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时期福泽谕吉的“朝鲜改革论”

甲午战争前,朝鲜甲午农民战争的爆发被日本认为是侵略朝鲜的"良机",也为福泽谕吉提供了实现其积极鼓吹的"朝鲜政略"的机会。甲午战争期间,福泽谕吉阐述了自己的"朝鲜改革论",为日本"改革"朝鲜寻找"正当理由",并为此积极地出谋划策。福泽谕吉的"朝鲜改革论"随着甲午战争的进程而有所改变,大体上追随了日本的对朝政策,其只不过是在其文明观掩盖下的对朝鲜的"侵略论",实质就是使日本对朝鲜的侵略正当化。     

从历史教育看“中日民众信任问题”

近来 ,中日民众相互“信任问题”引起关注。本文通过对中日两国中学历史教科书的比较 ,指出日本历史教育的原则是“掩盖侵略性质 ,推卸战争责任 ,拒绝反省认罪” ,中国历史教育的精神是“以史为鉴 ,面向未来 ,促进中日友好”。日本的历史教育完全秉承日本政府掩盖侵略历史 ,回避战争责任的一贯方针 ,其根源是历史认识问题。这一问题既严重伤害了曾经深受日本侵华战争之害的中国人民的感情 ,也将日本民众引向历史认识的误区 ,干扰了中日两国民众的沟通、理解与信任 ,这才是中日民众“信任问题”的症结所在     

论甲午战争后福泽谕吉的朝鲜观

甲午战争后,在朝鲜出现了日俄争夺的局面,相继发生了乙未事变和俄馆播迁等重大事件。期间,福泽谕吉阐述了对朝鲜的认识,并为日本"改革"朝鲜积极地出谋划策。乙未事变发生后,其极力为日本在事件中的罪行进行辩解,并劝说日本贷款给朝鲜,希望以经济手段达到控制朝鲜的目的。俄馆播迁的发生则使俄国在朝势力进一步膨胀,面对这种形势其主张由此前日本单独"改革"朝鲜转变为可以同其他国家共同进行,并暗示日本不会放弃既定的朝鲜政略。此后,为达到缓和日朝关系、增强日本在朝影响力的目的,其又提出了向朝鲜移居日本人的"移民论"。这一时期,福泽谕吉的朝鲜观几乎自觉地追随了日本的对朝政策,对朝鲜表现出极端的蔑视。     

单边主义与美国霸权

美国小布什政府上台后 ,单边主义越来越厉害。美国对单边主义的辩解可以分成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两种 ,自由主义认为只要政策的实质是“善”的 ,单边主义就是合理的 ;而现实主义认为 ,单边主义在涉及国家关键的利益的时候 ,也是应该允许的。本文指出 ,这两种辩解都不能成立 ,它们都掩盖不了其为美国谋求单极霸权的真实意图。单边主义问题的突出反映了美国冷战后的战略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单边主义和多边主义的矛盾 ,反映了冷战后国际体系演变中的结构性冲突 ,今后这种斗争会继续存在 ,甚至可能激化。     

日本美术的中国文化渊源探微

日本美术是东方美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历史进程中,更多的是与传入日本的中国文化艺术的融合。从日本的农耕社会和佛教美术时代到浮世绘世俗化时代,中国的佛教文化、唐宋文化对其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文化艺术在诸多方面成为日本艺术在视觉图像和绘画理念的原型。日本艺术家在对中国文化的探究借鉴之"视"中,也在不断地强化着自己的东方思维方式。     

浅析福泽谕吉对朝鲜防谷令事件的评论

防谷令事件(1889-1893)是朝鲜甲申政变后日朝之间发生的一个重大事件。期间,福泽谕吉阐述了其对该事件以及日本对朝政策的看法。事件解决前,福泽谕吉对甲申政变以来日本"因循姑息"的对朝政策提出了批评,希望政府制定"增进"两国感情、"促进"贸易的长期政策。事件解决后,为改善日朝关系福泽谕吉向政府提出"向朝鲜移民"的建议,并以"医生医治病人"来为事件中所采取的"文明流"外交惯例之外的"笔法"进行辩解。从最初对日本对朝政策的不满到事件解决后对其的建议、赞许以及为其强硬政策而寻找借口,这些都表现出福泽谕吉对朝鲜的强硬态度。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外交活动评述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以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开始,其中,日本军部发挥了主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日本外务部门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通过外交活动,竭力为日本侵占东北进行辩护与开路,促进了侵略战争的不断发展.关于日本外务部门所起的作用,事变期间其在国联的外交活动就可见一斑.     

评《孙文与神户》一书

最近,中国出现了研究孙文的热潮.日本也进一步展开了对孙文的研究.继横山宏章著《孙中山的革命和政治领导》、池田诚著《孙文与中国革命》两书出版之后,陈德仁、安井三吉两人合著的《孙文与神户》一书也出版了.众所周知,孙文作为著名的中国近代革命领袖,和日本有着很深的关系.该书以日本的神户市为研究重点,查清其与孙文的关系,在这样的座标轴上再现孙文的生涯.可以说,在以往有关"孙文与日本"的研究中,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我国东北地区的鸦片毒化政策

鸦片毒化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侵略扩张中所实施的一种毒辣政策。其目的是用鸦片来毒害中国人民的身体 ,销蚀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意志 ,使其甘当亡国奴 ,并夺取中国人民的钱财 ,为日本继续扩大侵略战争开辟财源。因此 ,鸦片毒化政策的制订和实施 ,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犯下的侵略罪行的重要方面。本文旨在披露“九一八”事变后 ,日本在东北大量生产、贩卖鸦片和麻醉毒品的事实 ,并对日本为掩盖其罪行提出的所谓“鸦片十年断禁”政策的本质加以分析。一日本是 1 92 1、1 92 5、1 931年海牙与日内瓦有关鸦片与麻醉品国际禁烟公约的签约国…     

日本文化民族主义批判--从本居宣长到今日的"靖国辩解话语"

日本文化民族主义可溯源至本居宣长。他的“真心之道”基于不辨是非、不分善恶的“主情主义”,他关于“神”的话语建立在对“理”和“善”的否定之上。这些都成为日本保守势力自我辩解、自我免罪的依据,并深深毒害日本民众,成为狭隘民族主义的精神养分,并一直延续至今日的“靖国辩解话语”。     

编者的话

正中国的日本研究已经有1700多年的历史了。当代中国日本研究从毛泽东1963年发出"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批示、1964年中国规模性建立日本研究专业机构算起,也逾半世纪,可谓"春秋五十载,硕果满庭芳"。今天,中国日本研究作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的"显学",其自身研究正成为一项紧迫课题,到了回顾、总结、再出发的时刻。为了检阅当代中国日本研究的现实状况,梳理和辑录日本研究的成果资料,中国     

日本的工匠精神传承及其当代价值

日本工匠精神启蒙于奈良时代,初步形成于中世,确立于江户时期,并作为一种具有普遍价值的信仰力量,在日本近代及战后经济腾飞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日本工匠精神的基本价值与制度依据在于强调敬业、敏求的"家职伦理";其终极追求"天道奉公"既是工匠家国观念的集中体现,也符合尊崇自然的天人合一理念。"日本制造"取胜的秘诀在于工匠精神,但是近20年来,有着悠久传统和良好信誉的日本制造业大企业丑闻频出,"日本制造"陷入困境,工匠精神的失落是其重要原因。研究日本工匠精神的形成、内涵及其在日本制造业转型中的作用机制,或有助于培养中国的工匠精神,从而在中国迈向制造业强国之路上发挥东方劳动观念与职业伦理的文化力量。     

日本对华“观光外交”的模式、成效及启示

自2010年日本政府放宽对华签证以来,中国赴日游客数量基本呈现大幅攀升趋势,2015年后一直位居外国访日游客首位。大量观光客的访日一方面对提振持续低迷的日本经济大有裨益,另一方面也极大改善了日本在中国游客心目中的国家形象,起到了积极的公共外交成效。本文以公共外交为考察视角,首先对日本对华"观光外交"性质及模式进行界定,提炼出三类公共外交模型,并结合该外交行为的实施过程与方式,考察了其对近年来中国赴日游客数量上升趋势的影响。其次,本文探究了"中国赴日游客数量"与"中国民众对日好感度"二者间的关联度,及其对日本国内经济发展与"地方创生"战略的积极推动作用。最后,本文基于日本"观光外交"的相关经验,从前期准备、实施模式以及效果互动三个方面对中国公共外交提出政策建议,以期对未来中国开展新型大国外交、提升国家形象有所助力。     

《日本学刊》2016年增刊——《中国的日本研究著作目录(1993—2016)》出版

<正>中国的日本研究已经有1700多年的历史了。当代中国的日本研究从毛泽东1963年发出"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批示、1964年中国规模性建立日本研究专业机构算起,也逾半个世纪,可谓"春秋五十载,硕果满庭芳"。今天,中国日本研究作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的"显学",其自身研究正成为一项紧迫课题,到了回顾、总结、再出发的时刻。     

黄遵宪“国学”的“东学”渊源

中国近代,学界把"东学"狭指"日本之学术"。因为研究近代的黄遵宪"国学"与"东学"的关系,即借用了近代通用的"东学"之涵义。黄遵宪首先在《日本国志》中提到"国学"之词,并且多次提到日本近代意义上的"国学",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还叙述了日本近代江户时期的国学四大代表人物之一本居宣长。我国近代,国学界盛行"国粹"之说,也不可忽视黄遵宪的贡献。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给予了我国近代国学者极大的影响。我国近代学者通过《日本国志》,不仅了解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等,而且还了解了日本的文化,了解了日本近代的"国学",了解了日本的"国粹",黄遵宪对我国近代"国学"的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贡献。并且黄遵宪也阐释了:自古以来中国文化就对日本学术有着很大的影响。     

张学良的对日外交析论——以“皇姑屯事件”“中村事件”中对日外交策略为中心

1928年张学良作为东北最高负责人,在处理"皇姑屯事件"与"中村事件"中,遵循"力避冲突"的主要原则,斗智斗勇地与日周旋,成功地化解了张作霖被害后被动的东北政局,维护了地区稳定,同时排除日本势力干扰实现东北易帜和国家统一,取得对日外交战略上的成功。然而张学良在对日外交中也确有一定失策,其表现为:没有利用新闻媒体制造舆论向日本施压;其难以克服的恐日症思维在与日本交涉中难有进一步的作为;不善于打外交牌错失交涉资本,因此造成对日外交的诸多困难。张学良"隐忍"的外交方针造成日本方面对张学良政府软弱的判断,为此后日本进一步侵略中国埋下伏笔。     

战后日本自我认识的深层结构——以“战败后论”“二次战败论”“永续战败论”为线索

1997年,加藤典洋以"战败后论"为题,提示了日本"战后"话语的延续,揭示出战后日本社会的"扭曲性结构"。1998年,江藤淳撰写《二次战败》一书,指出日本面对美国再度经历一场"战败",如何脱离美国、谋求自身独立成为日本反思与批判战后自我的重要问题。2013年,白井聪提出"永续战败论",将日本"战败"上升到国家认同与文化心理的层次,突出了日本面对"战败"的逻辑悖论与病理构造。2015年,绪形康以日本与中国为对象重提"二次战败论",就面对走向复兴的中国,日本将走向何处、将如何与中国交往进行了阐释。审视"战败后论""二次战败论""永续战败论",其背后潜藏着"自我—他者"的二元性的对立、对抗的思维结构,突显了战后日本"不可再败"的话语结构与强化国家主体意识的自我认识,同时也昭示出日本的对外认识之中始终存在着"中心与边缘"的全球化或地缘化的思维结构,或将对21世纪的中日关系产生根本性的深远影响。     

柳田国男与“一国民俗学”的成立

日本民俗学的发展与柳田国男密不可分。柳田在民族主义意识高涨的明治末期开始民俗研究,受关东大地震的刺激着手对学问体系的摸索。上世纪20年代其学问主张的国际色彩浓厚,对中国民俗学运动也给予了较高评价。30年代柳田充分消化欧美的学问,立足于日本的个性,逐步形成了独特的分类体系,确立了将地域差转换为时代差、通过比较构建国民生活变迁史的学问体系。其研究对象限定在日本"内地",强调"民俗词汇"的核心作用以及日本人自我研究的优越性,"一国民俗学"是精炼的概括。     

日本社会治理管窥

在全球化浪潮席卷的今天,中国在加紧开展有效社会治理的同时,也亟须增进对国外社会治理经验教训的学习和借鉴。公民社会和地方自治是社会治理的两个重要课题,日本"公民社会"因为地方自治改革的推进而不断受到关注,日本地方自治面临的挑战又需要与"公民社会"携手应对。本文阐述了日本社会治理的"公民社会"和地方自治的内涵认识,分析其发展历程和面临的挑战,并对其经验教训对中国社会治理的意义略陈管见,认为成就有效社会治理需要调动民间社会积极性,需要法律保障,需要执政党、政府正确支持引导。     

从日本社会调查看中国的软实力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冷战结束之后,在国际关系中出现了"软实力"的概念,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也越来越重视"软实力"的增长。通过对日本民众所做的有关中国文化及其软实力的调查发现:中国对日本文化软实力的影响仍然薄弱,尽管其中有关传统文化和大众文化的某些内容能够被日本社会所接受,甚至某些内容还受到推崇,但是在政治文化方面却遭遇抵抗。总体来说日本社会对中国的文化价值缺乏认同,目前中日关系中出现的问题以及日本民众对中国的亲近感降低也与此有关。因此,中国要提高自身文化软实力,改善媒体的传播质量,以民间形式为主进行文化传播,这不仅仅是改善中日关系的需要,同时也是中国和平崛起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