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台湾多方当事人对“服贸协议”政策认同之判断

服贸协议在台湾引起很大争议,各界对服贸协议于台湾之经济发展利弊的看法存在分歧。该文以公共事务管理架构(PAM)为分析基础,以结构方程式与社会判断理论分析行为面之"经济"、"社会"、"政治"、"政府"等四个层面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问题高于其他因素,两岸问题主要来自社会基层民众的制约。两岸除了提升交流合作对接和改善南台湾"经济面"发展外,还需从"社会面"与"社会条件"着手,才能解决目前的困境。     

从永续城市发展行动框架探讨高雄发展永续城市之愿景与策略

本研究发现,高雄市的愿景大致符合欧盟委员会所提出的"都市结构""交通运输""生态能源"及"社会经济"等永续城市行动框架面向,然而,在实施步骤上,高雄市所提出的提高再生能源使用、奖励节能政策、发展低碳运输系统、倡导资源再利用观念、鼓励绿色产品生产使用以及设置绿色专用区域等仅较符合"生态循环"与"交通运输"之准则,却甚少提及强化经济发展质量、文化认同与社会多样性、合宜密度发展与周边环境整合发展等"经济社会"与"都市结构"之准则,较为可惜。本研究建议,要推动城市的永续发展,除了环境与经济外,唯有同时将"经济社会"与"都市结构"等方面准则纳入实施步骤中,其推行相关的政策措施、节能减碳观念与绿色环境塑造才能有所成效,真正朝永续城市发展迈进。     

政策活动必须兼顾民主化与科学化——基于决策效益、风险与成本的考虑

促进科学发展和实现社会和谐的目标需要科学完善的政策来保障。对于当代中国共产党、政府和中国社会而言,要保持经济社会科学永续发展和政治稳定有序运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好的政策连同塑造它们的理性、行为和制度的渊源——民主与科学须臾不可或缺。     

基于“经济人”视角下的农民政治冷漠行为分析

政治参与是推动民主政治进程的一项重要内容,农村作为民主发展的前沿阵地,农民的政治态度与行为直接影响着民主进程。本文以"经济人"为分析框架,通过访谈广东J市A村的一个村落,分析农民政治冷漠现象形成的原因。结果发现,农民选择充当"经济人"角色而抛弃"政治人"角色,实质上是有限理性决策下对经济和政治之间的抉择。研究影响农民政治冷漠的主要因素、农民政治冷漠行为的特征,对于有效改善农民政治冷漠行为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利益激励视角下地方政府行为偏好与环境规制效应分析

行为偏好直接反映了地方政府的利益诉求,对环境规制效应存在着显著影响。地方政府行为偏好的产生以信息不对称和目标函数差异为重要条件,同时受到晋升激励机制的导向影响。由于地方政府行为偏好与环境规制效应显著正相关,因而应从中央政府激励与监督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激励与监督环境规制部门双重路径增强环境规制效果。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整合民众与企业诉求,制定科学合理的环境规制利益激励与监督引导机制,促进生态与经济和谐发展。     

英法两国行政生态环境的比较研究

行政生态学说的代表人物里格斯认为,行政环境是行政系统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外部条件的总和,政府的行政行为也影响和改变着行政环境。从对美国公共行政的研究中,里格斯归纳出影响公共行政的五个主要因素。即经济要素、社会要素、沟通网络、符号系统和政治架构。本文将从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和社会环境四个因素着手,对英法两国进行比较分析,从而为我国政府实践提供经验借鉴。     

下属投机行为的具体表现、甄别方法与应对策略

正下属投机行为是下属不择手段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一种行为。下属投机行为以"钻空子""下套子""结圈子""借梯子""做样子"等为主要手段,其边际效应、扩散效应、滞后效应直接影响一个单位、一个区域内的政治生态、政治环境、政治导向,危害性、破坏性、发散性不容小视,值得警惕。本文从下属投机行为的具体表现、甄别方法与应对策略几个     

非正式层级对董事会决策过程的影响:政治行为还是程序理性

本文探索性地研究了转型环境中董事间非正式关系影响董事会战略决策的过程机制。利用与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合作调查获取的上市公司董事会决策过程相关数据并结合上市公司数据库数据,考察了中国文化背景下,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决策过程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会增加决策过程中的政治行为、降低程序理性。在对政治行为和程序理性进一步细分后发现,董事会非正式层级通过提高董事的自我意识、个体影响从而增加政治行为,通过降低决策过程中信息搜寻、信息加工而降低程序理性。本文的研究揭示了转型环境中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所具有的分化、竞争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董事会决策过程的"黑箱",丰富了董事会决策过程研究,为转型环境下公司治理行为研究做出贡献,亦对中国公司治理实践具有启示作用。     

管理理论、中国情境与家族企业研究——第九届创业与家族企业国际研讨会侧记

家族企业组织研究会关注家族企业的行为和绩效以何种路径实现与非家族企业的区别。中国的家族企业内生于中国政治和法律制度、社会文化以及经济结构的情境,会产生有别于西方家族企业的家族意愿和意图、非经济目标以及社会情感财富,从而影响家族企业的行为。为此将西方家族企业理论应用到中国时应注意适用性问题,同时中国的学者们可以得益于这种特殊的情境,为填补既有西方家族企业的概念、理论和实证研究的"空白"做出理论性的贡献。本文以第九届创业与家族企业国际研讨会上交流的学术成果为核心进行研究综述,发现参会学者多从中国传统文化、制度环境、政府政策如计划生育等方面考察中国情境下家族企业组织的战略决策、行为和绩效。     

中国环境下企业政治资源、政治策略和政治绩效及其关系研究

本文对中国环境下企业营造有利外部环境的政治活动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为了实现其营造有利外部环境的目标,获得政治竞争优势,可能会积极建立自己的政治资源,制定和实施合适的政治策略,获得各种政治和经济利益,从而提高企业绩效水平(;2)企业政治资源可分为有形资源、无形资源、组织资源和关系资源(;3)企业政治策略包括政治经营、直接参与、政府关联、财务刺激、代言人、制度创新、信息咨询和调动社会力量等8个层面的策略(;4)企业获得的政治绩效可分为政府资源、企业政治竞争优势与能力以及市场绩效与财务绩效3个方面(;5)中国企业拥有的政治资源、实施的政治策略和获得的政治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6)中国环境下的政治行为与西方环境下的政治行为既有相似性又有显著差异。     

韩、美等国利益表达机制研究及启示

<正>利益表达机制,是指公民表达利益诉求的各种途径、方式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内在结构和运行过程。公民表达利益诉求的目的是影响公共政策的价值选择和利益取向。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     

生态旅游与科普传播——以台湾某一少数民族部落为例

生态旅游是一种特殊的旅游项目,旨在向民众传播具环境责任感的旅游概念,它属于对环境较为友善的活动,孕育保存和永续发展的观念。让旅客能在旅游过程中具有环境的伦理与对自然保持正确的认知。生态旅游推动上需思考如何与当地文化与传统价值等的结合,才能达成预期目标。该文以台湾一少数民族部落为例,探析部落如何以生态旅游手段,配合相关科普传播策略开展,呼吁重视并传播正确的旅游概念。     

高层言论

温家宝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人不仅有基本的政治、经济和发展权利,还应当有基本的环境权利,有权获得良好的生活环境,有权不遭受污染的危害,有权参与对影响环境行为的监督管理。     

高绩效工作系统、员工需求与反生产行为关系研究

为明确高绩效工作系统对反生产行为的作用机制,基于劳动关系理论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通过对237份问卷进行层次回归分析,结果发现:高绩效工作系统对员工的反生产行为有显著负向影响;员工需求在高绩效工作系统与组织指向的反生产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员工需求在高绩效工作系统与人际指向的反生产行为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心理契约破裂负向调节员工需求与反生产行为的关系,并在整个模型中起调节作用。     

关于当前我国基层民众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思考

基层民众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是当前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一个明显特征,主要表现为暴力维权、越级上访、自残恐吓、抗拒行为等。广大基层群众大量采用非制度参与的表达方式,除了一系列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的客观因素外,还有基层民众自身的主观因素。对这些因素的深入探讨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发展。     

家族涉入、政治联系与制度环境——以中国民营企业为例

当处于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制度环境下,企业会选择一些替代性的机制,例如家族涉入和建立政治联系等制度安排都可以起到一定的替代和补充作用。家族涉入可以应对企业内部的代理问题,帮助企业获得稀缺的资源,以及让家族成员分享企业收益。建立政治联系则可以保护财产权、吸引资本进入等。在转型国家或新兴经济体当中,经济的发展往往会伴随着制度环境的改善,市场当中的企业选择家族涉入和政治联系的行为也会发生变化。我们利用2010年中国全国工商联民营企业调研数据发现,当存在经济发展的内生影响时家族企业中家族涉入与制度环境之间存在着倒U型的关系,而控制经济发展的内生影响后家族涉入与制度环境之间负相关。同时在制度环境水平较低时,家族涉入和政治联系这两种替代性机制存在着一定的正相关。     

我国转型期企业的政治行为合法性问题与规范

中国企业家作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新生经济利益群体,较大程度上承载着这一复杂嬗变的重要制度性特征,其具体的政治行为方式更是值得深入探究的内容。中国企业政治行为存在合法性的空间。但是,受社会转型衍生的制度漏洞和公共文化嬗变等因素的约束,企业政治行为又潜藏着大量的违规性问题,为社会民众所诟病。化解这一矛盾的路径不应是限制企业政治行为,而是要强化对企业政治行为中政企双方的监督和规范,引导其发挥正效应、减少负效应。     

企业政治行为:经济与组织对其影响的研究

运用企业行为理论研究组织因素在企业政治行为过程中的作用,分析经济因素、组织因素和企业政治行为三者之间的关系,提出一种间接影响模型,采用相关的数据和方法验证了这种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因素通过组织因素对企业政治行为产生影响(完全或部分).     

社会资本、政治关系与我国私募股权基金投融资行为

本文首次同时采用各省区慈善组织指数和信任度指数作为社会资本的代理变量,创新性地从微观视角实证研究了各省社会资本水平的差异对于我国私募股权基金(Private Equity,PE)融资规模、投资规模和跨区域投资行为的影响,并进而深入探讨了社会资本与PE政治关系在影响PE投融资行为方面的相互替代作用。结果发现,在社会资本水平较高的地区,当地PE的融资规模较大,PE对当地创业企业的投资规模也较大,在当地募集的PE与当地基金管理公司所管理的PE更倾向于跨区域投资;而PE的政治关系对于PE投融资行为的影响与社会资本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即对于有政治关系的PE而言,社会资本对其投融资行为的影响大大减弱。本文的研究不仅拓展了社会资本在经济金融领域的研究内容,而且也是对有关PE研究领域的丰富和补充。     

自媒体时代如何践行党的群众路线

<正>人类的任何政治活动总要在特定的媒介环境下进行,正如麦克卢汉所言:"一切传播媒介都在彻底改造我们,它们在私人生活、政治、经济、伦理和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是如此地普遍和深入,以至于我们的一切都与之接触,受其影响,为其改变。"政治作为人类社会的神经中枢,对这种影响的反应更加敏感,尤其在今天这个信息社会。既然媒介环境与参与社会政治生活是一种必然,那么任何忽视媒介环境的变迁,或者对其未来新趋势采取置之不理的政治活动都难以取得预期效果。中国共产党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推动党的事业发展更需要认清时代的媒介环境,化挑战为机遇,使群众路线的践行不仅仅局限于一种工作作风,更是成为一种能够与时俱进的制度性、程序性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