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NGOs的发展战略思考——以澳大利亚NGOs推动企业公民理念的经验为分析背景

当前很多发达国家的NGOs将发展战略转向了推动企业实践公民身份。文章通过对澳大利亚三个著名NGOs在推动企业公民理念发展过程中成功经验的分析，认为NGOs在与企业发展伙伴关系中，主动向企业提供服务、从公司引入专门人才和开展吸引企业的项目，来推动企业公民理念的发展的经验，对中国NGOs在确定发展战略方面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指出中国NGOs当前应走向善治、注重与企业合作和发挥政策倡导方面的作用。     

国家、NGOs和国际环境制度

NGOs作为非国家主体在国际环境制度制定的活动中的参与范围越来越广,本文分析了NGOs在国际环境制度制定中的参与方式、表现形式及参与意义对国际理论的影响.认为NCOs以其拥有的独特技巧和资源与其他国际主体共同合作,一方面,NGO不断扩大的参与可能使其获得国际公认的与主权国家一样的法律主体资格;另一方面,NGO的参与没目前来看提高了国家在全球化条件下的管理能力,而并不是损害了国家的主权.     

自主性在本土NGO发展中的重要性研究——以爱德基金会为个案

伴随国家政策的调整及社会环境的变迁，我国社会开始出现大量的民间团体，其中便包括非政府组织（NGOs）。从全世界范围上来讲。NGOs是一类专门致力于促进社会发展及地区公平的民间团体，角色上具有补充政府社会服务职能的功能；然而在中国，只有为数不多的NGOs具有此功能。一方面是我国部分NGOs受政府操控较多，故缺乏独立自主运行的客观条件，另一方面，那些完全由民间发起的NGOs由于运营上的种种原因，自身生存经常受到威胁，也无法实现其应有的社会功能。经分析，笔者认为我国NGOs发展的主要问题是自主性的缺乏，故本文选取在独立自主发展方面做得相对成功的南京市爱德基金会为案例进行个案研究．旨在通过对该机构的自主性特征剖析，为我国NGOs的自主化发展之路提供参考。同时可弥补国内对NGOs个案研究方面的不足。     

自主性在本土NGO发展中的重要性研究——以爱德基金会为个案

伴随国家政策的调整及社会环境的变迁,我国社会开始出现大量的民间团体,其中便包括非政府组织(NGOs).从全世界范围上来讲,NGOs是一类专门致力于促进社会发展及地区公平的民间团体.角色上具有补充政府社会服务职能的功能;然而在中国,只有为数不多的NGOs具有此功能.一方面是我国部分NGOs受政府操控较多,故缺乏独立自主运行的客观条件,另一方面,那些完全由民间发起的NGOs由于运营上的种种原因,自身生存经常受到威胁,也无法实现其应有的社会功能.经分析,笔者认为我国NGOs发展的主要问题是自主性的缺乏.故本文选取在独立自主发展方面做得相对成功的南京市爱德基金会为案例进行个案研究.旨在通过对该机构的自主性特征剖析,为我国NGOs的自主化发展之路提供参考,同时可弥补国内对NGOs个案研究方面的不足.     

论NGOs的发展与全球公民社会的形成

文章认为当今世界迎来了一个NGOs全球行动的时代，NGOs所开展的全球服务在提供公民福利与社会服务中扮演了重要作用，以及在形成全球公民社会的进程中的重大贡献。特别指出了非政府组织在服务全球社会的过程中逐渐确立了很多普世性的价值。并指出了在一个日益开放和全球公民社会的时代，应该积极鼓励与推动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培育与发展。     

新农村建设视角下的中国农村NGO发展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农村政策的改变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中国农村NGO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建设力量。通过对农村NGO的发展历程和现状的系统研究．可以发现经济类NGO促进了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提高了农民收入水平，社会文化类农村NGO有利于农村文明新风的树立，维权类农村NGO有助于推动农村民主政治，农村教育（培训）、医疗、养老等NGO有利于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但是农村NGO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许多问题，诸如政府对农村NGO的管理存在漏洞，农村NGO内部管理不善，社会环境不利于农村NGO的进一步发展，农村NGO发展的资源不足等。若要充分发挥农村NGO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就必须通过加强宣传引导、健全法律法规、健全筹资体系、对农民进行长期的教育和培训等措施来促进其发展。     

非政府组织参与WTO活动的准入制度探析

WTO在开展全球贸易治理活动中不仅需要成员方和政府间组织参与,而且需要NGOs参与。《WTO协定》第5.2条为WTO允许NGOs参与其活动提供了准入依据。实践中NGOs积极参与WTO活动,并发挥一定作用,但是WTO缺乏NGOs参与其活动的准入制度。为了规范NGOs参与WTO全球贸易治理活动,提高NGOs的参与效率,充分发挥NGOs的磋商和合作作用,WTO应对NGOs参与其活动建立相应的准入制度:首先明确NGOs参与其活动的准入条件;其次明确NGOs准入领域。     

中国地方NGO生成机制的制度分析

地方NGO作为一种具体制度安排，其生成机制主要是在外在制度环境的作用下，以潜在利益为基本诱因，外在制度需求与内在制度供给相互契合推进，从而激励地方公民合作创设NGO制度安排的复杂过程。这是中国地方NGO生成的简要逻辑。从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的视角分析，在中国地方NGO的生成机制中，国家与市场对NGO制度安排的供给、市民集体行动的理性选择、地方制度转型的适应性安排、地方政府之间的制度竞争、地方知识精英的主导性介入与网络等科学技术进步的推动是六个关键性因素。特别是国家与市场的博弈过程与中国地方NGO的发展壮大过程相伴相生。分析中国地方NGO的生成机制，可以窥见中国公民社会的生长与发展轨迹。     

NGO及其在中国发展的思考

NGO的产生和状大是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特别是其公益精神、民主观念正伴随当今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而广泛扩散.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在推进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为NGO的发展留下了很大的生存空间.因此应抓好此有利机遇,促进其发展,以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推动社会进步.     

NGOs:构建和谐社会的新兴力量

20世纪90年代以来,NGOs在中国有了迅速的发展,并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目前,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大力发展NGOs既有现实的必要性,又有时间的紧迫性。NGOs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正日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为继政府和企业之外的“第三支柱”。虽然中国的NGOs发展还存在着诸多不规范行为和制约因素,但是可以预见,在未来几年NGOs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将会越来越突出。     

中国NGO的当代跨越

今日中国的NGO正显示出强劲的崛起势头.由于严格意义上的NGO具有引进的特点,在本土化的转型中面临"发展推进政策"还是"政策推进发展"的矛盾.要跨越这一历史矛盾,不仅有一个推进不适宜NGO发展的政策法律的改革问题,更有一个NGO如何认识和适应公民社会的时代需求、如何合理建构并提升"NGO精神"去推进政策改变的问题.     

中国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困境中的“锁定效应”分析

锁定效应(Lock-in effective)通常被用来描述制度变迁中某些制度长期维持低效率均衡的路径依赖。境外民间组织拥有强大的资源能力,他们通过长期"体制外运行",与相关部门达成了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策略和制度安排,某些甚至形成了社会领域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些组织从非正式制度中获得的优势阻碍了现存制度的变革,使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制度变迁交易成本越来越大,最终被持久锁定在满足境外非政府组织利益诉求的低效均衡水平下。而要解除锁定效应,规范管理,需要政府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方面进行强化管理。     

公民信任结构——论非政府组织应对公共危机的微观基础

应对现代公共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已无法依靠单个政府或个体，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成为一种趋势。以往针对非政府组织应对公共危机的研究多基于国家、政府等宏观语境，忽视了微观视角的探讨。公民的信任结构是非政府组织应对公共危机的重要微观基础，主要划分成三个维度：微观、中观和宏观，基于公民的信任结构和各种互惠网络，非政府组织形成了应对公共危机的整合性力量。在公共危机发生的各个阶段，公民的信任结构发挥着信任网络启动、信任结构巩固、信任资源重建与再生产的作用，从而为非政府组织施展行动力提供了多种机会空间。     

关于非政府组织的伦理学思考

20世纪80年代以来,非政府组织在世界各国蓬勃发展,成为一场席卷全球的社团革命。在经济活动、 社会管理、尤其是在消除贫困、帮助弱势群体、人道服务、保护环境等社会公益事业中,非政府组织已成为与政府和 市场相媲美的第三部门。由于非政府组织具有非营利性、志愿性及其弹性组织形式的民主性、平等性等特性,因而 与市场和政府相比,具有更为丰富的道德色彩。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能够培育人们的公民意识、互助合作精神和社 会公益精神,保障社会稳定和谐发展,因而是当前道德建设的一个新途径。     

NGO与贫困治理：以香港为例

作为不同于市场和政府的第三种力量，NGO在贫困治理中具有独特的优势和作用。文章拟以香港为例，分析了NGO的发展及其在贫困治理中的作用。经过长期发展，香港NGO已成为一个规模庞大的第三部门，在扶贫领域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们直接参与政府各项扶贫计划，提供个性化、多元化的社会服务，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贫困治理模式，如重视与政府、商界的三方合作，推动社会投资，强调基层居民自下而上的参与。     

中国NGO的发展现状及其对策研究

中国的NGO在总量上表现了一个异常巨大的群体，存大纷繁多样的组织形式，其活动领域遍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结构上则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分布不均、活动范围有限、单体规模不大等特点，表明其能力受到很大的限制。同时，由于受到资源和能力、法规和体制等方面的限制，中NGO在发展上存在一些较为突出的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政府需要转变观念，努力构建分类监管、资源引导和行为控制的新型管理体制，同时要完善立法、统一监管，着力推进包括公益服务组织在内的新型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     

NGO与中国社会工作教育——以云南为例

中国社会转型无疑促进了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蓬勃发展,而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恰是NGO“专业机构、专业伦理、专业服务”的主体基础。如何携手NGO,以开拓中国社会工作教育新途径?本文运用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以云南各高校为个案,着重分析研究NGO与社会工作教育机构在课程设置、实践环节、师资培训、资料建设等方面的合作;力图总结“双赢”经验,探索适合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发展的理想途径和模式。     

民族团结边疆稳定战略下培育和规范民间组织研究

从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视角看待民间组织的功能,常被看成是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有益补充,能够增强社会资本的储量,是民主的治理方式或是对国家的替代甚至抵制。基于民族团结边疆稳定战略下的民间组织培育发展和规范管理,政府应对慈善公益类、经济类、科技类、社区服务类民间组织采取多样化的培育支持策略,针对民族政治色彩浓厚且以社会自治为目的的民间组织采取不鼓励、限制其发展的分类实施控制。     

论韩国非政府组织在外籍劳工管理中的作用

韩国的非政府组织较为发达 ,种类繁多 ,其中 ,“外国人劳动者支援团体”在韩国外籍劳工管理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积极地维护韩国的外籍劳工的基本人权 ,帮助他们解决工作和生活上的实际困难。它们是韩国外籍劳工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在影响韩国的外籍劳工政策方面的作用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