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移民效应分析——基于内蒙古孪井滩的田野调查

生态移民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对其实效应进行评估分析,可以为政策监控提供依据,实现政策功能的最优化,阿拉善生态移民从初期的控索到逐步成熟,在改善生态和反贫困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正效应,但仍不完善,带来了很多政策失效的负效应.阿拉善生态移民的关键在于如何何护移民迁出迁入地的生态环境和如何使移民稳定的收入来源并获得发展.从宏观上讲,需要政府优质公共政策的支持:从微观上讲,需要政府为移民后继产业的选择,经营等方面提资金,技术和人员的支持,主要是相应配套设近无善,为移民建立发展的平台.     

现阶段我国农地制度变革刍议

家庭承包责任制作为我国农地制度创新 ,与人民公社集体经营体制相比较 ,具有较大的制度绩效 ,但它主要解决的是土地经营体制问题 ,并没有解决农地制度的所有问题。 80年代中期以来 ,我国农地使用制度涌现出“两田制”、规模经营、“四荒”使用权拍卖等多种行之有效的创新措施 ,促进了我国农地制度的创新。市场化是我国农地制度变革的必然趋势 ,目前应建立和完善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 ,逐步实现土地市场化。     

西藏“三岩”片区生态移民的可持续发展研究

“三岩”片区地处西藏“三江流域”的高山峡谷区域，域内坡陡沟深，宜农耕地较少，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公共服务能力较弱，是典型的“一方水土不能养活一方人”的国家级深度贫困区域。21世纪初，西藏依托天然林保护工程，启动了“三岩”片区的生态移民工作，既有效缓解了当地的生态压力，又使生态移民在新家园中过上了幸福生活，也为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全面实施乡村振兴积累了诸多成功经验。但是，生态移民对迁入地生计模式转变的不适应、对社区文化认同度较低，以及自身发展能力不足等问题至今依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因此，本文从进一步发展村集体经济、加强基层组织引领、提高心理认同度、重视文化教育、重视生态移民的可持续增收、移民社区的可持续发展等角度，提出“三岩”片区生态移民的可持续发展路径，以期对全面推进西藏乡村振兴工作提供参考。     

从人类学角度解读宁夏吊庄移民中出现的社会治安问题

20世纪80年代初，宁夏启动了吊庄移民规划，使一部分居住在西海固地区的贫困群众搬迁到了宁夏北部易于得到黄河灌溉的地区。移民群众来到迁入地——“吊庄”后，在社会文化适应的过程中，逐渐出现了“偷盗”增多、犯罪低龄化、侵财性案件较多等社会治安问题。“吊庄”内部诸多社会治安问题的出现，反映了移民社区尚未与迁入地社会实现有效的整合：移民社区的社会控制力度仍然不能与移民的经济发展协调进行；移民社区仍然没有建立应有的社区文化，对移民的再社会化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生态移民对宁夏城乡一体化的影响及发展对策

本文通过对生态移民的空间布局、产业结构、地区分布、迁出地与迁入地二元结构及对非农产业的影响等方面论述了生态移民对宁夏城乡一体化的影响,并提出要从完善"十二五"移民规划内容、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统筹城乡社会保障、推进土地产权改革、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加快完善宁夏城乡一体化的生态移民政策。     

甘肃扶贫移民社会关系适应性研究——以H村为例

由于迁出地与迁入地的差异性,移民的社会关系将发生变化,原有的社会关系正逐步瓦解,新的社会关系还尚未建立。因此,研究移民的社会角色定位及其社会关系的适应性问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通过对甘肃H村的移民社会关系适应性的因素分析及现状阐释,得出多数移民在迁入地的人际关系、干群关系和邻里关系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由于移民属于整体近迁,原有的部分社会网络关系延伸到迁入地,对迁入地原始的社会关系网络冲击较小。     

共享视阈下我国农地制度和组织模式创新研究——兼评中国土地私有

农地制度是农村社会生产关系中的核心。农地私有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所有制演进原理的科学性和社会主义共享经济的本质要求。我国现行农地制度与共享具有内生关系,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家庭承包农地制度并不能成为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最终形式,板块化经营不能从生产力层面满足农业劳动者共享发展的要求。新型合作是我国农地制度和经营模式未来发展的合理选择,能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层面保障农业劳动者共享发展的实现。     

农地“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制度变迁与绩效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农地产权制度变迁以农地权利的分割和配置为主线展开。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农地产权与经营改“公有公用”为“公有私用”模式，“两权分离”得以逐步确立。实践证明，“两权分离”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最优制度选择，其制度绩效得到了充分释放。但是，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该制度安排开始显现出负面效应。“三权分置”是因应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其在明晰土地产权关系、维护相关主体权益、提升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实现适度规模经营等方面展现出显著的制度绩效。但是，“三权分置”并不排斥“两权分离”，两者将长期并列运行。实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农业强国的目标，要秉持渐进式路线依法推进农地“三权分置”改革，充分预见并防范其可能风险。     

宁夏生态移民中的宗教文化调适——以"芦草洼"吊庄移民为例

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宁夏生态移民规划,使得那些居住在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西海固地区的大量回族群众搬迁到了宁夏北部易于得到黄河灌溉的地区.伴随着这样的移民搬迁,回族群众的生活文化必然要在迁入地有所变迁,一定存在着文化适应的情况,由此,才能更好地融入迁入地的社会生活之中.宗教文化是广大回族移民群众需要调适的生活文化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以宁夏泾源县搬迁到银川市"芦草洼"地区的回族移民为例,采用人类学的相关理论与方法,探讨了自愿性移民在日常宗教信仰以及伊斯兰教教派等方面的适应状况.     

我国农地制度创新的思考

我国当前的农地制度已经不能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相对于社会保障型的农地制度而言,农地市场化改革是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趋势的一种理性的制度安排,应不失时机地在东部沿海地区实施市场化的农地制度,实行“土地股份制”以促进土地的规模经营。     

“三权分置”背景下土地流转的基础模式与农业规模化经营

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与经营权三权分置是今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主要方向,也是推进农业规模化经营的重要制度条件。“三权分置”背景下,土地经营权流转将成为未来农地流转的基础模式,即通过土地经营权的流转以实现土地的“成方连片”,农户对承包权的保有以实现财产性收益。从法理上,以“经营权流转”为基础的流转方式能够适应家庭农场、龙头企业、农业股份合作社、土地信托等典型的农业规模化经营模式,也能够化解在农业规模化经营中,土地流转与农民失地这一矛盾。     

"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对京津冀地区农业干旱的影响

京津冀地区多年来一直是水资源匮乏的区域，近年来随着"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落实，当地的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受到了严重制约。因此，系统研究京津冀地区的干旱情况，精确预测和评估旱情发生的规律和危害，可为区域水资源调控和相关部门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并对未来农业用水提供合理的解决方案。基于2000-2016年5-10月份MODIS NDVI和LST月数据，利用TVDI模型对京津冀地区进行干旱监测，探讨其干旱的时空分布，在此基础上，结合MCD12Q1 Land cover type2土地覆盖数据的马里兰分类方案，将土地覆盖分类修改合并为两大类：农用地和非农用地，作为提取农用地TVDI的底图，并进一步分析农用地受灾的情况。结果表明：2013年之后，"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提出对京津冀农用地影响非常大，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农用地干旱面积增加。     

论农地所有人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的法律地位

农地所有人不享有土地流转的交换价值、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独立物权地位的确认以及作为农地所有人的非民事主体构造性,决定了农地所有人在土地流转中不应以主体(当事人)的身份出现。但农地所有人对土地经营的管理权的享有、土地作为权利客体所承载的社会共同利益性对农地所有人所产生的社会义务与责任以及农地所有人在国家与农民关系格局中的特殊作用的存在,又要求农地所有人介入土地流转。农地所有人介入土地流转的具体角色定位应是监督者与服务者,为保障农地所有人在介入土地流转中不偏离自己的角色定位,有必要对其在土地流转中的参与权利进行具体限定。     

家庭承包经营体制的创新与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

土地集约化、规模化经营是我国农业生产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宏观环境的变化,土地家庭承包制的缺陷也开始显现.所以,在国家政策法律支持下进行家庭承包经营体制的创新发展,采取不同的模式加速土地的集中和规模化经营,是提高我国农业劳动生产力,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方向.     

生态环境与地景艺术

随生态环境的恶化,人们越来越关注自然,表现在艺术上,便是地景艺术的产生。地景艺术打破既有的艺术形式,走出画廊和美术馆,进入人们生活的实际空间。它以大自然为创作舞台,追求纯粹艺术,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平衡,拒绝商业的宰制有其相当深沉的哲学。本文就地景艺术与生态环境的对应关系做进一步的探讨。     

交易封闭性、资产专用性与农村土地流转

仅仅认识到农地产权制度残缺是影响农地流转的因素是不全面的,即使农地产权明晰,因经济发展水平所限,我们也不能期望在仍然主要是农业大国的中国农地流转达到较高水平,政府应消除造成农地流转障碍的制度因素而非设计一套制度安排。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存在明显的封闭性,这种封闭性使农地流转市场是一个信息不畅、充满风险、买方有限的市场。基于专业化目的的农地流转可能为买方提供获利空间从而增强转包激励,但因专业化而伴随农地资产在专用性程度上的增加会限制农地流转。     

现实与理想的结合：万国鼎对近代农村土地问题的思考

万国鼎认识到人多地少与土地占有不均的现实,提出由创建“标准自耕农”到实现农业集体化的理想设计。他将现实与理想相结合,既意识到合作经营、规模经营的必要性与必然性,也强调脚踏实地的由创建“标准自耕农”,到组建“标准自耕农场”,再到联合“标准自耕农场”建立“农场生产合作社”,实现农业集体化;他既顾及农民渴求土地尤其是土地所有权的心理与习性,认识到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之必要,又顺应未来农业生产的规模化与现代化发展趋势,提出了与马克思主义相接近的农业集体化方案。     

生态环境保护视域下的河套文明复归与展望——河套建立草农结合的生态经济产业的战略构想

目前河套地区的生态环境在严重退化,土地大面积沙化,农业耗水甚多,水质下降。而在古代,河套地区有着很好的生态环境。本原的河套文明应是草原文明——生态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目前的河套文明是一个未能实现草农结合,而是逐步被农耕化的过程。解决河套地区的生态环境问题必须复归本原的河套文明,同时应加入现代因素,建立新的农业系统,发展草地农业系统。     

新中国前30年农村土地经营制度的变革和发展

记述了新中国前30年农村土地经营制度的3次变革、4个阶段,以及土地从农民所有农民经营到农民所有集体经营、最后是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的变革和发展历程。分别阐述了各种土地经营方式的特点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并指出了各个阶段的历史局限性。最后,依历史发展的轨迹提出了符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农村土地制度安排。     

新农村建设中的现代农业经营形式探讨

创新农业经营形式是新农村建设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在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过程中，新农业经营形式对发展现代农业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通过剖析目前传统农业经营形式中存在的问题，对比发达国家的农业经营的主要特点，提出我国在实施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应创新农业经营形式，包括改造公司加农户、大力发展内生型农民合作组织、培育规模专业大户、发展土地银行和公司制农业等，并提出了完善实现农民知识化、发展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建立有效的土地流转机制等宏观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