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水灾概说

水灾、旱灾和虫灾并称为威胁古代农业的三大自然灾害。先秦时期,水灾频仍,其基本特点是:龙山文化晚期、商代中期和春秋时期为水灾相对高发时期,多发生在农历的5、6、7月;水灾主要分布在河流沿岸和平原低洼地带;先秦时期黄河泛滥与迁徙危害性较大;春秋以降兼并战争加剧了水灾的发生。     

徐州历史上黄河水灾特征及其对区域社会发展的影响

徐州地处历史黄河流经区,受到其频繁决溢和泛滥的影响,水患严重.频发的黄河水灾严重地破坏了当地的社会经济和环境系统,导致人口流徙,城市淹没,交通受阻,社会混乱等.本文回顾了徐州地区黄河水灾的相关史料,旨在分析徐州历史上黄河水灾的规律与特征,揭示黄河水系变迁对当地社会系统的影响,以期为研究本区域人一地作用关系,制定区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规划提供历史借鉴.     

东汉时期河南地区的水灾

东汉时期,河南水灾严重,在数量上占全国水灾的一半还多。在地域分布上东汉水灾主要集中在豫西,大多是由长时间降水引起的。在时间上东汉河南水灾多发生在雨水集中的夏、秋两季。水灾分布集中的原因,除了气候、地理、农业开发、黄河淤积等因素外,还有一定的政治因素。河南水灾危害严重,不仅冲毁房屋和农田,使河南人口和耕地面积大大减少,还造成一系列政治、社会问题。     

唐宋以来海河流域水灾频繁原因分析

以往学术界在探讨海河流域水灾成因时，多强调不利的自然 条件。不利的自然条件固然是水灾发生的重要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唐宋以来 海河流域的气候条件和地理方位并没有显著变化，灾情之所以愈来愈重，主要是由于太行山 区森林破坏引起的水土流失、淀泊淤塞所致，太行山区森林的破坏是酿成水灾的根本原因。     

1935年山东黄河水灾与救济

1935年7月,山东境内的黄河多次发生溃决,鄄城、菏泽、郓城等十数县受灾,灾民达350多万。灾情发生后,中央和山东省政府采取一些措施进行救济,成立了山东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将灾民运往本省未受灾地区安置,向灾民发放赈款和赈品。虽然成效有限,但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一些灾民的痛苦。     

民国时期益阳地区水灾概述

益阳地区自古就是水灾多发之地，民国时期水患更加频繁严重，呈现季节性、连续性、频率高、范围广的特征。连年的水灾对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严重破坏民众的生产生活，造成社会秩序混乱，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通过对民国时期益阳地区的水灾研究，可以为当代治理洞庭湖区的水患、减灾防灾提供历史的借鉴。     

历史上人类活动对长江流域水灾的影响

历史时期长江水灾发生的规律表明，随着人类活动的增加，地区开发的加强，生态调节机制的破坏，长江水灾越到近期越为频繁。长江流域水灾频率的增强，基本上是与历史上地区开发的进程同步的。过度的垦荒引起严重的生态失控，进而导致水土流失，河湖淤塞，加之围湖造田，最终成为引发和加剧流域洪涝灾害的直接原因。当前，加强生态保护，控制人口增长，减少围湖造田，实施高科技减灾工程，是谋求长江流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之良策     

1931年江苏水灾及其原因分析

本文介绍了１９３１年江苏水灾的概况，并初步探讨了导致水灾发生的自然、社会等方 面的原因。     

苏北水灾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兼评《明清苏北水灾研究》

明清苏北水灾在中国水灾史上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对明清苏北水灾进行系统、科学的研究,在学术上具有典型意义,同时也有益于深化对淮河流域水灾的清醒认识,增强全民居安思危,抗洪防灾的忧患意识,寻找彻底治理苏北水灾的对策。为此,《明清苏北水灾研究》一书的著作者做了艰辛的努力,提出了一系列启人心智的创新观点。     

古代湖南水灾研究

古代湖南水灾主要有山洪灾、江洪灾等类型 ,在时间分布上 ,其发生频率呈加快趋势 ,它带来了生命和财产的损失。但总体说来 ,全省性的大范围的水灾不多 ,持续时间不长 ,洪水上涨的水位亦不甚高 ,因此 ,古代湖南水灾并不十分严重。     

先秦时代黄河流域洪灾与农田环境治理

先秦时代,黄河流域频发的洪水恶化了农业生产的环境,严重的内涝和土地的盐卤化影响了平原农业的发展。为促进农业生产环境的改善,田间沟洫系统的发展及引浑淤灌等土壤改良的措施成为当时农田生产环境治理的基本内容。     

1935年的汉江特大洪灾及其善后

1935年,汉江流域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汉江中下游地区田舍为墟,人畜漂没,灾情之严重,较之1931年长江全流域大水有过之而无不及,湖北社会经济亦因此而再遭重创.在当年全国被灾县市、被灾面积、灾民人数、财产损失的各项统计中,湖北均名列首位;而在湖北52个被灾县市中,损失最为惨重者,又大多出自汉江流域,其创重巨深可见一斑.大水过后,汉江治理引起社会各界关注,南京国民政府不得不拨出巨款,对汉江沿岸重要堤防加以修复,著名的钟祥遥堤始得兴建.工商界人士亦在赈灾及灾后重建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皖河流域治水与绿色经济转型研究

探讨皖河流域治水与绿色经济转型的关系及其相应的政策引导与支持.论证暴雨引发的洪涝灾害和水土流失是皖河流域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皖河流域洪水发生期长,洪水过程具有“四大、两快、一短”的特征.径流量与含沙量波动呈正相关,峰值同时出现,上游支流的含沙量大于干流.以治水为中心,全面开发水力资源,发展生态农业、旅游业,退田还湖,发展湿地产业、避洪农业,保持园地、耕地的绿色覆盖,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有机结合,推进皖河流域绿色经济转型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1933年山东黄河水灾与救济

1933年七八月份,黄河全流域发生了特大洪水。山东境内的黄河虽未决口,但河北、河南决口之洪水全都灌注山东,使山东成为受灾面积最大的省份。灾情发生后,国民政府和山东省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赈济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灾民的痛苦。     

黄河三角洲城市群发展格局与战略研究

促进城市的集群化发展是当前中国城镇化和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方式。黄河三角洲地区以东营和滨州为中心、以县域城市为基础、以众多乡镇为基本单元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善的城市群体系。从发展模式上看,黄河三角洲城市集群化发展属于"双极多走廊"模式,其城市发展仍处于规模收益递增阶段,城镇化仍是黄河三角洲地区未来的一项重要任务。为此,要根据黄河三角洲的实际,积极实施中心极化、产城互动、生态优先、科技兴城、制度创新、城际联动等战略措施。     

“黄三角”开发与地下水资源保护博弈及法律机制研究

＂黄三角＂开发上升为国家战略,这为＂黄三角＂发展带来良好机遇。但是＂黄三角＂生态脆弱,淡水资源相对贫乏,尤其是地下水资源因长期超量开采使用日趋枯竭,地下水位大范围下降、水质遭到污染,并引发地面沉降、咸水入侵等环境地质问题。严峻的现实决定＂黄三角＂开发必须重视地下水资源的保护,走发展高效生态经济之路。要在＂黄三角＂开发的大背景下维护地下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能力,必须完善法律机制,以形成制度保障。＂黄三角＂地区应应时所需,针对现行立法中地下水资源保护基本法缺乏、相关制度可操作性欠缺等不足,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导向,加快立法步伐、完善制度设计、加大惩处力度等,以使地下水资源得到切实有效的保障。     

《左传》“沉玉质琏”的文化阐释

《左传》中的“沉玉质蛙”之俗充分展现了春秋时期人们对黄河神灵和玉石的信仰与崇拜。古人视玉有“勇”德和“信”德,因此他们以“沉玉于河”娱媚河神,祈求战争的胜利;以“质硅于河”为信盟誓,意谓河神见证。正是基于人们对河神和玉石的共同敬畏与崇拜,爰有沉玉而济、以璧祈战于河、质蛙于河而盟之举。     

明清张秋水患与河道治理

明清两代,黄河水患频繁,不断冲及张秋。政府致力于漕运的畅通,治河的目的是保卫运河。明代借黄济运的措施,给漕河带来严重的后患。清咸丰年间黄河改道后,政府治理水患渐不及时。张秋水患为明清两代治理黄河水患的典型,通过对张秋水患及其治理情况来分析两代治理河患的特点。     

河湟地区回族传统商贸的发展及对策分析

以回藏贸易为重要内容的河湟地区回族传统商贸，不仅有力地促进了河湟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对边地藏区的开发发挥了重要作用。进入新世纪，随着现代通讯和交通的飞速发展、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和局势的变化，河湟地区回族传统商贸面临严重挑战。在简要分析发展形势的基础上，对河湟回族商贸的未来提出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