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离骚》中的女媭和“子兰”

屈原伟大的抒情长诗《离骚》中的女媭是什么人,历来争论不休;“余以兰可恃兮”的“兰”究竟是不是子兰,也各有不同的说法。这两个问题性质相似,颇有加以探讨的必要。一、女媭非屈原亲人辨前人对女媭的身份有如下各种说法:王逸以为是屈原之姊,郑玄以为是屈原之妹,贾逵则认为是女子的泛称,汪瑗认为是比喻党人的贱妾,李陈玉认为是使女,周拱辰认为是女巫(以上均见游国恩主编《离骚纂义》引)。近人有下列不同意见:郭沫若主张是屈原的“女伴”(《屈原研究》),姜亮夫赞成“贱妾”说(《屈原赋校注》),游国恩认为是作品中假设的人物,是师傅保姆一类老太婆(《楚辞论文集·楚辞女性中心说》),也有以为是屈原之母的(龚维英《女媭为屈母说》,1982年第三期《贵州社会科学》)。     

楚辞学三题

从《七录》起，几乎所有公私书目都为《楚辞》特立一类，其原因有二：1、《楚辞》独特；2、其影响大．从“楚辞学”的角度考察，《楚辞集注》增贾谊二赋，乱了《楚辞》之体．六朝人将《楚辞》当“屈原集”看，故刘勰评价屈原，不仅取证于其作品，亦引宋玉代屈原立言之《招魂》与《九辩》为例．     

《招魂》创作的年代

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谓“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揣其语气,似以《招魂》为屈原作品。王逸《楚辞章句》则以为宋玉所作,谓“宋玉怜哀屈原,忠而斥弃,愁懑山泽,魂魄放佚,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二说都未得到先秦史料的证实。     

论《离骚》称"经"与刘勰《辨骚》

汉代关于屈原评价的一场论争,其实是围绕《离骚》称“经”这个问题来展开的,本质上是在两汉经学视野中儒家功利主义诗学观的价值之争。对屈原《离骚》的公允评价以及六朝以后《楚辞》在集部以一书而独立成类,则与刘勰《辨骚》对此所作的辨析和总结有密切关系。     

戴之麟《楚辞补注疏》评介

戴之麟是民国时期湖北钟祥的著名学者, 与赵鹏飞、关云门合称为"钟祥三怪"。戴之麟著有《楚辞补注疏》稿本12册计70余万字, 填补了《楚辞补注》专书研究近800年的空白, 在楚辞学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的意义。戴之麟及其《楚辞补注疏》在楚辞学史上都有其不应忽视的地位。文章对《楚辞补注疏》的优点与不足进行了分析。     

屈复《楚辞新注》注疏研究

屈复《楚辞新注》以其鲜明的注疏特色,在清代诸家楚辞注本中显得不落窠臼而独树一帜.《楚辞新注》有着"知人论世"的注疏特色,在正文注疏楚辞之前,编选有关屈原生平际遇和思想的三段文献材料,还原再现屈原的创作视域和原意,使得读者在初读《楚辞》之前,对于屈原和他创作的社会历史环境,都有所了解和认识,形成一定的知识储备、批评导向和情感基调.同时,《楚辞新注》又有着"去繁就简"的注疏特色,它对于楚辞字词、名物等的注解,往往简明概要,并不深究、不做繁复枯燥的整理工作,更不以此为注疏的重点;对于文句的注解,往往能贯穿上下文,将文本浓缩、拈定至几个词甚至是一个字,如线贯穿,以此诠释和探析《楚辞》篇章结构之精妙、立意之精深,做到提纲挈领、微旨精义.     

论王夫之的《楚辞通释》

本文分三个部分论王夫之的《楚辞通释》 :一是其选篇原则。王夫之将那些能体现爱国忠君思想 ,并具有楚辞风格的作品入选 ,目的是“广三楚之遗风” ;二是“以意为主”的作品论析 ,注重联系屈原的情感、经历 ,以及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来阐释作品的思想内容 ,“达屈子之情于意言相属之际” ;三是“认理唯真” ,“脚踏实地” ,虽不刻意于文字训诂 ,但对字句的诠释颇有独到之处。诠释楚辞而不自觉地将自己复杂的思想情感流露出来 ,这是“文字狱”盛行之时 ,王夫之表达思想情感的一种形式选择     

有谁问我心修法,授予灵均一卷经——明遗民钱澄之对楚辞接受与研究

明代遗民钱澄之对楚辞的接受与研究以1651年终归家隐居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其前期的楚辞研究主要表现在对屈原忧国忧民、感时伤事的济世精神的接受和继承,将屈原强烈的经世致用精神融入反映时代巨变的诗篇中。归隐田园以后,钱澄之主要借注疏屈原作品来寻找精神慰藉,寄托故国之思与亡国之痛。《屈诂》是其后期楚辞研究之结晶,该书耗费钱氏多年心血,凝聚着其浓重的遗民情结,是一部颇有价值的楚辞研究著作。     

《哀时命》为严忌代屈原设言辨——兼与《〈楚辞·哀时命〉试论》之作者商榷

王逸认为《哀时命》乃严忌“哀屈原”“叹而述之”之作 ;郑文先生认为《哀时命》为严忌之自述。文章从《楚辞》成书的角度一一辩驳郑文先生的观点 ,从屈作与《楚辞》中之汉人作品的种种共同点考察、分析《哀时命》与屈原思想之所以有某些差异的‘因原’,得出《哀时命》非严忌自述性作品 ,而是其代屈立言之作的结论     

《离骚》通解(中)

女媭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予.曰:“鲧婞直以亡身兮,终然夭乎羽之野.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纷独有此姱节?薋菉葹以盈室兮,判独离而不服.众不可户说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并举而好朋兮,夫何茕独而不予听?[通解]女媭:王逸《章句》注说:“女媭(X(?))、屈原姊也.”许慎《说文》:“媭,女字也.贾侍中(逵)说,楚人谓姊为媭.”可从.按《诗经正义》引《周易》郑玄注:“屈原之妹名女媭.”周拱辰《离骚拾细》说:“媭,乃女巫之称.”汪瑗《楚辞集解》说:“媭者,贱妾之称.”陈远新《屈子说志》说:媭,侍女也.”郭沫若《屈原赋今译》译女媭为“女伴.”以上诸说皆可参考,而可疑.首先应肯定《离骚》是     

论王逸《九歌》章句的经学化阐释特征

王逸《楚辞章句》是目前已知的最早、最完整的阐释《楚辞·九歌》的著作。王逸将《九歌》主要思想内容纳入儒家思想框架以及《诗》之比兴的解释体系中,开创性地总结了“依经立义”和“依诗取兴”的核心阐释思想。阴阳思想在其阐释中也占据不小的比重,甚至部分内容体现了谶纬化的倾向。在经学的大框架下,王逸对屈原创作《九歌》的动因以及对屈原其人的关注,客观上建构了一个大概的作者形象,而这个形象则是包含王逸个人化的理解在内的。     

《招魂》考辨

《招魂》为屈原作以招君王之魂一说，几成定论。但司马迁读“《招魂》，悲其志”一语，为两可之说；分析司马迁说与刘向、王逸说，并从目录学等角度考察，《招魂》的作者为宋玉而非屈原。而从非屈原作品所以能入《楚辞》的情况看，《招魂》所招的对象只能是屈原；招王说是建立在《招魂》的礼制为王者的礼制这一前提上的，而以之比观屈原自传性作品及其时（或稍前）的别的书文，这一“前提”，实来自想当然。     

神女浪漫爱情文学之分析—屈原《九歌》

屈原是楚辞的开创者,一部《离骚》成就了他“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的旷世英名,他对后世的影响,更是“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屈原刨作的楚辞体作品中,《离骚》是可以与日月争光者,此外,“绮靡以伤情”的就是《九歌》。在《九歌》中,屈原运用浪漫主义手法,把动人的传说、优美的景色、迷离的意境糅合在一起,深情描绘了楚地神女们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开创了富有楚地文学特色的神女爱情模式。本文对屈原《九歌》的特点以及地位进行了分析。     

沈亚之与《屈原外传》

《屈原外传》是根据古代传说和文献“组合”而成的逸事性作品。考其资料大致来源于唐前,但今所见最早著录《屈原外传》一文的是明董说《七国考》一书;全文载录并署名其作者为唐沈亚之的,是清蒋骥的《山带阁注楚辞》一书。对于沈亚之是否著有《屈原外传》本文认为应该存疑。     

文情与文心：《卜居》《渔父》成篇过程论略

《卜居》《渔父》中塑造的客是“高士”的形象,从文本形态上看,地位和屈原对等。二篇是楚人根据屈原沉江的传闻敷衍成文,在定型过程中显现出叙事语言和人物语言的悖离与错位,最终成篇定型在西汉时期。《渔父》中屈原的“设辞”见于《老子》《荀子》,可视为先秦共用文本。二篇都具有浓厚的道家思想,其成因与屈原思想的内在矛盾和后人对他沉渊殉志的负面评价有关。作者虽对屈原的处境怀有同情,但对其人生选择则是不明言的否定与批评,这对把握秦汉乃至后世屈原思想之接受,亦具有重要意义。     

论《招魂》为屈原自招

《招魂》为屈原所作,看法渐趋一致.至于是自招还是招怀王,仍有分歧.我赞同自招说.本文先指出招怀王说的可疑之处,然后正面阐述拙见.如果采取招怀王魂的说法,作品开头好几处似难讲通.请以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楚辞选》为例,节录其注解于下:[朕幼清以廉洁兮四句]“朕”,屈原自指.“主”,君主的主,作动词用.“盛德”,谓盛德之人,指怀王;“主此盛德”,是说以此盛德之人为君主.这四句的意思是说,自己修身洁行,竭忠事君,君主本来是位有盛德的人,应该可以辅佐他做出一番事业;但可惜的是:君主的盛德,为世俗所牵累而败坏了.[上无所考此盛德兮二句]“上”,上天.“考”,成也.因为牵累于俗,所以盛德无成,“离殃”.指怀王被秦国所扣留“愁苦”.指怀王被扣留以后的心情,其时     

论王闿运《楚辞释》的政治化阐释及其影响

王闿运《楚辞释》着重从时世政治的角度解读《楚辞》,围绕屈原“兴楚返王”的愿望、“荐列众贤”的举措和所谓“款秦误国”的罪名三个重要政治节点展开。这种政治化阐释的背后有其纵横思想的主导和深刻的政治寄寓,并在客观上打上了求新尚奇的烙印,对其弟子廖平的楚辞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楚辞学史上掀起一股尚奇疑古之风,并推动楚辞研究朝求新求变的方向发展。     

《诗经》《楚辞》比较研究的空前力作——评《风骚比较新论》

《诗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集，是现实主义文学的源头，堪称北方黄河流域地区中原文化的杰出代表；《楚辞》是我国第一部以屈原为代表而创作的新诗集，是浪漫主义文学的远祖。堪称南方长江流域地区楚文化的卓异楷模。它们以其优良的“风骚”传统，在几千年来的中国文学史上一直起着无可替代的光辉典范作用。然而，对于中国文学这两大源头之间的关系问题，学界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种认为，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既有南楚本土固有文化的哺育，又有以《诗经》为代表的北方中原文化的沾溉，《诗经》影响《楚辞》毋庸置疑；     

刘勰论《诗》、《骚》

《诗经》和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在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向来有着特殊的地位,这一特殊地位也充分体现在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对《诗经》,刘勰一方面充分肯定其作为儒家经典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又着眼文学创作而将其还原为诗歌创作的成功和典范之作,进而总结出文学创作的根本规律:以情为本,文辞尽情。对"楚辞",刘勰一方面着力澄清汉代以来以经立论的楚辞观,同样还原其作为文学作品的本来面目;另一方面则强调其"笼罩雅颂"的"惊采绝艳"之美,从而要求文学创作"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     

《离骚》与屈原之集——以《楚辞》成书研究为中心

《离骚》是《楚辞》中最瑰丽、最重要的一篇抒情长诗，被誉为《楚辞》之祖。而汉后诸籍，也常将《楚辞》径直称为“离骚”。历代研究者认为，此种现象为艺术上之假借。但笔者通过对《楚辞》的成书过程的考查和对有关历史资料的重新爬梳，认为“离骚”一词，不完全是用借代的手法以篇名来代指集名，而可能是一部真实存在之集名。且《楚辞》的形成，亦经历了一个复杂而漫长之过程，并在汉代逐步完成了由个人别集向地域流派总集的转变。极其可能的是，在汉初刘安时已经存在一部名日《离骚》的诗人别集，并一直沿用《离骚》之名，直至《楚辞》最后成形即刘向编辑《楚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