格斯尔》是藏文《格萨尔》的蒙古化,二者虽然存在着渊源关系,然而,蒙文《格斯尔》绝不是藏文《格萨尔》的翻版,藏文《格萨尔》经过蒙古族人民的再创造,已经发展成为一部具有独立完整体系的蒙古族英雄史诗《格斯尔》。     

《圣主格斯尔可汗》文本及意义

金巴扎木苏演唱的《圣主格斯尔可汗》是《格斯尔》史诗文本历程中的新近的说唱文本,也是当今世界上韵体史诗中内容最丰富、篇幅最长的文本之最。她的问世不仅成为研究说唱文本的典范,也能充分阐释歌手创编技巧的有力之作。在当代语境中,史诗《圣主格斯尔可汗》文本内容的增量、创编的法则、高度程式化的语言和内容形式的互文性都成为史诗学界关注的焦点。《圣主格斯尔可汗》既是新的文本也是史诗传统文本。对该文本意义的论述,必将大力推进《格斯尔》史诗传统的各项研究。     

南部蒙古与东部蒙古的英雄史诗

这篇论文选自《东蒙古流传的几篇蒙古英雄史诗》一书(关于该书内容介绍,参阅本刊一九八四年第四期)。文中介绍了内蒙古地区(即作者称之为“南部蒙古和东部蒙古”)历年来搜集、出版蒙古族英雄史诗的情况,及国外学者翻译、和研究内蒙古英雄史诗的情况。这些内容对于我国蒙古民间文学研究,特别是蒙古族英雄史诗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文中提到的收入该书的五篇英雄史诗是:《格斯尔与吉尔班·沙尔之战》、《格斯尔与嘎尔丹蟒吉思之战》、《茹格慕高娃之悲泣》、《吉尔班·沙尔之出世》和《金色的须弥山》。     

论《格斯尔》史诗研究旨趣转向——敬贺北京木刻本《格斯尔传》出版300周年

本文在简要回顾《格斯尔》学术史基础上,认为《格斯尔》研究虽然历经300年,但有个现象尚未得到学界充分认知,那就是蒙古语族其实并没有一个全知全能的总体《格斯尔》传统。事实上,各地区各部落《格斯尔》传统都是真实局部的多样化存在,各有各的微型构造,在一些特定社区经历着不尽相同的流变,保持着本土底色和不拘一格的生命活力,有着各自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当前《格斯尔》研究中,亟需引入"内部知识"学术视角,把研究旨趣从《格斯尔》宏大框架的描述转向微型构造的阐发,揭示《格斯尔》本土活态传统,并借助个案高度类化功能,对《格斯尔》总体状况做出真实的描述与阐释,以破解《格斯尔》到底是怎样一个庞然大物这一核心命题。     

敦煌古突厥文《占卜书》的文化特点研究

敦煌古突厥如尼文《占卜书》是一部展现早期突厥—回鹘社会政治、宗教文化的重要文献，其文化特点研究一直备受关注。《占卜书》与契丹、蒙古等后期游牧民族民间文化、民间文学、历史文献作品相比，它们的故事母题和角色具有明显的相似和传承关系。作为北方游牧民族特有的战争文化之一，写本中反映的战俘迁移习俗成为蒙古英雄史诗中的故事母题，以文学化的形式展现。作为写本当中的形象，《占卜书》中白马的行为与英雄史诗《格斯尔》中的故事母题相似。书中的金翅秃鹰和乌鸦的形象是回鹘萨满教同佛教的混合文化形象，二者均在蒙古民间故事中以同样的文化形象出现。     

俄国对史诗《格斯尔传》的研究

俄国对史诗《格斯尔传》的研究［俄］Д．乌雷姆吉耶夫（Д·улымжиев）学者们有充分理由认为英雄史诗《格斯尔》或称《格斯尔传》是世界上最重要、最有影响的史诗作品之一。从前，研究人员把《格斯尔传》公正地称作中央亚的《伊里亚特》（古希腊叙事长诗－－译者...     

追踪蒙古文文献中的“格斯尔”

我们对蒙古文文献中的"格斯尔"进行了追踪研究,结论是:1.在早期蒙古文献中没有记载"格斯尔"这个称谓。2.在蒙古文献中最早出现的"格斯尔"不早于17世纪后半叶,时而指国家时而指人,暗示着历史上确实存在过这样的国家和历史人物,但是,与史诗主人公格斯尔没有任何直接关联。3.自18世纪初木刻本"格斯尔"问世以后,真正意义上的史诗内容才逐渐流传到蒙古地区,慢慢扩大了它的影响。4.学术界长期谈论的"格斯尔",特别是加上"岭"、"冲木"、"朱古"之类冠词才能够加以辨别地域、民族、语言的这个名称,最早应该是个舶来符号,它的文化流向无疑与佛教文化传播相一致。     

古代蒙古社会的成吉思汗崇拜

英雄崇拜体现了一个民族的审美文化传统,作为蒙古族的缔造者,曾经创下震惊世界伟业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是广大蒙古族民众引以骄傲和自豪的英雄,成吉思汗崇拜无疑成了蒙古族社会的流行。成吉思汗崇拜是在蒙古族特殊的发展进程中形成,它对早期蒙古国家、民族的发展以及统一元朝的建立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成吉思汗箴言的当代价值及其英译研究

成吉思汗箴言是指成吉思汗富有哲理性的言论,是蒙古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建设生态文明与和谐社会的今天,成吉思汗箴言中体现出的当代价值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本文在分析成吉思汗箴言的概念和梳理文本源流的基础上,阐释了成吉思汗箴言的当代价值,并从国家文化政策、文本的影响因子、译者的翻译策略和译文读者的接受能力等方面探索了成吉思汗箴言在英语世界译介的可行性,以便进一步推动成吉思汗箴言的英译与研究。     

乌孜别克族乃蛮部落的起源

乃蛮部落在乌孜别克族形成前就已经存在,其历史可以上溯到辽代。今天乃蛮部落不仅在乌孜别克族中存在,在蒙古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中乃蛮部落也占有一定的地位。乌孜别克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中的乃蛮部落操用突厥语,蒙古族中的乃蛮部落操用蒙古语。乃蛮部落的形成,融合了金山地区的回鹘、黠戛斯余部以及当地其突厥语小部落。成吉思汗征服北方草原后,直到15世纪前后,在蒙古人的主导下,乃蛮部落参与了乌孜别克族的形成和发展。     

试析成吉思汗陵最终在鄂尔多斯安放和供奉的原因

本文简单介绍了成吉思汗陵的历史变迁过程,从三个方面分析了成吉思汗陵最终在鄂尔多斯安放和供奉的历史文化根源：第一个也是最根本原因在于清朝在蒙古地区实行的＂盟旗制度＂;第二个原因在于17世纪上半叶创作的蒙古历史文献巨作《蒙古源流》、《黄金史纲》和《黄金史》等史书的诞生和民间传说的流传,为其找到了合理的历史依据,创造了舆论氛围;第三个原因在于成吉思汗八白室在鄂尔多斯供奉和祭祀已有了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群众信仰基础。因此成吉思汗八白室虽躲避战乱几经迁徙,但最终迁回到鄂尔多斯供奉和祭祀至今。     

谈谈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是中国人,同时又是中国境内的蒙古族和中国境外的蒙古族的共同祖先,是历史上蒙古民族的缔造者.当时的蒙古汗国并非独立于中华民族之外的一个国家,而是位于中国边疆地区的民族政权.成吉思汗是最伟大的军事实践家,同时又是打破东西方壁垒的千年伟人.     

察合台文文献《成吉思汗传》中的蒙古人名探析

文章从察合台文文献《成吉思汗传》的研究入手,结合有关史料,在转写、汉译的基础上,对传记中涉及的蒙古人名的来源情况进行了探讨,力图展示当时的蒙古人名特点及历史状况。     

成吉思汗祭祀的历史演变及现代境遇

成吉思汗祭祀作为历史记忆载体和政治文化资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语境下扮演着不尽相同的角色,并发挥了截然不同的社会功能。该祭祀在不同政权(北元、清朝、民国以及新中国)时期,被不同的群体不断地再构建和再解构,被解读出包括蒙古黄金家族政治、民族国家、佛教、世俗化以及民族或族群认同等诸多层面的多种涵义。成吉思汗祭祀的现代转型中,国家、蒙古族民众、佛教徒以及其他参观者等各类参与者为消除或生成不同成吉思汗身份和意义而互动,但国家在这一博弈中占据主导地位。     

浅谈蒙元时期蒙古族的几位诗人

蒙元时期出现了几位蒙古族诗人,其一是成吉思汗和忽必烈。他们的才能是多方面的,由于多年的政治、军事生活的训练,他们善于鼓动将士,出口成章,时露华采。其二是作为统一中原作出巨大贡献的伯颜丞相。他除了政治家、军事家外,也是为人称道的诗人。其三是以侍讲学士而著名的童童。从这些人的诗作可以看出蒙汉文化的发展、变化与交流。     

蒙古崛兴与政治文化

已有研究表明,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蒙古始祖起源传说,都经过了成吉思汗时代的加工和改造。本文的工作则显示,为了进行主观认同从而实现族群凝聚,成吉思汗家族尽可能调动了他们能够调动的文化资源和信仰因素,尤其是早先传入草原的古代波斯宗教的残余。从目前学界对蒙古宗教尤其是民间宗教的研究成果中,我们还可以找到这样一些因素。这种情况不仅在始祖起源中有,在神话最高首领、改造历史记忆等方面也有,这些对族群凝聚都是必要的,也是成吉思汗权力合法性的重要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