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儒佛的孝道之争

孝道问题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儒佛碰撞交流的起因和重要内容。儒家最初只是对佛教剃度、弃家、不婚娶的一套教规提出伦理上的质疑。东晋以下,佛教的发展壮大日益影响到世俗权力阶层的现实利益,儒佛对立也趋于尖锐。儒家在孝道问题上逐渐联系政治、经济、社会现实问题来批判佛教,直到对其全面否定。在这整个过程中,佛教不与儒家作对抗,努力调合儒佛观念,其最初基本上采用“贵道忘迹”的方式来回应儒家的指责。到东晋慧远则已能通过专心论证佛儒相合来为佛教教规不违孝道提供内在的根据,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儒佛孝道观念的交融。此期儒佛孝道之争对中国传统孝道思想和孝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     

论儒、佛孝道观及其相互融合

中国传统孝道观主要由儒家孝道思想和佛教孝道思想以及先秦诸子的孝道思想所构成.儒、佛孝道观在三个方面相互融合儒、佛孝道观虽外在形迹有别,但内在实质一致;儒家的世间之孝道与佛教出世间之孝道相融合;儒家之孝与佛教之戒相融合.在"以德治国"思想的指导下,传统孝道文化的精华,能够为社会主义新道德建设服务.     

《诗经》中孝思想对汉民族祭祀文化发展的影响研究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内容非常丰富,既有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也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有诸多理念和思想孕育其中。孝问题就是《诗经》探讨的诸多思想之一。《诗经》中阐述的孝思想和孝文化,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也有着一定的主观条件;其内容体系庞大,对于孝的内涵、行孝的理由、行孝的方式与目的均有诠释。这些孝文化其实包含了丰富的祭祀文化和思想,从而在祭祀的对象、祭祀的形式、祭祀的范围和祭祀的目的等方面,对汉民族传统祭祀文化、祭祀习俗和祭祀思想产生了诸多影响。     

中国佛教孝亲观初探

中国佛教孝亲观是中国佛教伦理思想的重要方面。本文从介绍中土佛教在孝亲问题上寻求与中土传统契合的几种方法入手，考察了中国佛教在孝亲问题上进行自身理论建设的过程，初步探讨了中土佛教孝亲观的成长进程及其理论特色。本文认为，随着佛教中国化的完成，佛教的孝亲观与儒家纲常更加接近，形成以佛言孝、劝佛行孝、助世行孝的统一，佛教孝亲观走向中土化、世俗化，终于达成佛法与纲常名教在孝亲观上的契合。这既是佛法向纲常名教靠拢糅合的产物，又是中土佛教走向注重现实的内在需要，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中国化佛教的特色。     

从梁武帝的《孝思赋》看中国佛教与儒家伦理的融合

收录在《广弘明集》中梁武帝所作的《孝思赋》,从内容上看是一篇宣扬儒家孝道思想的文学作品,然而,唐代道宣法师却将其当作弘扬佛法的护教文献加以收录。这一现象表明,中国佛教试图在伦理方面实现与儒家传统的融合,实现佛教伦理的本色化。在梁代,中国僧人从理论和实践上都试图体现佛教对儒教孝道的包容,而梁武帝将奉佛与尽孝结合在一起,更是实现了在道德教化上的儒释共弘。对孝道的吸收,突出的表现了中国佛教的本土伦理特色。     

孔子孝道思想探析及其启示

文章从分析孝及孝道的内涵出发,分析了孔子论孝的重要性及其孝道的内涵,从而认识到孔子的孝涉及父母、家庭、自然、国家等,是大孝、全孝。再结合当今社会孝道的流失,倡导孝道的回归,主张人们行孝要从小事做起,在生活实践中践履孝道。学校应加强孝道教育,将其纳入德育体系。强调全社会孝道重生的意义。     

孝道思想在海外的传播及其影响

在中国古代,孝道思想在海外的传播主要通过四种途径:华人移民、外交使节、商贸活动和宗教僧侣。其中,华侨华人在孝文化传播上发挥了最重要的桥梁作用。孝道思想传播到海外,受到各国封建统治者的高度重视,他们在政治上推行孝政,在文化教育上实施忠孝教育。直到今天,孝道思想对海外社会仍然有着深刻的影响。     

从《坛经》看中国佛教的特点

佛教自两汉之际从印度传入中国后,就不断地与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产生碰撞,经过长期演化,佛教吸收中国儒家和道家文化思想,最终形成了中国化特色的佛教。中国化的佛教特点在禅宗中的表现最为突出,而禅宗的经典《坛经》可以说是佛教中国化的思想总结。《坛经》是出自禅宗六祖惠能之口,经由弟子记录整理而成,是佛教典籍中第一部以"经"命名的中国僧人的著作。《坛经》即心即佛、顿悟见性、入世化的思想价值对中国佛教影响深远,并体现出中国佛教重视心性、重视顿悟、重视现实的特点。     

析《论语》中的“孝”

素有礼仪之邦的中华民族很早就有了孝的观念,孔子在继承西周孝道的基础上,在《论语》中论述了关于孝的思想,并对如何做到孝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孔子在弟子问孝时,提出了无违谓之孝、善解父母谓之孝、对父母奉养且恭敬谓之孝、对父母和颜悦色谓之孝等思想。而且给予孝很高的价值定位,认为孝是为人之本、立国之基、尽忠之始。孔子的这些思想有利于唤醒当代人行孝的紧迫感和注重对父母的精神赡养,利于家庭和睦和社会稳定。在研读《论语》的基础上,探讨《论语》中孝的内涵、价值定位及其当代意义。     

论中国传统孝文化对当今和谐社会建设的价值简

当今之乱象,社会已形成共识,其主要原因在于近200年来对传统文化的疏忽和破坏。都大声疾呼要恢复传统教育和圣贤教育,能有这样的共识是中国乏幸、民族之幸,但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浩如烟海,当前最紧迫的应从何处入手？应从中国文化的根入手,但是根又是什么呢？古大德早就告诉我们了,中国文化的根是孝。《孝经》中说“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人之行,莫大于孝;教民亲爱,莫善于孝;夫孝,德之本也。”①当前,学习和落实中国的传统孝道思想对和谐家庭、和谐社会的建设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略论大足石刻《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的思想内容和现实意义

大足宝顶石刻的《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是佛教的一部“孝经”,其中所阐发的尽孝、报恩、克己和利他等教义,对当今社会也有着较大的现实意义。     

试论王梵志诗中的孝道观

王梵志是唐代一位极其特殊人物,其诗在佛教弟子和广大底层人民中间流行其广,但在史书、全唐诗中不见其人。"提倡孝"是王梵志诗重要的内容,故从细读文本出发来探索王梵志诗中体现的特殊的孝道观:从现实出发,用佛教理论阐述"孝"的本质;依照儒家思想规定孝行的具体内容。这体现了唐代儒佛孝道观结合的进程和唐代的社会现实,极具价值和意义。     

《弘明集》中儒佛关于孝和礼的争论

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初传入中国的佛教受到了中国土生土长的儒学和道教的抨击。《弘明集》是最早记录儒佛道三家关系的文献,内含大量儒道诘难佛教以及佛教辩驳的文章,呈现了三教当时的基本情况。儒家对佛教的抨击主要体现在伦理道德和社会政治方面,尤其是在"孝"和"礼"两点上。     

净空的佛教观探微

净空是台湾知名的当代高僧。他认为佛教是佛陀对一切众生至善圆满的教育、真善美慧的教育。释迦四十九所说的一切经,内容就是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人生就是自己,宇宙就是我们生活的环境。知觉名佛菩萨,不觉名凡夫。修行就是将人们对宇宙人生错误的看法、想法、说法、做法,加以修正。佛教的修行纲领是觉正净。觉而不迷,正而不邪,净而不染。并依戒定慧三学,以求达到此目标。修学的基础是三福,待人依六和,处世修六度,遵普贤愿,归心净土。净空的佛教观中的和谐论与孝论对于建设和谐生活与核心家庭有借鉴意义。     

中国古诗词中忠孝文化的英译

忠孝文化是中国古典文化的精粹。中国古诗词中忠孝文化的英译应结合文化翻译的本质以及中国古典诗词本身的审美特征进行综合翻译。从文本分析入手,对中国古诗词中蕴涵的忠孝文化内涵进行细分,发掘中国古诗词中忠孝文化的独特性与审美因子。在此基础上,探索中国古诗词英译时如何通过选词、构句、语篇效果等各种语言手段,表现中国古诗词中忠孝文化的独特性与审美性,使英语读者也能够体验到中国忠孝文化的神奇魅力。     

略论禅宗对儒家伦理的会通——以礼、孝、忠为个案的考察

本文从礼、孝、忠三个基本的中国传统伦理范畴 ,考察禅宗伦理中对于儒家伦理的吸收、比较和再诠释 ,比较儒、禅之间的异同 ,突显印度佛教中国化的具体细节 ,展现禅宗伦理的基本特色     

中国古代王权稳固的基石——从《孝经》思想谈起

在中国古代社会特定的自然、人文环境下,本是规范家族内部行为的孝跃升为维护专制统治的政治理论武器。集中体现孝治思想的儒家著作——《孝经》,成为历代的治国经典。本文从《孝经》所指导的行为实践和所升华的核心价值两个层面,分析其如何有效发挥作用,进而成为稳固王权主义的坚强基石。     

中国古代孝道政治化述论

孝起源于上古先民的宗教祭祀活动,其内涵本义经历了由敬神祭祖、祛祸除祟的功利性祈福向事亲养老、骨肉相亲的人道意义转化。春秋时期,孝在理论谱系上开始政治化并最终以战国时期《孝经》出现为标志,形成融道德伦理、政治伦理于一体的儒家孝道形态观念。汉代以降,儒孝伦理被封建国家奉为施政圭臬,演化成为一系列治国安民的制度化行政措施,传统中国孝道文化,通过“孝治天下”的历史途径和历史实践,获得了极其丰富的社会政治意义。     

汉学家Mulligan对中国“孝”文化的误读溯源

由于传统文化和养老模式的差异,英汉民族对孝道重要性及其内容的认知存在着明显差异。美国汉学家Jean M.Mulligan在其《琵琶记》（The Lute）英译本的长篇导言中对该剧孝道伦理进行了探讨。Mulligan之文化误读,是由中西孝文化语境认知的互为观照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