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文学话语与政治话语

20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学建立了新的属于无产阶级文学的话语空间。尽管此时“左”倾话语已经成为一种主流权威话语 ,但在任何社会中 ,话语不可能只是一种声音 ,一种完全和谐一致的声音。“自由人”与“第三种人”对于“左”倾话语的批评就昭示了这一来自异端的抗议。左翼文学与“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是政治话语与文学话语之间的冲突 ,不同于权力政治或实践政治的对抗和冲突 ,然而这一冲突共同支撑了三十年代的文学时空 ,双方在客观上形成张力 ,防范着不被同化 ,也防范着走向极端 ,对文学的多样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现代性的空间焦虑——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的一种精神状态

与五四新文学呼唤、追赶现代性的时间诉求不同,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更多地表现出一种现代性的空间焦虑.建国后十七年文学的焦虑来自于东西方"冷战"而形成的空间对立,其政治化想象、权力的集中与话语的统一、社会主义话语与民族主体性话语统一的追求,体现了与西方文学对立抗衡的姿态.80年代中期的寻根文学,是全球文化的综合趋势与各民族文化独立发展冲突的产物,在文化问题超越了政治问题的语境中,寻根文学表现出一种民族现代性的文化身份焦虑,"寻根"的空间焦虑陷入现代性的时间尴尬境地.90年代以来,在相对主义的语境中,现代性从历史进程中被提取,呈现为一种空间结构性的存在,文学的"现在进行时"状态,透露出失却历史价值支撑的焦虑与无奈.     

从革命话语到建设话语的转变--中国政治话语的语义分析

建国50年来,中国政治话语体系经历了从革命话语体系向建设话语体系的转变.本文分析了这两套政治话语体系的建构过程,并对其特征进行了探讨.本文认为,革命话语是毛泽东时代的政治交流方式,这套话语体系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保证社会、个人与国家权力话语的高度一致,以适应国家在经济上的高度集权管理和在思想文化上的严格控制.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政治话语是围绕"建设"或"现代化"而建构起来的,它包括"国家建设"、"经济建设"、"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四个语义场.     

新时期文论话语的重建及其现实困境

新时期以来,随着僵化的政治话语霸权的消解,长期以来禁锢人们的庸俗化的文学理论范式也在告别"文革"的前提下遭到解构.这一方面预示着文学理论的本位性回归;另一方面,众语喧哗.在面临传统话语、西方他者话语的双重挤压下,"对话"成了学者们心中的文论重建的拯救之路,但却少有人对重建过程所面临的困境作深入的学理思考.     

权力话语理论与黛茜·米勒悲剧的成因分析

亨利·詹姆斯的小说以展现欧洲旧世界和美国新世界的文化差异、冲突而闻名,<黛茜·米勒>就是其代表作之一.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表明:在话语的生成和传播过程中,有一种权力在运作,正是这种权力使问题得以提出,使陈述成为可能,又使话语拥有权力.运用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从黛茜·米勒和权力话语冲突的内容和实质两方面重新解读<黛茜·米勒>,不难看出权力话语通过规范人的行为,可以把异己的"他者"置于死地.     

从权力话语理论看异化翻译

福柯权力话语理论阐述了权力、知识和话语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即知识是权力的象征,话语是权力的表现形式,控制知识权力话语的文化力量能够实现其文化控制地位.强势文化凭借其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在文化交流中获取说话的权力,并对弱势文化进行操控.翻译作为不同文化之间进行交流的重要工具势必会受到这种文化霸权的影响,这体现在译者对翻译题材和翻译策略的选择中.翻译已不再是单纯的语言转换工具,而是一种在不同的权力话语制约下的对话与交流.弱势文化通过采取异化翻译策略介绍自己本民族的优质文化,有利于抵制强势文化的文化霸权.     

后现代女性主义文论的特征

后现代主义的女性主义文论是与女权运动和女性主义运动及其文论联系在一起的,是女性主义文论的新发展.它是在西方后现代社会以及后现代主义哲学和美学语境下产生的文学理论.必然带上了后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的特征.其主要特征在于:1.突出女性的性别差异及其在文学文本和文本解读中的表现,即性别诗学和性别阅读.2.突出性别的符号差异的表现,主张女性话语和母性话语,把女性主义符号化和语言化.3.从女权运动和女性革命转向女性的文化批判,把女性争取政治权力平等的基础放在了女性的社会差别和话语差别的基础上.     

网络空间的权力:技术与话语

网络权力是社会行动者利用信息技术与信息资源对他人进行控制与支配的一种力量.依靠技术与话语作为双重支撑,互联网重塑了人类生产、生活场景,将世界连接为一个全球性与地方性相冲突的场域,权力在不同国家、不同主体之间进行流动.网络权力在信息技术定形作用下,呈现分权化与集权化相统一、生产性而非压抑性的运行特征.发展中国家不仅要利用新机遇发展信息技术、积极参与全球互联网的治理,还要建设本国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抵御全球话语对于民族文化权力的侵蚀.     

“文学话语活动”理论剖析——兼论童本《教程》的编写

"文学话语活动"无疑是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的一个理论亮点。它既追溯到文学研究的历史起点,又坚持了文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即文学话语活动自身。这一部分的论述体现出教材编写的理论个性。但也存在一些不足。文章希望通过对教材"文学话语活动"理论的具体剖析,有助于《教程》的进一步完善和教材的编写。     

关于文学人类学的元话语

文学人类学的元话语类似于语言学中对"篇章"的组织、分类、解释和评价,体现文学人类学言说方式及出发点,表达说话人的观点和立场,影响受话人甚至"语境"。中国文学人类学形成了独特的元话语,保证了这一学科的独立特性并在相当程度上左右这一领域的发展格局。在文学人类学的当代转型过程中,需要对以往的元话语进行总结、凝练与反思,重新理解和阐释"文学"及其与"人类"的关系,提升"当代"在文学人类学话语中的位置,在新的基点上推进文学人类学发展。     

欧茨《奇境》中的女性话语权力建构

乔伊斯·卡罗尔·欧茨是美国当代极富盛名的作家之一,长篇小说《奇境》作为其创作"分水岭"的作品,是欧茨创作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具有重要研究价值。本文以《奇境》为文本分析对象,运用福柯话语权力理论,通过对杰西母亲在家庭中对于父亲地位的完全服从,导致话语权力的彻底丧失,到彼得森太太试图逃脱丈夫的控制,对于话语权力的积极争取以及谢莉最终成功摆脱了父亲的控制,获得了话语权力。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对在话语权力影响下的女性命运的变化,深入挖掘欧茨《奇境》中所体现的女性话语权力的构建方式,丰富文本研究的视角。     

浅谈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知识分子自省话语

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自省意识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表现,这种表现是围绕“人性”展开的。但由于社会背景、政治局势和文学语境不同,中国当代文学中这种围绕“人性”的自省话语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特色:十七年文学主要自省人性与政治性、革命性、无产阶级的阶级性的冲突;新时期文学自省的是人性在非常政治境遇中的扭曲、异化和负面爆发;后新时期文学自省的主要是作为人性极端化形式的欲望与知识分子精神的背离,以及欲望造成的生存困境。     

"拯救"与"逍遥":中国文论的话语权力--从"存在论"意义对"失语症"的"思"的观照

受知识论哲学影响,中国文学理论界叙事危机积重难返.当我们谈论文学理论越多时,我们离文学真实就越远.面临新世纪的中国文学理论,必须建立现象学的方法论,从基本的个人生存开始,奠定文论的逻辑起点.以鲜活的思想,冲破权力话语的束缚.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政治话语

文学批评话语表达着批评者的立场、态度和价值观念,而不同类型的政治话语会嵌入文学文本意义生产的过程中,形成对包括作者和读者在内的人群的激励与规训。文学批评政治话语能否达到其预设的效果,这与具体的语境和政治话语自身的特征有关。在文学批评实践中,各种政治话语会相互交织乃至更替,与社会政治文化背景的变迁密不可分。政治话语在日常生活中的流行会促使人们形成一些政治话语的习惯,从而导致文学批评有变为"政治批评"的可能。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政治优先性品格,决定了政治话语在文学批评话语中占据较大的比例。     

“话语”视域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任何一种话语体系都是特定时代的需要,在历史的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话语逻辑和价值取向。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体系,并经历了从"平民主义"话语到"建设"话语的流变,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不断创新与发展。以"话语"作为政治分析方式,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各历史阶段的理论成果进行探源和解读,是从新的视角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态和价值的一种尝试。     

现代文学晚期文论失范的话语分析

中国现代文学晚期,文学理论失去学术规范:政治成为文学评论的惟一标准;二元对立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成为支配批评家思维的主要模式;文学批评诉诸非理性等非学术因素;艺术言语失语,批评语汇大多是意识形态概念;文学批评模式单一、文学分析直奔社会政治主题.这种情形既体现了话语控制的内在原则,也暴露出话语本身的语义政治学特征.     

论哈贝马斯的话语政治观

哈贝马斯作为当今著名的思想家,研究他的思想的论著较多,但是对他的政治思想的论述却较少。哈贝马斯主要的政治思想是话语政治,话语政治强调人们把讨论、说服作为解决政治问题的主要方式,讨论中要遵循严格的法律程序。它既体现在通过何种程序保证人们能够正确表达自己的政治意见、表达政治意见的类型,也表现在民众达成的政治意见如何影响现有的行政权力。话语政治在改变选民被特权阶层操纵方面是有益的和值得肯定的,但是话语政治过于理想化,很难真正落实到实践中。     

大众传媒的本质属性与权力特征

大众传媒不仅仅是传播的工具、手段,它还是特定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的载体.传媒对意识形态的影响以及对意识形态功能的执行,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媒介权力这一桥梁来实现的.媒介权力的实质是物对人的控制,它有着自己的主体性特征与来源基础.媒介权力是历史的产物,它会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不停地发生转移.如今,媒介权力体现出由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向"科技话语"和"消费话语"位移的趋势.     

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总体研究的话语范型

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总体性研究在60余年的探索、聚合过程中,逐步形成一套既兼顾社会历史语境又源自民族文学本体的行之有效的话语系统,其中诸如国家意识形态、爱国主义、民族身份、民间精神、现代性等话语方式,已经凝炼成为使用频率极高的话语范型。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对之进行逻辑梳理、类型阐释和语境分析,既是系统总结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研究话语形态的内在规定,也是持续推进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及其学理阐发的必然要求。     

福柯的话语观

话语在知识与权力的作用下，体现为社会实践中权力机制的实现手段，它远远超出语言学中所解释的关于语言学中话语的意义。而社会秩序的存在也表现在话语秩序上，其中的核心就是话语的压制与被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