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坛中的猴魁茶人茶话与史话

历史文献中有关茶人茶事的记载多为一鳞半爪，不成系统，逸闻轶事似乎要比酒人酒事要少得多。尽管世人喝茶的人远比喝酒的人要多得多。而印坛采用一事一章（印）或一章（印）一人的形式，在创作上显得自由、灵活，易于成章（印）。书从印人，印从书出。本人从猴魁茶人茶事活动过的地方，搜集了关系茶人茶事的寿山石印章。虽然数量不多，但足以能够轻轻松松的彰显猴魁茶人、茶话与史话。     

从女权斗士、香闺佳人到贤妻良母——民初上海女性期刊读者定位的演变及分析

民初上海报业商业化及文化思想界新旧混杂状况塑造了其时女性期刊的多种面貌和对女性读者不同层面的身份定位。女性参政运动期间,女权运动精英创办的期刊显示出强烈的民族主义、女权主义立场,其女性读者定位是具有民族国家意识的女权斗士。其时"鸳鸯蝴蝶派"文人也开始占据阅读市场,女性读者被定位为文化消费的主体,如何满足闺中女性的阅读欲成为报刊编辑实践的核心。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分别创办《妇女杂志》、《中华妇女界》,在市场获利和承担文化责任双重使命中取折中态度,以知识、技能、美德等为核心话语,女性读者身份定位转变为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这种对女性读者身份定位的不断变换凸显了民族主义与商业利益交织的语境中中国女性身份的多种可能性。     

文情士心:明清文学评点的精神向度

考察戏曲小说评点的基本材料可以探讨明清文学评点的精神向度。明清时期的文学评点出自文人之手,其"文人"和"士人"的身份导致了他们评点批评的两个精神向度:一是审美批评,二是社会文化批评。他们的审美批评,既体现出从印象式批评到理论化批评的演进,又包含着批评姿态、不言之言以及文情激荡的特征。他们的社会文化批评,表现为社会关怀、伦理维护和"发愤"、"抒愤"的士人情怀。明清文学评点的精神向度与文学创作相辅相成,构成了另外一重值得探讨、品味的精神世界。     

“崇雅黜俗”:北宋东京士人交游圈的审美风尚——以苏轼为中心

东京作为北宋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士人以艺术为媒介进行交游的文化空间。通过日常的交游和雅集活动,苏轼、范镇、王诜、黄庭坚等不同身份、家世背景的人在东京不同方位的住宅、庭园、寺观等文化空间里经常饮酒、诗画酬唱、相互品评,形成一个相对松散和稳固的交游圈,实现彼此的身份和文化认同,表现出"崇雅黜俗"的审美趣味,共同营造富有时空特色的社会文化氛围。这种审美区隔传达了当时新兴的文人士大夫阶层的自我身份认同以及强烈的责任感,也与儒、道、禅思想的渗透有关,对其后的文人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金代"窟忒忽达葛谋克印"再考察

金代官印迄今公布逾900方,并尚有未公布者,在遗留至今的历代官印中,数量居首.猛安谋克印是金代特有的官印.纵观金代官印各著录及印谱中,相同印文的谋克印几乎未曾重复出现过.从玺印文字和官印制度两个角度考察了《金代官印》一书收录的"窟忒忽达葛谋克印"三方印模,推论三方印模实际应该是两方印章,在此基础上,综合各方材料又探讨了一个确切的谋克有两方印章存在的原因.     

族裔散居语境中的"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以斯图亚特·霍尔为研究对象

文学研究走向文化研究是近年来文学理论研究中的走向,而身份与认同是文化研究的热点问题.在文化研究语境中,以族裔散居视角去审视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界定族裔散居、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等术语的文化内涵也就凸显出来.斯图亚特·霍尔作为文化研究的思想集大成者,其"两栖人"独特的文化身份成为我们研究他本人及他的<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提供了极佳的视角.     

楼兰地区新发现汉印考释

楼兰地区首次发现一枚印章,红铜质,印面方形,兽钮,印文释读为"张帀千人丞印"。根据质地、钮式、名称、尺寸及印文内容等分析,我们推断该印为一枚魏晋时期的官印,属千石以下官吏使用。此印与中原传统官印的规制存在一定差异,它糅合了中原传统印章制度和中央政府赐给西域诸属国官印某些元素制作而成。     

认同与困惑:近代白话文推行的社会反应

传统科举制度的废除和帝制王朝的覆灭,使得文言作为一种身份象征和文化资源失去旧有体制的权力保障.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白话文以"国语"的身份得到政府教育行政权力的认可,进入国民教育一知识的再生产体系,这为白话文提供了文化再生产的制度保障.不过,在传统文言教育和书写不断被边缘化,国语文取得社会权势地位这一转型过程中,不同地域和阶层的社会群体则经历了一个艰难的文化认同和集体心态的调适过程,这一点也凸显出中国现代文化转型的复杂性.     

文人的"表现"与文学的"表现"--中国古代文学思想文化精神的一个重要特点

在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中,由于从事文学创作活动本身也是古代文人"以自表见"的一种重要方式,这一文人存在价值的"自我表现"意识就与具有"表现论"色彩的中国古代文学思想不可避免地取得联系.这对于我们理解中国文学、文论的文化精神和民族品格,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探视点.     

论“文言”与文人

《文言》是《周易》"十翼"之一,在中国古代"易学"思想史和文章学史上均有重要地位。"文言"则是中国古代主流文化的主要书写方式,其功能始终与文化主体的身份认同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在不同历史语境中,"文言"都是言说主体身份的自我确证、自我建构的方式。对于周代贵族、先秦士人以及两汉以降的文人而言,"文言"分别具有不同的意义。     

丁敬与厉鹗交游考论

浙派印学鼻祖丁敬,与浙派著名诗人厉鹗并称"丁、厉",且彼此旨趣相投、私交笃厚.二人中年时又缔结为儿女亲家,自此情谊更加非同一般.本文即从丁、厉二人的日常交游入手,以资料陈列、事迹考证等方法,对二人的交往作了较为客观的梳理和再现;同时也从文人交游这个角度对康乾时期的杭州文坛、浙派文化作了一定的考察与总结.     

清初贰臣文人的用世心态

明清鼎革之后, 相当部分的前明官员没有选择为明朝死节或守节, 而是选择了与新兴政权的合作, 成为所谓的 "贰臣". 对于这部分文人的选择, 后人多以贪生怕死谓之, 这远不能说明这一群体文人选择的真正原因, 对他们心态的解读也流于肤浅. 究其原因, 清初 "贰臣文人" 的这种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传统文人用世之心的体现. 这种用世之心, 使他们超越了传统文化中 "忠君" 思想及 "夷夏" 观念, 积极投身于新政权的建设中, 对清初的社会稳定、 制度重建及文化保护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为清廷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北宋入蜀文人群体述论

北宋入蜀文人群体不仅反映了北宋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社会风貌和特征,也体现了他们和巴蜀地域的密切关系。北宋文人以官员身份入蜀,在政治上富有较大的影响力,而且在文化上也具有较高的修养。巴蜀地域文化的特质,影响着他们的文学创作,形成其文学风格的多样性特征。     

两汉文人身份的文学化

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文人的文学家身份经历了一个由文人的崛起到文人文学家色彩的彰显、加浓,再到文人文学家身份的确立的长期发展过程。这个过程起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后经过两汉文人文学创作活动的不断展开,文人文学化的印痕愈来愈鲜明。这为以后文人文学家身份的基本确立积蓄了比较充分的力量。     

琴音与诗意——试论魏晋时期琴与文学的相互关系

琴与文学和文人的关系源远流长,魏晋时期,琴作为一种文化的象征符号,开始真正融入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之中.当时的许多文人将琴视为生命的一部分,诗作中琴音萦绕,大多数的琴歌和琴曲的标题也都具有深厚的文学内涵.魏晋时期琴与文学相互关系的确立,是与当时自然天真的时代追求和"以悲为美"的审美风尚分不开的.     

清初僧人色情故事的流变与文人身份危机——以《五色石》卷三为中心

清初小说中的僧人色情故事,以改编晚明淫僧故事为重要编创方法,反映了清初文人划分身份界限的欲望。清初拟话本小说《五色石》卷三《朱履佛》的大部分情节都改编自晚明僧人色情故事。即使系据清初大臣赵廷臣断案传闻敷衍而成的皮匠故事情节,也与晚明淫僧故事《耳谈·徽富人某》十分相似。《朱履佛》对前代故事的改编明确以建构文人身份为目的,不仅增加了僧人迫害文人的情节,以僧人恶行衬托文人在道德上的优越,并通过叠加三则文人惩处奸僧的情节,确认了文人在与僧人关系中的优势地位。《朱履佛》的改编策略,既回应了《五色石》区分文人与僧人身份的立场,也是文人在危机中寻求自我证明的特定手段。     

"电视的孩子"与身份建构

本文结合国内的有关电视现象,对三篇西方学者的电视论文作了评论与发挥.电视能够提供幻觉,为"电视的孩子"建构一种文化身份,使他们以这种身份来建立与社会的关系,并用于指导自己的实践.这个过程让我们既看到电视在全球化时代所起的作用,也看到全球化时代人和社会之间关系的复杂性.这种"身份政治学"揭示出身份认同的精神文化特征,以及它对社会政治生活所带来的深远影响.     

体格之变与北宋中前期词运之转关

北宋中前期是词体发展之一重要转折期,其时词的创作,就具体体格而言,多有丕变。首先,词的生成场域由晚唐五代时以宫廷、豪门为主发展为更为普泛的普通文人士大夫之间诗酒往来的酒场、歌场,而词的创作目的也由落魄文人为主人写歌供其娱乐,转而变为文人士大夫之间的自我娱乐与消遣,进而为自我性情的深情感兴与生动吟咏。其次,词的作者身份(即作者本人)与文本身份(即文本中的抒情主体)已经化而为一,从游离走向重合,即使在闺情词的创作上,词的隐含作者也多已不复存在,而示之以原本身份。再次,在抒情模式上,"情"与"文"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词作文本的生成更多地得自于某种情感的自然发展,即便是传统的闺怨体,也突破了"花间体""情生于文"的为文设情模式,转而变为"文生于情"的真情书写。     

文人与文学：汉唐时期的文学阐释与文人的自我理解

汉魏至唐代,古代文人群体的崛起伴随着身份上的焦虑,文人的自我概念也处在不断调整之中。从东汉王充首倡“著作者”的文人观念,到魏晋六朝通过建构审美自律和文人趣味的方式来确立文人的身份认同,再到初唐官方经学给出文人士大夫处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与角色,这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人的自我概念与他们的文学理解之间构成了相互选择、相互建构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中国古代文人的一般心理结构,由此也给出了后世学者思考文学问题的基本框架。虽说古代文人从来都追求个体心灵的完满自足,甚至陷溺于审美主义、道德境界和知识趣味的受用之中不能自拔,但是从大历史观的视野来看,文人士大夫的心理诉求在经历了充分个体化的实现之后,最终还是要面向社会政治落实其存在基础。汉唐时期文人身份的自我调整所体现的就是这种发展趋向,在古代思想文化史上具有普遍意义。     

从赠答诗看陶渊明的社交心理及社交关系

陶渊明归隐后并未断绝和官场中人的来往,他的赠答诗体现出他仍然归属于当时的文人社交圈、创作圈内.从赠答诗的数量比例和创作时间看,诗歌酬唱在他归隐后的日常生活占着一定的比重.其赠答诗中答诗多于赠诗说明陶渊明显被认为是文人群体中的成员,而他也没有拒绝参与这种社交活动,只是处于被动地位.在其17首赠答诗中,除了给从弟敬远和不知名的客人以及他希望与之隐居的朋友的诗外,都在诗题中称呼对方的官名,是希望通过正式的职务称呼拉开与赠答者的距离,同时不显眼地强调自身的隐士身份.诗歌赠答活动对陶渊明的诗歌保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并延续到他死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