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直接投资、技术外溢与内生经济增长——中国数据的计量检验与实证分析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外国直接投资 (FDI)已成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方式 ,对东道国经济发展产生愈来愈重要的影响。FDI的大量流入不仅缓解东道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本短缺 ,加快国民经济工业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步伐 ;更为重要的是 ,FDI可以通过技术外溢效应 ,使东道国的技术水平、组织效率不断提高 ,从而提高国民经济的综合要素生产率。本文在现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 ,构建内生增长模型 ,依据中国近年来的具体数据 ,运用计量经济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和检验 ,并就分析结论提出政策建议     

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增长效应测算——增长效应与增长动力的结构性适配

随着中国资本账户开放进程不断推进,其增长效应引发大量学术讨论,但未获得稳健的理论与现实支撑。从理论上分析资本账户开放的直接、间接影响路径与东道国经济增长动力之间的映射关系,增长效应与增长动力的结构性适配是关键所在。基于此,构建中介效应系统进行实证分析,考察中国的资本账户开放、规模扩张、追赶型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资本流入表现出对经济规模扩张、追赶型技术进步的显著推动作用,而资本流出的作用则不显著;当前,中国资本账户开放政策具备持续3年的短期增长效应,而追赶型技术进步增长红利的持续释放会对冲规模扩张的不利影响,于第6年开始保持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因此,结构化、周期化、叠加性的资本账户开放政策能够充分适配增长效应和增长动力。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错误及其修正

经济增长的核心内涵是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在事实上只能表现为资本技术性能以及劳动者技术素质的提高,在物质外观上则是人均资本数量的增长.但经济增长中的这些真实情况全部被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以假设或者外生因素的名义予以排除.在此基础上,它以一种空想和扭曲的形式表示着技术进步以及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投入产出关系.资本边际产量递减的结论根本不能成立,而用资本边际产量的递减来解释经济增长也是错误的.     

演化增长理论与内生增长理论的差异分析

内生增长理论和演化增长理论都是为解决新古典增长理论在解释技术进步方面的缺陷而发展起来的,但内生增长理论仍然是在新古典的框架内对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修补和完善,而演化增长理论却是对新古典分析方法的否定和变革,它和内生增长理论在前提假设、变量处理、方法论等方面存在本质的区别。     

模型的演进:对经济增长源泉与动力的新解释——兼评内生增长理论与模型

经济增长是指财富在数量规模方面的增加，经济增长理论则是以如何增大一国ＧＤＰ为研究内容的理论与方法。本文在论述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经历了一条由外生增长向内生增长的演进过程的基础上，揭示了经济增长的源泉与动力是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投资。笔者认为，内生增长理论与模型的重要贡献是打开了索洛残差的“黑箱”，而它的重要突破是把技术内生化，将知识、人力资本内化入经济增长模型之中     

FDI对胶东半岛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依据1984～2005年胶东半岛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和GDP时间序列数据,对FDI与胶东半岛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胶东半岛经济增长与FDI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和格兰杰因果关系,即FDI对胶东半岛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十分明显.FDI产生的供给效应对胶东半岛的GDP的增长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胶东半岛的GDP增长也对FDI的流入产生极大的吸引作用.     

中国经济有外向路径依赖吗?——对Gao假说的检验及解释

Gao(2005)的研究认为:FDI和经济增长之间并没有因果关系,他们都是对外贸易活动扩张的结果──对外贸易的增长带来了FDI流入的增加,使得"中心-外围"理论中的"中心"地带的R&D活动的扩散到了"外围"地带,提高了东道国的生产效率,从而增加了全世界的经济增长率。本文运用中国数据对这一假说检验后认为:我国比较优势决定下的贸易结构完全符合Gao假说的前提条件,但对外贸易的扩大并没有增加FDI的流入,没有促进经济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引进的FDI是出口导向型政策的结果,而不是市场驱动型的结果。FDI客观上推动了出口贸易量的增加。我国作为一个纯资本进口和消费品的净出口的大国贸易模式,最终恶化了中国的贸易条件,使得贸易收益不明显,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没有起到应有的促进作用。本文还因此得出了中国的经济增长有外向的路径依赖,从这个角度解释了内需十年来一直提不起来的原因。     

内生增长理论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罗默、卢卡斯等经济学家在汲取前人经济增长思想的基础上,通过对新古典增长理论进行重新思考建立了内生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认为,一国长期增长取决于以知识或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等为核心的内生变量,并且这些内生变量对政府政策是敏感的,因而合适的政府政策在长期增长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基于内生增长理论,我国要保持持续的长期经济增长就应进一步完善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的制度基础,增加人力资本、R&D等方面的投资.     

新增长理论与我国农业经济增长

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采用内生决定的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来解释经济增长的新增长理论启示我们，促进农业科技进步，加强农村教育，扩大技术和知识在农村的传播，对于我国农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FDI对经济增长贡献绩效的时空差异研究

本文选取资本( K)、劳动力( L)、外商直接投资( FDI)作为投入变量,以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 GDP )作为产出变量,采用面板回归和 DEA 分析FDI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绩效。结果表明, FDI与我国经济增长呈正向相关,弹性系数明显小于资本与劳动力。我国的经济系统中,纯技术效率小于规模效率,总体技术效率不高。近年来FDI利用率越来越高,东中西部地区FDI利用率差异不显著。 FDI、资本、劳动力的利用率差异不显著。     

经济发展阶段与国际资本流入方式选择及效应:东亚与拉美的经验

国际资本流入有助于一国的经济增长。但国际资本流入的经济增长效应不会自动产生,它需要东道国具备相应的对国际资本吸收、消化和利用的能力。而这种能力通常会受经济发展阶段要素禀赋结构、阶段任务和发展目标的制约。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迁,利用国际资本的方式和效应也要发生动态改变。东亚和拉美的一些国家为此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外商直接投资(FDI)与中国东、西部经济增长的研究

研究表明,FDI是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本文首先对中国东、西部经济增长以及各自利用FDI的现状进行了对比研究,然后就FDI对东、西部经济差距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文章显示,FDI有效地促进了中国东、西部的经济增长,然而FDI是一把“双刃剑”,在促进中国东、西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加剧了东、西部经济差距的扩大。最后,文章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西部扩大利用FDI,缩小东、西部经济差距的政策选择和主要措施。     

外商直接投资(FDI)与资本、劳动异质性的关联

文章基于“要素异质性”的角度,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资本、劳动力异质性之间的关联.认为在开放条件下,外资部门因为良好的管理、先进的技术、规模经济等因素,而与东道国内资部门相比表现出一定的垄断优势,这使得那些有FDI流入的国家,内、外资部门之间存在一定的“资本异质性”;同时,在有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国家,东道国的劳动力获得了外资部门的“外溢性技术”,从而得到了技能的学习和经验的积累,这不仅提高了在外资企业工作的东道国劳动力的综合素质和技术水平,而且也加深了东道国内外资企业之间“劳动力的异质性”.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文章分别选取了我国内、外资部门的相关指标,来分析我国内、外资部门之间的资本异质性和劳动力异质性程度大小.     

新增长理论的兴起和发展

新增长理论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 ,它全力解决经济科学中一个重要且令人困惑的主题 :增长的根本原因。新增长理论的出现标志着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向经济发展理论的融合 ,这一融合的显著特点是 ,强调经济增长不是外部力量 (如外生技术变化 ) ,而是经济体系的内部力量 (如内生技术变化 )作用的产物 ,重视对知识外溢、人力资本投资、研究和开发、收益递增、劳动分工和专业化、边干边学、开放经济和垄断化等新问题的研究 ,重新阐释了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收入的广泛地跨国差异 ,为长期经济增长提供了一幅全新的图景     

中国资本深化、技术变革与产业结构的调整

本文从理论渊源上揭示了资本深化问题是如何从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中产生的;对完全竞争条件下的新增长理论与垄断竞争条件下的新增长理论进行分析;通过对新增长理论模式之一的卢卡斯模型作出的穷国永远较穷的悖论的剖析,提出研究经济增长问题,除了必须注重对资本深化、技术进步与技术变革的探讨,还必须注重对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并由此推导出:经济增长=资本深化 技术进步 经济结构优化。     

服务业FDI对我国就业的影响

服务业FDI流入对东道国就业的影响包括就业数量和就业质量两个方面:前者又可以分为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两个层次,从影响方式来看,既有“就业创造效应”,也有“就业替代效应”;后者体现在东道国平均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人力资本投资、就业结构等多个方面。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服务业FDI流入对我国就业数量的拉动作用不大,但是对提高我国就业质量具有比较显著的效果。我们认为现阶段我国引进服务业FDI,应该以创造间接的就业效应和提高就业质量、优化就业结构为主要目标;在服务业FDI的产业选择上,要大力引进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服务业FDI。     

基于资本边际收益的不同假定——经济增长理论分析框架评述

新古典增长理论以资本边际收益无限递减为基本分析框架,在解释经济增长事实方面遇到了困难.新增长理论认为其根源在于假定资本边际收益无限递减,并开始修改这种假定,形成了自身的分析框架,一是假定资本边际收益为一常数而非无限递减;二是将技术因子内生于经济系统,隐含假定资本边际递减地趋于一正数.资本边际收益的不同假定,使经济增长理论的逻辑性达到了内在统一,有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经济增长理论.     

新增长理论与演进理论:一个比较分析

以技术进步内生化为目标的新增长理论发展至今已经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吸引人们的注意了,而遵循演进路线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似乎正方兴未艾。这两者在未来融合的前景如何呢?本文认为,新增长理论在形式上更符合科学的规范,但没有抓住经济增长问题的实质,而演进理论则基本上抓住了经济增长问题的实质,但缺乏将各种零散的研究统一的起来的基本框架。二者只有在深层次上实现互补,才能迎来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的一次机遇。     

内生制度与经济增长

本文在原有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同时将制度和技术内生化的经济增长模型,研究了制度变迁、技术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从而使得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更具现实的解释力.此外,本文的研究表明,人口总量、时间偏好率、制度实施成本是制度变迁的重要影响因素.     

西部经济增长的贫困陷阱与人力资本积累

贫困陷阱理论认为经济体若要跨越贫困陷阱 ,则需要巨额的资本投入 ,以在短期内提高人均资本量。西部地区由于投资不足 ,自身资本积累能力有限 ,目前并没有摆脱贫困陷阱的制约。物质资本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 ,西部地区要摆脱经济增长的贫困陷阱 ,必然以新增长理论为指导改变经济增长路径 ,变完全依靠外部资金投入为依靠经济内生增长性提高资本使用效率 ,通过人力资本的积累来实现经济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