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句”与“死句”——道家美学的语言策略

历史上儒道两家的关系,多是儒家唱主角而道家演配角。所谓“儒道互补”,往往是儒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依现实社会之需要而以道补儒,即因着道家的思想来修正、调整、补充、扩展自身。儒家之“在朝”与道家之“在野”,主宾关系历来比较清楚。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则不然,道     

《中庸》对“中”、“大”的融合

山东大学2005级文艺学博士生孟庆雷在《儒家的尚“中”与道家的崇“大”———论儒道两家和谐观的差异与融合》的来稿中指出:如果说在《易传》中尚“中”与崇“大”两种思想还处在并行阶段,尚未完全融合,那么到《中庸》则完成了这一融合。作为儒家的经典著作之一,《中庸》其主要思想自然是儒家方面的:“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对于《中庸》的这一主题思想,朱熹认为,“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当然,精微之极致也”。(《中庸…     

白嘉轩：“中庸和平”的实践者

中国社会经历漫长的历史发展，受到自然环境与社会条件的影响，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民族文化特征——“中庸和平”。陈忠实《白鹿原》第十三章所刻画的主人公白嘉轩的言行，体现了“中庸和平”这一民族文化心理特征，夹杂了儒家的“中庸”、“中和”观念和道家的“不争之德”与“中道”思想，把“中庸和平”的民族文化特征的优缺点暴露无余。     

原始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

儒家学说的精神实质可以用“内圣外王”一语概括。它表现在创始者孔子那里,就是“修己安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它表现在“亚圣”孟子那里,就是以“性善论”为基础、以仁政为依归的仁学。它表现在荀子那里,就是以“化性起伪”的性恶论为基础、以“尽伦尽制”的圣王为最高理想的礼学。而儒家早期经典《大学》所阐发的以修齐治平为基本内容的三纲八目表现的正是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实践纲领。同样,《中庸》所阐发的以“诚”为本、以“成己成物”为主要特征的“合内外”之道更是从天道人道相贯通的角度发挥了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     

先秦儒道审美思想初探

儒家的审美目标以伦理为本位,追求审美的社会功利目的,而道家则强调自然之道,追求个体的精神自由。在审美的途径上,儒家重感性认知,强调“诗、书、礼、乐”等审美途径,而道家重心理过程,主张“道法自然”。对审美功能的认识方面,儒家认为审美是为实现伦理政治服务的,而道家则认为审美的功能在于创造性激发功能,即促使个体自行参悟自然之道。     

论王阳明对道家本体论的扬弃

王阳明的良知本体论也是对道家本体论扬弃的结果。文章从良知本体论的内涵、良知本体论的架构等方面进行了考察。王阳明还以“体用不二”观来颂扬儒家的体用一如,并以此挞伐了道家在现实人生中体用剖二的行径。     

儒道审美理论的对立、互补与融合

从审美理论的核心问题即审美术体入手,分析了儒道两家对作为审美本体的“道”的不同解说,即儒家是伦理之道,道家是自然之道。立足于不同的审美本体论,儒家把审美过程看作是一种以情感为中介的感性活动,即感性观照;而道家则把审美过程理解为一种超感性的纯主观的心灵活动,即内省体验。这决定了儒家审美理论的功利色彩和道家审美理论的超功利性。并从美学史的角度,论述了儒道审美理论从对立走向融合的历史过程。     

《中和统战文化研究》序

朱熹将《论语·雍也》的“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注为：“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中庸与仁义道德连在一起。儒家鼓吹的中庸之道，就是要求人们处理事情中正、公平、合情合理、不偏不倚。《礼记·中庸》又云：“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佛教《中道》亦言：“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无，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此即指     

道家与儒家的“道”“德”差异

道家的“道”与“德”和儒家的“道”与“德”,在含义上有较大的差别。道家基本观点认为,世界是永远在变的,人应该顺应这一变化;儒家思想的基础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臣、父子之间的等级秩序是不可逾越的。道家的“道”不可说,儒家的“道”可说,而且说法很多;道家认为“德”的最高境界是有“德”的品质,却不知“德”存在的境界,儒家的“德”指有高尚人格、品性高洁的人。道家主张以德报怨,恩怨情仇化解为上;儒家主张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凡事要分清是非对错。     

先秦儒、道两家言意观辨析

先秦时期，儒家和道家围绕言意关系进行了大量讨论。通过分析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中有关儒、道两家言意观的记载，可知其中既有共通又有不同。一方面，先秦儒家与道家在“言”与“意”的表达问题上持相同观点，即“言表意但不尽意”;在“言”“意”两者之间，儒家与道家都表现出重“意”轻“言”的特点。另一方面，出于对“意”的重视，儒、道两家从不同角度对“言”如何尽“意”进行了探索，儒家的探索主要以“建构”的方法进行，而道家与之相反，选择了以“解构”的方式来追求“言尽意”。     

《儒林外史》中的饮食与世情

小说中常以饮食来刻画人物。透过《儒林外史》中丰富的饮食描写,读者不但可以对饮食之人有直观生动的了解,更可由诸多个人所组成的群体,进一步觇见清初儒林之世情。书中对于世情的描摹、人性的表现,能令读者——尤其是身处今日之＂儒林＂者在读此书时,皆能依稀看到镜子中的自己。     

《夜莺与玫瑰》中红玫瑰的象征意义

英国作家王尔德的著名童话故事《夜莺与玫瑰》中的红玫瑰有其丰富的象征意义。从表层上看,夜莺用生命塑造的血玫瑰象征着一朵爱情之花和激情之花。但深层次分析,这朵红玫瑰是一朵艺术玫瑰,它生动地体现了作者的唯美主义思想。同时,它又是一朵灵魂玫瑰,它是夜莺灵魂的化身,即作者灵魂的化身。王尔德以玫瑰的碎裂来针砭时弊,呼唤珍惜真爱。在某种程度上,《夜莺与玫瑰》堪称一部爱的圣经。     

《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叙事策略和“反英雄”形象

《麦田里的守望者》是美国小说家塞林格（Jerome David Salinger）发表于1951年的长篇小说，也是他最负盛名的小说之一。本文从视点及叙述者的可靠性问题出发，探讨了《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独特的叙事策略所产生的修辞效果。同时以分析小说中“反英雄”形象的塑造为切入点，展示出资本主义消费型社会对人性的异化和解构，从而引发读者对现代人生存困境的深刻反思。     

《中庸》“性”论解:结构及其张力

<中庸>在近世被视作儒学神秘主义之先声妙啼,其一大依据,盖与"性"在<中庸>之突出的地位关联.以为<庸>无"心"却精言"性",<学>一"性"而放言"心",应已无关乎其时代之"心性"范畴究为成熟或定型的问题,乃大抵系<庸>重架构"内圣系统",而<学>偏经营"外王系统"的意趣呈现."天命之谓性"的注家轨迹,乃系印刻着时代发展之印痕,也跟思想分派缠绕莫名.     

传奇体的衰落与唐宋文风的嬗变

曾经盛行一时的唐传奇在宋代的迅速衰落,不尽符合小说史自身的发展规律。一方面,晚唐五代以后,唐传奇体已逐步失去其存在的社会文化土壤;另一方面,从文学发展内部来看,唐传奇体在宋代的衰落应归因于唐宋文风的嬗变。传奇体的文体风格在北宋前期受到主流文人的排斥,宋传奇因而失去了唐传奇的意味,但在民间,传奇体却有着潜在的传承。     

北宋《论语》诠释的演进路径与嬗变图景

北宋时期,特殊的社会政治文化运动与中国传统经学及儒学哲学的发展相互交织,共同推演出经典诠释独特的嬗变路径和演进图景,实现了《论语》诠释的转型和变革。总体而言,北宋前期《论语》诠释新旧学风双线并行;中期以后涌动于民间的解经新风得到官方推重和倡导,《论语》义理之学走向成熟并最终取代汉唐注疏之学成为学术主流,新旧学风合流;与此同时,理学型《论语》诠释孕育胎动于《论语》宋学的发展流变中,其诠释思想和诠释方法被南宋理学家所接受,为理学思想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铺平了道路。     

诗经所见周代礼俗与关中西部人文资源开发论纲

关中西部是周文化的发祥地,而作为周代礼乐文化载体的<诗经>所反映的周代民俗风情、民族文化性格,在关中西部民间有大量的遗存;将这些文化遗存进行发掘和批判清理,不但对西部人文资源起到保护作用,也对于实现关中西部人的现代转型、进而推动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外交报》与《伯尔尼公约》在中国的传播

《外交报》对《伯尔尼公约》的传播,远非只是1902年刊登了《伯尔尼公约》的最早中文译本,其1909年10月还刊登了另一个与最早译本内容相同,且更加简明、准确、白话的《伯尔尼公约》中译本;1909年8月,《外交报》刊登了《论万国会议保护著作权》一文,详细介绍了1908年德国柏林万国著作权大会对《伯尔尼公约》进行第一次修订的会议过程以及最终形成的决议,使《伯尔尼公约》在中国的传播,实现了从落后世界16年到与世界同步的飞跃,其意义不亚于《伯尔尼公约》最早中译本的出现。同时,《外交报》就中国当时是否应该加入"伯尔尼公约"刊登了多篇文章进行讨论,引起了朝野多方关注,极大地推进了《伯尔尼公约》在中国的传播。     

《文心雕龙》及唐人论转韵

转韵问题曹魏时期即已提出。刘勰之后,唐代王昌龄、《八种韵》均论及转韵。刘勰只是各种转韵说中的一家。从创作看,押韵转韵有一个发展变化过程。这是《文心雕龙》转韵之说的创作背景。刘勰没有把转韵和风骨问题联系起来,没有考虑转韵即无力的问题,没有考虑到诗体观念影响着押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