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创作对“改造国民性”问题的思考

老舍创作对“改造国民性”问题的思考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提出了现代性的国民人格建设理想 ;二是对敷衍、自甘堕落等国民“劣根性”作了揭露和批判 ;三是揭示了传统国民性“家国一致”的理想人格的悲剧内涵。老舍对“改造国民性”问题的关注不仅在于批判国民性 ,而且在于建设国民性     

“战国策派”的史学思想及其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以雷海宗、林同济、陈铨等为代表的“战国策派”,他们从文化形态史观出发,对中国历史和文化进行考察,提出了战国时代重演论、中国历史文化的分期和国民性改造的思想,其思想实质是宣扬民族主义。他们以《战国策》等刊物为宣传阵地,积极撰文进行学术研究,先后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观点和见解,为中华民族的神圣抗战作出了自己的努力。     

论理想人格与教育目的的“国民性”之维——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的伦理学省察

转型期的中国正面临着理想人格失落的危机,而理想人格的形塑对一个民族的影响广泛而深远.本文通过对“理想人格的近代裂变”和“教育目的现代转换”的研究,探究蕴含其后的伦理精神和社会价值取向的变迁,力图从伦理学的视角省察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考量理想人格与教育目的的国民性之维.     

战国策派与民族国家文学的现代建构

民族国家文学是探讨文学(批评实践)参与民族国家意识建构的文本形态。抗战时期兴起的战国策派从应对民族危机和改造积贫积弱的国民性出发,大力提倡“尚力”主义和“英雄崇拜”,提出关于民族国家的建构理想:改造旧有的柔弱衰萎民族而成生命力充沛的进取民族,改造受欺凌的民族国家而成具备强大生存竞争力的民族国家。战国策派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虽有矫枉过正的偏颇性,但其挽救民族危亡的文化重建思想仍有超越时代的历史价值。     

论“战国策”派的改造国民性思想

"战国策"派又称"战国"派,是滥觞于1940年抗日战争时期,活跃在大后方昆明、重庆等地的一个文化派别,因其主办的报刊《战国策》、《战国》而得名,主要成员有林同济、雷海宗、陈铨等人,文艺方面的代表为林同济、陈铨。由于曾受到"革命文艺界"的批判,半个多世纪以来,对"战国策"派的研究,政治批判多,学术评价少。可是,客观中立、理性平和地读过"战国策"派的有关文章后,得出的印象并非许多书中所界定的那般。本文不打算对"战国策"派做总体的描述和评价,而是从批判的角度,论述其改造国民性思想,希望能做出一个较为客观、公允的评价,以期引发更多对于这一由昔日学贯中西的杰出知识分子所组成的文化流派的关注与不带偏见的深入研究。     

周敦颐的人格心理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周敦颐是我国传统文化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其著述中蕴含着独特而精深的人格心理学思想.“由太极而人极”的人格演化观,是从宇宙自然演化的整个过程来思考人性的内涵.“诚”为本源的人性观,将人性与“道”性相交融,关照的是人与自然、人与其他生命的和谐相处.“士、贤、圣”的人格修养阶梯论,描述了完善人格的修养,是一个由表层人格到深层人格、最后达到完满人格的过程.     

抗战文学语境中的战国策派文论

“民族意识”和“悲剧精神”是战国策派文论的核心概念。前者是对战时国家权威话语的顺应,是知识分子的人间情怀所致的现实关怀;后者是对五四启蒙精神的坚守,是知识分子的独立品格所致的终极思考。既顺应又超越时代主潮,正是战国策派文论在抗战文学语境中的独特意义所在。     

道德的向度：学衡派“德化天下”思想探析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道德伦理问题的讨论中,学衡派的“德化天下”思想独具特色。他们从人性二元论出发,将政治社会等问题化解为个人道德修养问题,强调德治、爱民以及行政者的人格垂范作用,进而改造国民的道德,缔造理想的国家与社会。他们的思考在一定程度上补救了新青年派之不足,有其特定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20世纪尼采哲学在中国的盛衰

尼采哲学中既包含要求人们冲破旧传统 ,积极奋斗 ,成为强者的积极思想 ,又包含反对平等和民主 ,主张战争的反动思想 ,在中国的影响走了一条曲折的道路。在“五四”时期 ,其积极思想对鲁迅、茅盾等进步的思想家向封建传统进攻、力图改造懦弱的国民性起了重要的激励作用。 40年代“战国策”派利用其反动思想 ,大力宣扬法西斯主义。 80年代我国青年学生中又出现了“尼采热”,尼采哲学既唤醒了人们的主体性 ,又使个人主义在一些人头脑中膨胀。对于尼采哲学 ,我们既要剔除其反民主的、个人主义的糟粕 ,又要吸收其激励人们自强不息的积极精神     

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及其历史意义

在上一个世纪之交,梁启超等启蒙先驱提出了中国"国民性"问题,鲁迅接过他们的大旗,对"国民性"问题进行了深刻独到的剖析,形成了他最具"思想史"价值的改造"国民性"思想,它主要集中在揭露和批判"国民性"弱点上,具体为四个方面"奴才"式的"谄"与"专制者"式的"骄";"瞒和骗";冷漠、麻木的"看客"心态;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     

20世纪初资产阶级“公德”“私德”思想刍议

20世纪初探索近代化过程中,中国资产阶级比较重视传统伦理道德近代转型。他们从改造社会主体出发,深刻揭露批判了封建“公德”“私德”观;指斥封建专制统治、宗法家族制、儒学等是其产生的主要根源:从理论上界定了近代“公德”“私德”及其关系,强调“私德”是“公德”重构之关键,要求融合中西之精华,从改造家族伦理入手培养良好私德,辅以政党培育近代“公德”。其思想具有明显的反封建性,有助于塑造近代理想人格,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近代化。     

民国时期国民性教育的大众探索与现实指归

民国国民性教育思想的大众探索，是以“救亡图存”为鲜明的时代特点，在方法路径上，呈现出多样化特征，教育对于国民性养成与改造的重要性已成共识。当代的中国正经历着一个新的转型和发展时期，以史为镜鉴，将国民性教育与改造作为综合性的系统工程有序为之，促进国民对于国家、民族历史文化的认同，促进国民的全面自由发展，通过教育促进“国”与“民”之间的认同，努力塑造有“健康国民性”的“现代中国人”。     

转化与创新：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人格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有一个自觉、完整、系统追求的理想人格,这个理想人格当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要求的统一中去塑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理想人格的重视与追求,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人格之“根”;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共产党人理想人格的认识与揭示,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人格之“魂”;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共产党人的政治要求,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人格之“体”。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人格之“体”只有在“根”与“魂”统一的人生实践之中才能真正立起来,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及“两个相结合”之间的相结合,为塑造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人格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与转化创新路径。     

如何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兼论近代中国教育现代性遗存的问题

遭遇天崩地裂的近代中国,同时迎接着西方现代性的全面入侵,救亡图存的时代要求迅速转化为更为具体的两种措施:改造中国和改造国民性.“如何改造国民性”的问题,正是在近代中国人遭遇严重的人生问题与意义危机时萌生;在救亡图存的出路探寻中并轨于以“革命”为核心的改造中国的历史潮流;并在先进的中国人对时代新人的设计中完成思想发动和理论准备;却又终止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因而,“国民性改造”的近代任务直接延续为当代使命,并遗存在现代中国教育改革和创新的历史重任中.     

贺麟与战国策派：抗战中国文化重构的德国谱系

抗战是中国文化重构的时刻，其时中国学者在文化重构之致思上借鉴德国思想文化者，以贺麟与战国策派为典型。坚守儒家立场的贺麟，试图以黑格尔哲学拓展儒家思想之本体论空间，进而铸造一个儒家体系的现代中国。战国策派则试图通过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学对中国文化“文”“武”分离的弊病观照，并以尼采的“超人”哲学、歌德的“浮士德”精神升华中国之游侠文化传统，最终建造一个文武兼备的现代中国。双方对于德国思想经验之师法，旨趣皆在于对本土文化传统作一现代国家维度的转换。但对儒家与游侠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传统之召唤，却让贺麟与战国策派由最初的共谋而分道扬镳。这一隐微的思想史图景，折射出了近代中国文化在现代转型与主体确立问题上的内在矛盾。     

利益的承担者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

利益的承担者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经济人”的本质特征，人的意义依附于利益的理论悖理源于“人是社会关系总和”的流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对象就是资产阶级现实社会里塑造人的商品经济的全部社会关系。     

孔子健康人格思想刍议

以孔子思想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对中国人健康人格的形成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孔子一生倡导健康人格并身体力行之，其所倡行的健康人格包括：一、做人的基础是“爱人”，不仅“亲亲”，而且要“泛爱众”，这样才能建立起和谐的人际关系；二、为人应刚直不阿，不趋势逐利，人不能因“利”而丧失人格尊严，“利”的取得应符合“道”或“义”；三、人应有志，且不为人所屈，应坚韧不拔地实践其理想追求；四、人应关注社会，热心救世，为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孔子的这些思想，对塑造当代中国人的健康人格是大有裨益的     

论美国"垮掉派"文学对现代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美国“垮掉派”文学在20世纪美国文学中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本文梳理了“垮掉派”同现代主义的关系,探索了美国“垮掉派”文学在题材、思想、风格和形式方面对美国现代主义文学的继承和发展。     

国民性改造思潮的最初发轫——龚自珍个性解放思想述评

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可以追溯到龚自珍的个性解放思想。他倡导“心力”论 ,促使近代先驱者重视人心变革、思想启蒙 ;他对社会风气尤其是士林风气的批判 ,是国民劣根性解剖的思想灵感之一 ;他对封建政教摧残人性、人才的揭露 ,对探寻国民性病源有启发作用 ;他开启了自我批判的时代 ,开创了民族反省的一代风气。龚自珍的个性解放思想与国民性改造思潮虽有区别 ,但视其为后者的发轫、最初源头 ,却并不牵强。     

关于国民性之"在"的追问

20世纪西方国民性研究的根本缺陷,是缺失对国民性之“在”的形而上追问。国民性之“在”是本体论问题,它关注国民性的存在一般,而不是某种特殊的国民性之有无。这个问题的内涵有两个方面:其一,国民性是否存在?其二,如何确证国民性的存在?国民性是民族文化的主体存在方式,它表征着民族文化的特殊性。民族和民族文化的客观性和特殊性,就是国民性之“在”的本体根据。国民性不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或者是“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而是由一个民族的文化的特殊性所决定的。正是民族文化特殊性的人格表征,赋予了国民性以普遍性的规定。国民性(或民族性),是由这个民族的全体成员在共同创造民族文化中被一同创造出来的,是世代积淀和不断内化、传承、嬗变的产物。因此,国民性不是类概念,而是集合概念;不是量的概念,而是质的概念,尽管它通常总是与多数人联系在一起。决定一种人格是否代表国民性,从根本上讲,不取决于它被多少人拥有,而取决于这种人格能否满足既定文化对人的内在要求,取决于这种人格是否表征了文化的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