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情节特征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情节特征孙秀荣小说作为一种独立文体跻身于文学殿堂，始于魏晋南北朝。此前的神话传说、寓言故事及野史杂传等虽然也都程度不同地具有小说的一些特征，但都构不成一种独立的文体，它们都还只是小说的源头。魏晋南北朝小说的某些作品，内容固然也嫌简...     

魏晋南北朝别集亡佚时期考论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别集的数量非常多,但流传下来的却极少,完本更为罕见.通过比对《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和南宋三家书目,可以发现:其亡佚主要在梁元帝江陵焚书和唐代安史之乱以降的历次战乱,后一阶段损佚尤为惨重.除了战乱的损毁,魏晋南北朝别集在唐代流传不广,也是其亡佚的重要原因.而造成流传不广的主要因素在于:唐人对魏晋南北朝文学整体评价不高,唐代文学自身的繁荣以及《文选》等总集的流行,对魏晋南北朝别集传播空间的压缩.     

“魏晋南北朝文学国际研讨会”在香港举行

1993年6月8日至10日,首届魏晋南北朝文学国际研讨会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来自中国大陆、台湾、港澳、日本等45位学者参加了研讨会。会上就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作家作品及其在文学史的地位、诗赋小说散文等各种文体、文学与政治、文学与家族、文学与宗教、文学特殊现象以及文学理论等问题进行了讨论,10位中国大陆参加了研讨会,我刊主编、教授     

章草命名与文体自觉

汉初产生的草书被命名为章草的原因是文字学界和书学界一直探讨的重要问题。要理清章草的命名,必须从章草的实际使用情况、自身特点和命名之际的社会文化因素进行考察:章草被广泛用来书写一般性文书、籍簿、私人书信、非经典类书籍等"章"类题材;章草以"字字区别"、"运笔完结"的特点与今草相区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繁荣,文论兴盛,文人墨客对文体的理解也有助于我们对章草命名的探讨。     

汉初骈散之分途及其政治与文学功能

骈文的正式确立,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事情。但是,骈俪文体的酝酿,时代则较早。早在先秦时期,骈、散体式就存在分途的倾向。汉初文学对先秦史传、诸子散文各有继承,进一步促进了骈、散体式的分途。在汉初,骈、散文体则承担了不同的文学与社会功能。     

略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占卜"的基本表现与社会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占卜发展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不仅占卜的方法有所增加,而且关于占卜的理论和书籍也有所提高和增多.当时,占卜被广泛运用于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与社会有着重要的影响,成为当时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     

第二届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思想学术研讨会概述

第一届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思想学术研讨会于一九九○年在台湾台南市举行,事隔三载,第二届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思想研讨会复于一九九三年四月十七、十八两日在台南成功大学举行,提交研讨会论文二十六篇。其中七位大陆学者提交了论文,而且有四位大陆学者赶到台南与会,显示出海峡两岸学术交流新的发展。     

论汉代神学思想对魏晋南北朝志怪的影响

关于魏晋南北朝志怪兴起的原因，以往学者多强调道教、佛教之因素。事实上，汉代神学对魏晋南北朝志怪之兴起与发展有着直接影响。汉代神学思想下衍生、摧生出大量变异话语，这些变异话语的功能指向主要是政治，而非文学。随汉王朝的瓦解及神学的式微，汉代变异话语亦在承传中风化变质，其政治价值最终跌落，从而成为人们戏谈的资料之一。随着魏晋南北朝私人著述的迅猛发展，曾散见于子、史之中的汉代变异话语终于独立地结集而行，成为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重要内容。     

20世纪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鸟瞰

20世纪的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 ,但总的趋势依然是从涓涓细流走向蔚为大观。从总体研究风貌、魏晋诗文研究、南北朝诗文研究、乐府诗研究等若干方面对 2 0世纪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研究状况作一宏观鸟瞰 ,考察其源流 ,梳理其过程 ,凸现其特色 ,可以为新世纪的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提供借鉴。     

作为伪命题的“文学自觉”说

通行的“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说，其基本项为脱离政教、文体细分、发现审美特性并自觉追求等三个方面。细究之，情感、辞藻、声律等审美特性指向的其实是“杂文学”。其中辞采的部分因素和情感表达以文体细分为基础，而声律、偶对、夸饰、用事、练字等因素，则以当时各文体共同的创作方式——骈体为基础，追求的是共性，特别是声律的讨论并未与文体细分结合，于是“文体细分”与“发现审美特性并自觉追求”两个基本项之间产生分离力。基本项与后世文学兴盛的关联有限，导致“自觉”的命题缺乏自洽性。“文学自觉”说是一个伪命题。究其原因，魏晋南北朝时期对新出的某些重要文学现象的探讨不够，同时对传统诗教的核心观念也缺乏接续性思考。其将讨论的重心转向创作主体和创作过程，特别是创作技法及其产生的审美效果上，归根结底是一次极富热情的尝试。     

唐宋茶道大行之原因分析

唐宋茶道,萌芽于魏晋六朝,成于唐中叶,盛于宋代。在鉴茶、选水、赏器、取火、炙茶、碾末、烧水、煎茶、酌茶、品饮等方面,唐宋时期逐渐形成和建立了一系列的程序、礼法、规则。唐宋时期,茶道大行,究其原因,社会经济条件是其物质基础,茶之药用价值的进一步发现及养生理念促进了茶道嬗变,唐宋文人的品格特征引导茶道发展,饮食文化的贵族化特征使茶道趋于精致。在这些因素相互交织的影响下,唐宋大行茶道的出现绝非历史的偶然。     

魏晋南北朝时期图书馆藏发展探究

中国图书馆发展历史悠久,研究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图书馆藏事业的发展和藏书情况。     

北方地域文化与辽金元文学

辽金元时期 ,随着“北方”地域文化生态的变迁 ,大量的非汉族作家出现于文坛 ,少数民族语文学获得较高水平的发展 ,中原文学的中心也由传统的中原地区而向北转移 ,独立的北方文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繁荣。辽金元文学作为北方地域文化的组成部分和载体 ,其基本风貌和审美品质 ,实际上也是北方文化与文学传统滋养的结果 ,是对北方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辽金元地域文化为北方游牧、半游牧民族的草原文化与中原传统的农耕文化的交汇与融合的产物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上的三朝文学 ,所体现的社会审美意识、文学观念及其创作的内容、形式和风格等方面也相应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     

论魏晋南北朝经学与文学之互动

魏昔南北朝时期,文学与儒家经学之间不仅仅是对抗,二者还有互动.这种互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学在批评和创作领域从范畴、理论、题材、表现手法、句式风格以及审美标准等对经学进行借鉴与转换;二是随文学思想的发展,人们对经典又进行着文学的审视与解构.这种互动发生的原因主要在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经学的广泛深入传播与文学的巨大发展,以及经学家与文学家身份的合一.     

论汉魏诸子的社会风尚批评和人物批评

汉魏易代之际，社会思想也随之变迁，在动荡的年代面对社会的种种混乱现象，汉魏诸子通过著书立文对社会风尚和人物品评各抒高见，王符、仲长统、荀悦、徐干等人的论述，是推动汉魏之际思想轨迹变迁的重要人物。他们的社会风尚批评，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坚守；“崇真求实”的人物批评也开启了汉魏“名实”思潮。     

魏晋南北朝史学接受述论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这一时期史学传播,主要通过了学校中的历史教学以及社会上各种形式的历史知识普及。史书的阅读和接受成为了普遍的社会现象,以历代正史为主的史书被广泛的阅读。这一时期的史学接受,体现出广泛性、多样性和复杂性等特征。接受的效果在专业研究领域,日常生活领域以及国家政治活动中均有所反映。     

关于文学在魏晋南北朝的地位问题——兼析“文章与道德相抗衡”“文学高于一切”

魏晋南北朝时人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文学本身具有不依附他者的价值,并对这一价值给以肯定。这标志着文学进入了自觉时代,标志着文学取得了独立的地位。然而独立后的文学并没有在东晋被谁真的认为过“驾乎道德之上”,更没有在南朝取得过“高于一切说”的地位。纵观历史,这不仅东晋南朝为然,而且其后的唐、宋、元、明、清等各时代也莫不如此。     

刘勰赋学观的缺失——从魏晋赋首谈起

从刘勰对“魏晋赋首”八家的称举与评述中,反映出他“尚宏丽”、“重讽谕”的赋学观,这一赋学观承传于汉人而迥异于魏晋。刘勰以汉人的辞赋标准来观照魏晋赋家赋作,缺失自然产生,对魏晋抒情小赋缺乏应有的重视。刘勰赋学观的偏执和缺失,因其反对齐梁文风而致,但归根到底,又决定于他的儒家思想及诗教观。     

略论诸葛诞与琅邪诸葛氏“姓族”形成之关系

琅邪诸葛氏在魏晋之际人才辈出,入晋后成为名门望族。人们凭想象觉得其地位之获得主要得益于诸葛亮,其实不然。诸葛氏门望之上升主要是指活动于曹魏、两晋的诸葛诞一支。魏晋人曾比喻诸葛亮、诸葛瑾、诸葛诞兄弟为龙、虎、狗,人们多以为以“狗”喻诞为轻视,实际上则有夸奖的意思。诸葛诞在魏明帝太和年间参与“浮华交会”,成为早期玄学化名士,尽管在政治上亲善曹氏,但依然通过与司马氏联姻等方式提升了家族门望,其孙诸葛恢在东晋前期竟与琅邪王氏“争姓族先后”。     

葛洪对辞赋的贡献——以《抱朴子外篇》论葛洪的辞赋观

东晋时期的葛洪,虽然首先是一位学者、哲学家,但他对文学也有着多方面的贡献.葛洪对辞赋再度繁荣起到关键性作用.通过其子书《抱朴子外篇》,可以考察他对辞赋的贡献是,理论上,提出了"古质今妍"、今赋远胜于古诗以及"宏邈淫艳"的辞赋观,在陆机和刘勰这两个大理论家中间架上了一座重要的桥梁;创作上,他发展了汉魏以来以赋作论(子书)的艺术手法,使得子书和辞赋的结合更为细密浑圆,而且加快了辞赋的骈文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