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责任建构过程研究

中国的国际责任问题是继＂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之后由西方国家最先建构出来的,是西方舆论和西方学者在面对中国崛起时的一种应激式反应和外交对策。自此之后,中西方学者对中国国际责任问题的建构和研究都各有侧重。全面梳理和回顾中国国际责任概念的提出与界定、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国际责任的认知与态度,对今后研究中国国际责任问题的文献背景和线索有着重要意义。     

实践存在论美学——中国美学的一面新旗帜

探讨了全球化大背景下中西方文化和思想的不断交流和碰撞,中国美学在中西美学的对话中出现了一些学者所说的诸如美学的＂失语症＂、中国无美学以及中国美学如何走向世界等问题。分析了这些问题的实质在于中国美学的＂西化＂和＂本土化＂话语权问题上。实践存在论美学正是把中国传统美学和西方美学思想学术资源进行融合建构起中国美学的一种新理论,其在当下的背景下具有从理论层面和对话层面来解决上述问题的现实意义。     

历史性飞跃的涵义、阶段和理论成果的历史形态

中共在两次革命和两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的结合中,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这两次飞跃,都包括了理论飞跃、实践飞跃和社会飞跃三大成果。这些成果的取得,都是通过认识和解决＂中国问题＂而实现的。由此产生的＂中国理论＂,包含三个方面的内涵结构,即一般原理与特殊原理、理论（理论理性）与道路政策（实践理性）和＂理论核心—原理群—具体论断＂。由于认识的历史性,以及＂中国问题＂的结构和演化,决定了＂中国理论＂的阶段性和不同历史形态。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已经产生了三个历史形态,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今后必然还将产生新的阶段性成果,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新的历史形态。     

怎样看待“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是国外学者总结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一个新视角,经过一番热炒登上了众多国家媒体的显要位置。国内外学术界和新闻界有关＂中国模式＂之争又掀热浪,对＂中国模式＂概念、内涵、特点、精神实质及未来发展趋势等进行各具特色的归纳总结不一而足。关注＂中国模式＂的研究,进一步建构与中国发展道路相适应的、且能够和西方沟通的语境是当务之急。冷静看问题、热心谋发展,我们应当认识到＂中国模式＂的初始性,其理论上有待完善,实践上具有脆弱性,尚在不断发展完善之中。     

现代性视域下中国法律现代化的文化阐释

当西方社会已进入对现代性的反省与批判之时,中国又当如何应对自身的法律现代性问题？只有清晰界定＂现代化＂和＂现代性＂的概念及其相互关系,从法律文化的视角将法律的现代性从不同＂语境＂中剥离,并采取＂多维整合＂的研究方法展现法律现代性的基本维度和属性,才能正确诊断中国法律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问题的症结,发掘中国法律现代化的内在动力,从而改变中国法律发展进程中一贯的被动局面。     

正本清源 天道绝对——张远山“新庄学工程”三书述评

＂道术将为天下裂＂实在是困惑中国学界已久的重大问题，不仅事关中国哲学的发展，而且事关中国哲学的建构。对＂真道＂或＂道术＂的正本清源，意义尤其重大。面对中国漫长历史的重重话语覆盖，去蔽存真不仅需要汉学与宋学的真功夫，还需要中国传统文史哲＂三合一＂的贯通能力，才能澄清＂大道废，有仁义＂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等基本问题。更为关键的是，实现中国哲学话语的体系性倒转，除了＂发明真相＂和＂自坚其说＂的艰苦努力之外，张远山更有＂庄周道术，终古不废＂的新义理重要阐发，亦即在此重新激活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基础上，重新建构中国当代哲学切实地基，就不再是件遥远的事情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品质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具有其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内在逻辑联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围绕＂社会主义本质论＂、＂党的建设论＂、＂社会主义发展论＂这三大根本问题依次演进形成的,是原则性、时代性和实践性＂三个特性＂的统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这＂四大规律＂的思维轨迹进行概括的理论结晶。     

中美家庭“孝”伦理的差异研究

中国家庭的＂孝＂伦理内涵可归纳为＂养亲＂和＂祭亲＂两部分,美国家庭的＂孝＂则更多地体现在宗教文化中。在家庭生活中,中国＂孝＂伦理主要体现：在父母地位至高、视赡养父母为刚性义务、重视祭祀祖先及传宗接代。与中国不同的是,美国父母在家庭中与子女地位平等、注重老人精神赡养、祭祖与传宗观念淡薄。目前,中国＂孝行＂面临传统孝观念淡出与社会养老体系不健全的问题,美国则面临社会养老体系成熟与老人精神孤独间的矛盾。     

新型“民工荒”的成因与对策

＂民工荒＂已成为社会的焦点问题,也是众多学者关注的问题。有学者称中国不存在＂民工荒＂,但另外一部分学者则认为用工确实＂荒＂,众说纷纭。其实,中国的＂民工荒＂并非劳动力的缺乏造成的真正意义上的＂民工荒＂,而是由于国内目前由于用工需求不合理、户籍二元制度有缺陷、民工权利保障制度等制度缺陷造成的伪民工荒现象。因此,解决民工荒问题可以从四方面入手：1.完善劳资关系,改善民工薪资待遇;2.增加培训投入,改善用工结构性缺口;3.破除户籍制度壁垒,实现劳动力自由流通;4.关注民工生活,落实民工权利保障制度,以此来解决中国的＂民工荒＂问题。     

经济哲学视阈中的农民问题

＂三农＂问题归根结底是农民问题。而中国农民问题之所以日益严重,其根源在于国家和社会的价值取向一直偏离了农民的需要和农民的发展。它已经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问题,而是更为深刻的人的问题。必须在全社会树立以＂农民为本＂的价值取向,建立较为公正的社会制度安排,促进农民的全面发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     

“天人合一”与环境保护关系的误读

中国哲学的天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包括了自然、义理、主宰等意义。将＂天人合一＂归结为人与自然的合一,甚至期望用＂天人合一＂来解决环境问题,是对＂天人合一＂的误读。中国哲学中有关于保护自然资源的思想,但其与＂天人合一＂并无必然联系。     

李鸿章对朝鲜的"以夷制夷"政策与《朝美条约》的订立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征台、侵琉、征韩的侵略活动一步步扩大和加深,李鸿章对日本＂为中国患＂的认识也日益深刻,开始从中国地缘安全的切近关系审视朝鲜问题,酝酿实施将中国传统的＂以夷制夷＂策略和近代＂均势政策＂相结合的新的对朝政策。从劝导到主持朝鲜与美国立约通商,李鸿章意在把列强势力引入朝鲜而令其彼此牵制,以杜绝日本势力的进一步扩张,确保晚清中国在朝鲜的优势。     

论中国人何以选择马克思主义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前提性问题,即为什么要＂中国化＂的研究,要追探到中国人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这一问题。通过归纳学者们找出的各种主客观原因,包括选择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文化心理,选择马克思主义所得的精神力效用和方法论效用,对于明晰中国人何以选择马克思主义,何以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至关重要。     

中国现代作家的都市文化心理谱系——从通俗小说家到“新感觉派”作家

中国现代作家的城市意识幽微复杂,它既关乎新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又折射华夏子民的城市文化心理。对通俗小说作家、左翼作家、早期海派作家、＂新感觉派＂作家关于民国上海的多元叙述进行话语分析,考察中国现代作家的都市文化心理谱系,可以透视中国人审视和接受现代都市的精神脉络及其文化意蕴。     

当前中欧关系中的西藏问题

目前＂西藏问题＂是中国与欧洲国家关系中的一个症结。双方在对西藏问题的看法和对达赖喇嘛的身份定位上都有差异。欧洲国家之所以介入＂西藏问题＂,除了其实用主义原则之外,还有人权和人文主义因素。面对这种情况,中国需要找到合适的措施加以应对。     

“古为今用”三问题研究

毛泽东的＂古为今用＂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当今时代,我们应该深入研究毛泽东的＂古为今用＂思想,并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进一步继承和传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实践中,把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进一步结合起来,以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本文就＂古为今用＂的含义以及这一思想形成的时间、背景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1900——1907年林乐知有关清末新政的思考与评论

1900年后,传教士和著名报人林乐知对当时清末政局和中国革新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和建议。在教育改革方面,他重视＂蒙学＂和＂女学＂,并建议对传统士大夫进行＂仕学＂再教育。在政治立场上,他支持自上而下的政府改良,反对暴力革命手段,尤其对晚清＂预备立宪＂寄予厚望。随着他对清末新政逐渐失去信心,对革命派的态度有所改善。但他始终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是文化问题,根本出路只有教育和基督福音。     

做痛苦的苏格拉底还是快乐的猪？——意义与经验问题的一种中式解答

＂意义与经验的关系究竟怎样＂,显然是一种西方哲学的表达方式。本文从儒家提出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想方式出发,认为在面对类似问题之时,儒家哲学不是从事件承受者的＂意义＂角度考虑,而首先从事件施加者能否＂心安＂、是否＂不忍＂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这一理论旨趣使得儒家思想带有强烈的实践特征,也使中国哲人在现实面前可以＂忧乐圆融＂,为这一西式问题提供了一种更愉快的中式解答。     

20世纪以来中国民生主义的历史轨迹——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

民生主义已成为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一以贯之的一个主题。在革命与战争的时代里,孙中山首绘民生主义蓝图,毛泽东成功领导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并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为民生建设奠定了经济基础和提供了政治保证;在和平、发展和合作的时代里,邓小平思考和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的新时代;江泽民和胡锦涛分别在思考＂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和＂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基础上,继续把民生主义向前推进。     

财税随笔九题

谁来为纳税人说话？谁来为纳税人说话？这似乎不是问题,或者说没有问题。社会主义中国,人民当家作主,差不多等同于人民的纳税人自然有机会＂说话＂、有底气＂说话＂、有实力＂说话＂。这毫无疑问。这似乎是问题,或者说有问题。问题是说话的质量和效率,还有说话的渠道和方式;问题是能不能说到“点儿”上,说了有没有人听,有没有人当回事儿;问题是说了管用不管用,如果不管用能不能讨到“说法”,讨到的“说法”是不是负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