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学的心性论——兼论中印佛学兴衰的原因

佛教学说自东汉后期传入我国,经魏、晋、南北朝,得到飞速发展,佛教理论日新月异,佛寺数量与日俱增,寺院钟声远播十余里。至隋唐,中国佛学的发展,可谓达到鼎盛时期。然而,在唐末以后,却骤然衰微下去。宋以后虽还有大量佛寺和僧侣,但佛学学说却毫无新意,只不过是重复以前的旧说而已。佛学理论的这种升降浮沉,其根本原因究竟是什     

魏晋玄学与佛学的中国化

魏晋玄学的兴起 ,在思想理论领域为佛学的中国化提供了机缘。玄学理论为佛学思想特别是般若空论的阐释所利用 ,因而佛学的中国化最初表现为佛学的玄学化倾向 ,但佛学又极力保持着佛教独立的宗教地位。僧肇在批判六家七宗的同时 ,阐发了般若空观本义 ,既标志着佛学玄学化倾向的终结 ,又标志着佛学中国化在玄学的推动下进入了新的阶段。     

善何以可能——兼论中国传统伦理的思考向度

一 伦理学或道德哲学往往以某种规范系统来担保行为的善。然而,从逻辑上看,规范系统的建构总是以价值的确认为前提:人们首先是根据价值形态来规定行为的规范和评价的准则。价值是一种广义的好(good),在道德领域中,它则表现为善。尽管广义的“好”与“应当”之间并不一定具有蕴含关系,但就道德实践而言,“什么应当做”,与“什么是善”之间却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惟有对善与恶有所认定,才能进而形成何者当为,何者不当为的行为规范。就价值认定对伦理学的本源意义而言,价值论似乎构成了伦理学或道德哲学的元理论(Meta—theory)。当穆尔将“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视为伦理学的“第一个问题”时,(《伦理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9页)他无疑已注意到了这一点;当然,在穆尔那里,这一问题主要限于概念层面的分析,从而没有超出元伦理学(Meta—ethics)之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何以可能"的何以可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范式辨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何以可能"作为当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一种普遍范式更多是从解释学的视角印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外显的历史进程和理论形态,而不是从整体性的范畴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在的生成逻辑和衍进规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唯有致力于历史已然、现实应然与将来必然的辩证统一,着眼于实践具体、理论抽象与逻辑概括的有机和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何以可能"研究范式才得以可能.     

中国何以成为“礼仪之邦”

传统文献和当代汉语的用语习惯中,"礼仪之邦"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逐渐代替了"礼义之邦"。其内在原因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把礼仪之有无视为自我文化认同的根本标识和华夷之辨的主要依据。宋明以降,中国越来越重视和强化礼仪,逐步走向一个礼仪化的国度。其表现形式和塑造机制有三:其一,"礼仪之邦"是域外视角观察中国所获得的真切印象,是中外文化比较的结论;第二,百姓日常生活越来越礼仪化,这是礼制下移的结果,是士大夫们通过庶民通礼、宗族祠堂、家礼家仪、乡规民约等途径合力塑造的结果;第三,民间日用礼书的广泛传播,民间礼生的传承和实践,推动了中国乡村社会的礼仪化。由是,中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礼仪之邦","礼义之邦"一词反而习焉不察了。     

试诒牛头宗与老庄思想之此较——兼论牛头禅学之老庄化

禅宗与中国道家思想密不可分,牛头禅作为禅学一支,其不仅继承了佛教空宗,也承继了中国道家老庄思想。本文从心性论、思维方式、境界观三个方面比较了牛头宗与老庄思想存在的理论联系和逻辑差异．阐述了牛头宗对老庄思想的吸收、融通与改造,使牛头宗在禅学的理论框架中与老庄的思想达到新的更高层次上的理论建构与思维模式的统一。     

政治制度何以生长秩序——兼论转型期中国政治制度完善的逻辑理路

政治制度以其反映基本社会共识、确认利益结构、调解社会矛盾和规范政治行为等具体途径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秩序生长功能.合理政治秩序的生长依赖于按照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相统一、效力和利益均衡等原则建构而成的政治制度.转型期中国政治制度的完善应以公正性、适应性和整合性为逻辑理路.     

信仰社会学研究要义——兼论信仰如何成为中国问题

人类信仰大抵可分为人本信仰与神本信仰两大类型,这两大信仰类型在本质上仅是神人关系的不同建构形式而已。所以,在神人关系及其信仰类型的建构中,宗教仅仅是对神人关系及其信仰的一种表现,另外一种表现则是以非宗教(可以是种族、民族、国家、政党等)的形式,涵盖、垄断了对神人关系及其神圣性的阐述,同时也是一种信仰实践模式。这就构成了宗教信仰与其他信仰之间统一整合或彼此分离的深层关系。为此,中国人经常使用的"信仰"一词,似与宗教有关,却又更与现实权力、利益、个人身份及其对信仰模式的建构紧密相关。而人们一旦谈及信仰或宗教信仰,似乎就嵌入了一个内涵多样的语境及其现实关系之中,最终构成了信仰层面的中国问题。     

龚自珍何以成为中国近代思想解放的先驱

１８４１年辞世的龚自珍何以成为中国近代思想解放的先驱？这是因为：其一,龚自珍在晚清由古文经学转向今文经学,大力倡行经世致用的学风和指陈时弊的议政风气,开启了晚清“议政”的一代新风。其二,龚自珍对晚清社会全方位的深入批判和对社会改革的热切呼唤,振聋发聩,惊世骇俗,警醒了世人,激发起后人的改革热情。其三,龚自珍猛烈抨击封建专制对人才和人之个性的压抑束缚,追求精神解放和个性解放,成为中国近代“主变敢逆”启蒙思想的先导。其四,龚自珍抱负恢奇,才气横溢,他的思想更具冲击力和感召力。因此,称龚自珍是中国近代之初的“但丁”,他是当之无愧的     

论本体论的禅学终结

人类最先看到的是物质性或经验性本体,然后上升为精神性和先验性的本体认识。但西方哲学意义上的“本体”理解面临着理性基础无法证明的困境,不得不向东方哲学的本体论方式趋近,在中国哲学这里,无论是“仁”本还是“道”本,都见证于人的生存直觉,它们的神圣性在于它们的现实性和日常性。生存论意义上的本体不是逻辑认知的对象,不能从具体生存中分离出来,它是人的日常过程和人的生命敞开、呈现状态。尤其在禅宗这里,本体论的理论和实践达到了最高峰,扫荡一切本质主义的本体论而全面赴人日常生活,肯定平常生活即是存在的“如是”本体．     

中国佛学心性和谐思想要论

心性和谐思想是中国佛学和谐思想的核心内容.中国佛学心性和谐思想具有融合中印佛教心性思想的特征,它突出发展了印度大乘佛教的智慧解脱思想,相对于印度佛教而言,具有关注现实人生、现实人心、现实之用的特征.中国佛学心性和谐思想体现在修行观上、心性本体论和境界论上,具有将心性和谐推展到现实人生,将内在精神和谐与应对世间智慧相结合的特征.研究中国佛学心性和谐思想对于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促进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存在与时空限定——论言语何以成为存在之家

努斯推动万物运动,逻各斯赋予人类记录万物运动的能力,使得言语成为存在的家。因为存在离不开时间与空间的限定,身为“爱智慧者”的人类创造了语言这个记录存在的工具,在空间上对存在主体进行限定,在时间上对存在主体的运动进行限定。空间限定和时间限定分别对应人类语言基本交际单位（句子）的主语和谓语部分,从而实现了将运动的瞬间化为静止的永恒。但人类很难消除记录存在的言语与被言语记录的存在间的偏差,就像心理现实只能向客观现实无限接近却很难实现等同,因为言语过程本身便是一种抽象概括的过程（形而上）。无限缩小这个偏差是形而上学与科学研究所共同追求的一个目标,是爱智慧者追求真理的必经之路。     

论梁启超的佛学

在近代佛学复兴的背景下,梁启超潜心佛学研究,一生与佛学结下了不解之缘.粱启超的佛学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以致用为目的,以己意进退佛说,对佛教教义进行改造和利用,形成了经世佛学思想;后期则是以学问为目的,使用科学的方法,对佛教历史、佛教经典和佛教哲学等进行学术研究,结出了佛教文化研究的硕果.最后,研究梁启起的佛学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     

论六朝佛学对中国文论精神的升华

中国古代文论具有丰厚的人文精神蕴涵,然而这种传统的精神蕴涵到了汉魏之际,面临着新的问题。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以及玄学观念无法满足人们的精神解脱,需要新的宗教精神的介入。佛教在这时候适应当时人们的需要,对于文论的精神价值作了深化,影响到文艺理论领域,使汉魏以来的文论精神蕴涵具有多元交融的特点既有儒家思想的延续,亦有道家与玄学的创辟。两晋之后,佛学从宗教境界的层面,提升了中国传统文化与文论的思想境界,使文艺精神具有了更深的形而上意蕴,对文艺理论问题的思考愈趋深邃。显示出中国古代文论的精神价值体系多元共生、互相融补的特点,直接促成了《文心雕龙》的诞生,并且影响到唐宋时代佛学向禅宗方向的转化。深入探寻这种成因,是了解中国古代文论人文底蕴与精神蕴涵问题的重要途径,也是激活其现代价值的关键所在。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中国化的新发展——兼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上,以实现人类的最终解放为最高理想。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不断地指导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体现着和谐的主题。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任务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中的基本原理相契合,在丰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同时,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中国化的新发展。     

论诚信何以可能——兼论诚信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

诚实守信是符合市场经济内在的逻辑和事物发展规律的规范和美德。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内在地需要并且产生出诚实守信的道德原则和契约精神。培养和维护诚实守信的道德原则和契约精神对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大有裨益。     

中国何以成为21世纪创新型国家——中国特色公平正义创新之道

本文考察了近现代世界历史500年的发展轨迹,从中概括出三条基本规律:创新领先律,综合创新律和百年周期律。在此基础上,把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论,运用到中国发展前景、发展目标的研究中来,提出"中国创新论",或叫"中国综合创新论"。中国科学发展新目标是21世纪创新型国家。中国创新的本质是国家、资本和劳动三者关系的新架构。从而开创出人民主体、造福人们的中国特色新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既彻底突破国家主体化的传统计划经济的苏联模式,也突破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的西方模式、美国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