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回族学的回顾谈当前回族研究中的一个问题

本文就回族族民教育进行探讨，就现在回族居住格局的变化对回民从聚居区走向散居形成的回族学研究提出新的问题，认为要形成一门专门的“回族学”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但起点不是等待，而在足下。     

西北三市回族传统居住格局及其变迁研究——民族关系的新视角

居住格局是影响民族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通过对兰州、乌鲁木齐、西宁三城市回族居住格局的变迁、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的探讨,可以看出西北地区回族分布从总体上是杂散居的格局,其间又有相对传统的聚居形式。这种居住格局的形成和发展,一定程度上增进了回族与汉族等其他民族接触、交流的机会,不但可以加强族际交往,还可以促进各民族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共同发展。     

近代宁夏回族区域民族特点的形成

每一个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 ,由社会内容的扩展 ,必然在空间上演化为区域性特点。元明时期 ,宁夏社会经历了长期的演变 ,至清代 ,回族在这一地区有了长足的发展 ,产生了新的社会结构以及由此为基础的民族运动。这极大地改变了宁夏的地区特点 ,即由边塞区发展为回族聚居区。由此 ,宁夏在全国区域格局中的回族地位发生了深刻变化 ,这正是她成立回族自治区域的历史基础。本文以民族史和区域史交叉的视角 ,阐述了回族社会发展对宁夏区域特点变化的推动 ,分析社会客观变化和人们主观认识在区域特点形成中的作用 ,得出了富有创见的观点 ,对多角度认识回族史不乏意义     

银川市区回汉民族居住格局变迁及其对民族间社会交往的影响

回族城市化和城市回族与兄弟民族居住格局的变迁以及民族间社会交往的相互动态影响，是现代工业文明社会中，回族社会所南临的重大课题。文中以宁夏银川市为区域个案，运用民族社会学方法，对城市回汉族居住格局的交错、变迁、相互影响、社会交往、民族文化的困惑等进行了探讨。     

城镇回族聚居区民营企业产业类型及其发展状况研究——以云南通海纳古镇为个案

本文以传统回族聚居区"围坊而商""围坊而工"的经济结构特征为基础,根据产业类型划分方法,对纳古镇回族民营企业的产业构成进行了分类,并以近年来的统计数据为依据,从企业个数、从业人数、营业收入、利税总额、总产值、资产总额等方面描述了这些企业的行业门类和大类构成特征及其发展状况,进而对回族民营企业发展的伊斯兰文化动因进行了分析。"围坊而工"的经济结构模式是回族聚居区重要的经济文化形态,对回族聚居区经济结构的认识,宜从民营企业的产业类型和工商人类学视角进行分析,以便于横向与纵向的比较并揭示回族伊斯兰文化与回族民营企业发展之间的互动与共生关系。     

城市化进程中回族伊斯兰文化的调适和发展——以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为例

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城市化是一种发展的必然趋势。城市化不仅是人口迁移、经济转型的过程,它还是一个社会文化转型的过程。地处宁夏平原南部的吴忠市是一个回族聚居区,吴忠的城市化进程对回族穆斯林的传统生活方式和宗教行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通过对宁夏吴忠伊斯兰教发展现状的实地调查,考察吴忠回族伊斯兰教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些新的变化和去向,探讨吴忠回族伊斯兰文化在城市化进程中的调适和发展问题。     

回族餐饮业现状与功能调查

山东省东部最大的回族聚居区—青州,居住着回族近三万人。餐饮业作为当地回族主要的生计方式,日益成为当地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特色和支柱。本次调查主要采用访谈、调查问卷等人类学调查方法,以青州市的回族餐饮业为主要考察对象,从大、中、小型餐饮企业及个体商贩中选取五个典型个案进行调查,重点分析青州回族清真餐饮业的发展现状及社会功能。     

略谈我区民俗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宁夏是我国最大的回族聚居区,回族人口占全国回族总人数的1/5,号称“中国的穆斯林省”。宁夏回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不断吸收伊斯兰文化和汉文化等多种文化因素,形成了一整套本民族独特的风俗习惯。回族的宗教信仰、礼仪、饮食、服饰、居住、婚姻、节日、游艺、语言文字、工艺     

西宁市城东区回族教育发展现状的人类学调查与研究

学术界对西部民族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村和牧区的民族聚居区,忽略了对西部城市少数民族教育发展滞后问题的关注。本文以西宁市城东区的回族社区为个案,基于实地调查和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对制约回族社区教育发展的因素进行了全面分析研究,并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呼和浩特市区的民族迁移与居住格局

本文综合运用历史文献、统计分析、实地调查等方法，对呼和浩特自建城至今蒙、满、回、汉四族的迁移与居住格局及其演化进行了系统研究。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就历史而言，土默特蒙古族是原住民族，汉、满、回为迁移民族。民族居住格局在清中叶基本定型，此后己不能把后边几个民族看作移民。其他部蒙古族尤其是内蒙东部区蒙古族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大量迁入。民国前居住格局基本按民族分区居住，辛亥至５０年代初为分区居住到杂居过渡阶段，５０年代至今总体上为杂居格局，只有回族还有相对集中的居住区。从迁移与居住的关系上说，以前是由日积月累的民族迁移而形成一定的居住格局，辛亥以后特别是８０年代以后，则逐渐转变为由一定的居住格局影响民族迁移。由于居住格局的不断调整，各民族的市内迁移也不断发生，使原来各族“大聚居小杂居”的格局，演化为“小聚居大杂居”的格局，而且这一过程仍在进行中。本文认为，杂居固然利于扩大民族交往，但聚居同样使民族关系和睦，而且杂居对各少数民族的文化适应也有程度不同的影响。民族杂居主要是城市化和单位制的副产品。邻居关系和朋友关系往往超越于民族关系。这大概是我国第一个多民族城市社区史系统研究的篇章。     

二十一世纪：世变方激，中国回族研究急需社会学/人类学的大视野

本文简明综述了新世纪的时代特点，指出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及其少数民族之一的回族，在“千禧”、“西部大开发”的机遇和挑战中应有的清醒认识；进而对族人在中国的出现、群体形成被认同、及其文化、民族过程，作了粗线条地反观；在对回族研究的基础、条件、得失有所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据回族发展、分布时空、族群与文化、文献积累诸特点，对回族的研究迫切需要加强对基础性社科之一的社会学及人类学的关注。以便准确认识回族的文化面貌，审时度势，与时俱进。     

新疆伊犁回族社会关系重构研究

人是生活在社会网络关系体系中的一个“社会再造体”,社会关系网络是人的社会资本.移民社会中,社会关系的重构,是移民获得社会资本的主要途径.伊犁是一个典型的移民社会,回族在这个移民社会中,通过三种模式不断地重构其社会网络关系:一是自清末以来,内地回族人在“亲串亲,邻串邻”的模式下,不断迁移到伊犁,移植故有的社会关系,建构了“亲串亲,邻串邻”模式的社会关系;二是与当地人建立婚姻关系,建构了婚姻模式的社会关系;三是交接朋友,在新疆伊犁地区回族之间玩着一种互帮互助的社会资本,即“玩恰依”,建构了回族内部朋友模式的社会关系.     

花儿会:二元结构下的特定时空--试作花儿会上回族群众的角色转换的分析

回族群众在花儿会上,不同于日常世俗生活的表现说明,花儿会是回族社会生活中二元结构下的特定时空。在这个特定时空里,回族群众完成了角色转换,以弥合现实生活和精神心理上的矛盾。     

青海高原地区不同民族体质状况分析

为探讨青海高原不同民族的体质状况,促进青藏高原地区各民族体质和健康水平改善,本文以"青海省国民体质监测数据库"数据为研究内容,对生活在青海省的汉、藏、回、蒙古、撒拉和土族等不同民族成年人(20～59岁)进行体质状况评定与分析。结果表明,各民族的体质达标情况从好到差依次为:蒙古族、汉族、撒拉族、土族、藏族和回族,各民族成年人的身体形态、身体机能和身体素质相互比较各有特点,这与不同民族的居住自然环境、生活习惯、体育活动等有关。为此,建议在青海高原地区应针对不同民族的实际情况和需求,加强体育锻炼健身宣传和健康指导工作,并深入开展体质研究,采取开发民族传统运动项目等多方措施,以促进青海高原各民族体质的增强。     

碑刻文献所见回族历史上的国家认同

碑刻文献是体现回族社会思想意识的重要载体。文章通过三类有代表性的碑刻文献,对其中蕴含的历史信息进行梳理,以实例举证的方式从认同国家政治制度、遵从与恪守国家法律、认同国家发展道路三个重要维度来考量回族根深蒂固的国家认同,由此展现自古以来回族的国家意识和爱国主义传统,及其对新时代继承和弘扬民族精神、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现实意义。     

都市回族社会结构的范式问题探讨--以北京回族社区的结构变迁为例

回族是中国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少数民族.关于都市回族的研究成果已经很多,但多数都是零散的个案描述和具体问题分析,缺乏理论范式的建构和探索.本文将以北京回族社区的结构变迁为个案,探讨具有更为普遍性的中国都市回族社会结构的范式问题,即传统都市回族社区是以怎样的社会结构得以存在和延续的?这种社会结构已经和正在发生怎样的变迁?     

信任: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社会基础

信任是促进人际关系融洽和社会秩序良性循环的重要前提,是促进民族关系和谐的社会基础。中国与世界民族关系的发展变化证明,信任对于促进民族关系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我国当今各民族基本上形成一种信任关系,但影响民族间不信任的因素仍然存在。要在各民族中形成一种信任关系的互动,必须坚持在各民族平等的前提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 同时需要各民族在沟通中加强相互理解、尊重与宽容,在相互认同的基础上以诚相待、彼此取信。     

论中国回族及其文化

回族是在中国历史上发展形成的一个民族群体,并对中国社会发生重大的影响。把民族与宗教信仰紧密联系在一起,是中国回族最突出的特点,也是最重要的特点。中国回族实际上是直接受到两种思想和两种文化的影响和教育。中国回族先民在融会贯通伊斯兰思想和儒家思想方面,有许多创新和独到之处,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理论和观点,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也树立了不同思想和文化之间交流和对话的典范。今天,在新形势下,我们更应该发扬这种精神,积极创造条件,加强民族团结,促进社会和谐。     

马福祥与现代回儒对话——兼谈回儒对话的价值与意义

马福祥（1876-1932）,字云亭,回族,甘肃临夏人,与其侄马鸿宾、子马鸿逵执政宁夏长达37年之久,先后出任宁夏护军使、绥远都统、西北边防会边、航空督办、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故宫博物院理事、青岛特别市市长、安徽省主席、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等要职,曾得到西北回族军人拥戴,以西北回民领袖身份自居。马福祥一生饱读经书,崇尚儒家文化,同时非常关心回族文化教育事业,为消除清代在回汉民族间造成的创伤及隔阂,提倡回儒对话,成绩显著,成为现代社会著名回族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