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之枢纽：从儒家经典到文学经典

刘勰在《丈心雕龙》中把《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五篇视为“文之枢纽”。所谓“文之枢纽”，即全书的总纲。对于总纲的理解直接关系到我们对《文心雕龙》整个理论体系的把握。我们认为《原道》《征圣》《宗经》可以看作是“文心”部分，分别从文体论、审美性和创作论方面体现了刘勰儒家经典文学化的观点：《正纬》和《辨骚》归为“雕龙”，体现了文学经典的确立。“文心”和“雕龙”它们共同构建了一种文学范式：儒家经典向文学经典的转化。     

“五四”新文学经典构成

从今天或将来的视点看，“五四”文学经典构成是中国新文学发展的最关键性的内容。“五四”文学经典构成包括原创和经典化两个阶段。其原创是由新文学派、复古派和学衡派共同参与的，其经典化则由多种因素参与，而文本品性又是“五四”文学经典构成的基本因素。     

论《文心雕龙》“文之枢纽”之“体”与“变”

“文之枢纽”为《文心雕龙》的重要理论问题之一,是刘勰“论文”之枢纽,也即进行文学批评和文术指导的原则性纲领.其关键在于如何认识文学创作的“体”与“变”.刘勰主张“宗经”、“辨骚”,实际上是将二者视为“体”与“变”的两个文学源头,后者甚至可以视为《文心雕龙》最深刻的论说动力所在,由此建立了一种凸显文学史意识与文学经典意识的“经——骚”文论体系.     

反思与重释:“红色经典”论

“红色经典”既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话语类型指称,更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一种文学经典化的历史路标。对“红色经典”不能因为过去和现在对其“政治意识形态化”的简单化定性而放弃应有的学理评判。本文从“现代性”文化传统的审美延续、历史化叙事的运行逻辑、文学经典性的特定范型、以“革命”为主导话语的美学法则、大众化的文体形式等方面阐释了“红色经典”的生成机制和创作形态。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要执意确认其经典性意义的高与低,而是为了论证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学经典形态的“红色经典”,其价值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古罗马史诗“经典化”之路

古罗马文学起源于对古希腊经典的翻译与改写,但两者的关系并非如此简单.本文选取史诗这一体裁,从诗格、神名以及“糅合法”三个方面对古罗马文学“经典化”之路进行描述,剖析系统与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影响,阐述其“经典化”之由.研究表明,在古罗马文学逐渐成为“经典”的道路上,翻译子系统与文学母系统、古罗马文学系统与古希腊文学系统以及文学系统与文化系统之间的互动与相互影响,共同推进了它的发展与演进.     

文学论争与沈从文的“自我经典化”——兼及“京海之争”与“反差不多”论争的重审

1930年代，沈从文先后发起了“京海之争”“反差不多”等一系列文学论争。当我们重返论争所发生的历史现场，将两次论争结合起来进行整体考察，可以发现：“京海之争”并非“京派”与“海派”这两大文学流派之间的正面交锋，而是由沈从文独自代表北方作家群体（京派），与居于上海的作家群体（主要是左翼作家）展开的一场关于政治、商业与文学之间关系的大讨论；“京海之争”的真正肇始也不是沈从文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而是他的另一篇文章《论“海派”》；同时，沈从文发起“反差不多”论争的真正意图与“京海之争”一脉相承，都是旨在通过批判文坛普遍存在的“差不多”现象，凸显以自己为代表的“京派”文学之独特价值。藉由系列文学论争，“京派”这一“作家群体”正式浮出历史地表，而沈从文作为后期“京派”文学的代言人，其创作观念和文学理想也日益凸显，并逐步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坛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文学论争显然是沈从文主动选择的一种“自我经典化”的媒介策略，无论是在“京海之争”中强烈批判“海派”作家“玩票白相”的创作态度和“商业竞卖”的恶劣风气，还是在“反差不多”论争中激烈指责以左翼文学阵营为代表的公式化、概念化创作倾向，其背后潜藏的都是沈从文强烈的“自我经典化”意识，他实际上是想要借助群体的力量，让自己代表和引领的自由主义文学理念脱颖而出，以完成在中国现代文学场中的站位，进而为自己念兹在兹的“伟大中国文学作品”指明创作方向。     

《老子》经典化考述

先秦时期《老子》是诸子著作中的一种,处于子书的地位。汉简本《老子》的出土表明,至迟在西汉早期《老子》已被后学尊称为“经”且题以“经”名。此后,《老子》一书越来越受到重视,到魏晋时期完成了其经典化的过程。考之典籍可知：《老子》由子书上升为经典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一过程主要包括两个层面：其一,《老子》在学术思想层面的经典化;其二,《老子》在社会生活层面的经典化。《老子》以其深邃的思想,深刻地影响着古代中国的学术思想发展、政治和民间社会生活的走向,其经典化的过程正是这种影响逐步彰显的过程。     

“红色经典”:在“现代性”叙事中理解和阐释

“红色经典”既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话语指称,更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一种文学经典化的历史遗产。将“红色经典”进行经典化理解是为了寻求“经典”本身的当代性意义。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要执意证明“红色经典”其经典性意义的高与低乃至是与否,而是将其归回到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语境中进行考量和审度。在这样的阐述视野中一方面求证“红色经典”本质上是20世纪中国现代性叙事进程中一种特定的审美表述形态,从而确认其价值性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另一方面又论析“红色经典”作为“一种”文学的经典性存在,其经典价值的艺术缺憾和当代意义的局限也是显而易见的。     

刘勰的“征圣”、“宗经”思想

<正> “征圣”、“宗经”是《文心雕龙》全书的指导思想。其所征之“圣”为儒家圣人,所宗之“经”是儒家的五经,这是很明确的。既如此,它和不属儒家之道的“原道”观,怎样构成一个文学观的整体呢?主张“征圣”、“宗经”,是否要求文学作品应当宣扬儒家思想呢?评论文学有何“征圣”、“宗经”的必要呢?这些问题,虽过去还未展开具体的讨论,但在许多论著中,是存在着相当歧异的认识的。这既影响及对刘勰“原道”论的理解,更有碍对刘勰整个文学思想的认识。本文即试图对此做点具体研究。     

论“红色经典”的经典性意义和经典化定位

"红色经典"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一种文学经典化的历史遗产。对"红色经典"不能拘限于所谓"政治意识形态工具化"的简单化指认而放弃应有的学理评判。本文将"红色经典"置于"现代性"语境和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流程中进行考量和审视,从恒态经典与动态经典、文学经典与文学史经典以及经典的艺术价值与审美价值等三个话语关系层面对"红色经典"辨析和阐释,既确证其"经典化"的价值合理性又确认其创作中艺术本体性的某些缺失。     

文之枢纽:从儒家经典到文学经典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把<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五篇视为"文之枢纽".所谓"文之枢纽",即全书的总纲.对于总纲的理解直接关系到我们对<文心雕龙>整个理论体系的把握.我们认为<原道><征圣><宗经>可以看作是"文心"部分,分别从文体论、审美性和创作论方面体现了刘勰儒家经典文学化的观点;<正纬>和<辨骚>归为"雕龙",体现了文学经典的确立."文心"和"雕龙"它们共同构建了一种文学范式:儒家经典向文学经典的转化.     

从边缘走向中心——莫言小说《红高粱》经典化的历史探析

文学批评对文学创作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优秀的作家往往和优秀的批评家联袂而生。莫言小说《红高粱》的经典化,自然也离不开批评家和文学史家的参与。正是如此之多的批评家和文学史家的参与,才使得莫言其人其文的精神内涵获得了不断的增殖。同时,大众传媒的介入对于《红高粱》的经典化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历史地看,莫言小说《红高粱》的经典化过程,正是一个从文学边缘到文学中心的位移过程。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当下,重新反观莫言小说《红高粱》的经典化过程,对文学作品持以既不"棒杀"也不"捧杀"的公允态度,对新世纪文学的健康发展具有普遍的启示意义。     

当代文学经典化建构的三个维度及反思

文学经典化过程是文学作品的动态价值汰选过程。从学术源路看,文学经典化的论争有本质论与建构论之争。无论对文学经典予以过分地政治化解读,抑或固守审美自律的本质论经典观,都存有一定罅隙。文学作品的经典化,是文本生产、文学传播、文学史书写以及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观念共同运作并集各种权力斗争相互交织的结果,建构当代文学经典应从文学自身艺术品质、文学史和文学接受三个维度去把握。伴随消费文化的兴起,当代文学经典化需着重把握文学经典化尺度标准的相对性与冲突性之问题、文学经典化中的话语权力与功利主义之关系、文学经典的继承与发展之问题等。     

从“口耳相传”到“著之竹帛”——儒家经典形式转换的诠释学意义

儒家经典以“六经”为根本,这些典籍的产生与成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早期的经典基本上是以口头的方式集结与流行的,到了西汉,始有整体性的书写转换,从“口耳相传”到“著之竹帛”,在儒家经典传衍史上是一次巨大的变革。文字书写的出现将口语表达做了抽离化的处理,产生了提升与变形,在理解的复杂性上便远远超出了原有的表意。因为去情景化的缘故,文字书写为后续的理解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和歧义性,也打开了无限的释义空间。书写对于口语而言,不只是具体的内容得以记录,而且扩展了记忆的历史,使得片段的、不连贯的记忆变成了可以叙事的统一体,一种有限的具体性便融入了普遍的世界关系之中。从口传到记录成文,再演变成为有系统体式的各类文章,这就为书写和阅读的诠释学间架奠定了基础。在此形式转换中,汇聚成篇的经典文本成为观念交互性展开的集散地,也是人们从历史经验来观照自我、汲取思想养分的重要源泉。     

经典性阅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典律构建”的基石

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典律构建”基石的经典性阅读,既指阅读要选择好经典性著作,也指要用“经典解码”的方法认真开展阅读活动.当今文学作品经典性累积过程中的“选辑”、“论述”和“改编”环节的大众参与性越来越明显.文学经典具有“历史逻辑修正中的丰富解读性”,这种“历史逻辑修正”首先是由生活于不同“历史时空”的中国人/华人提供的.文学经典的创造性阅读,需要运用多种方法进行经典解码:一是综合运用传统解码方法；二是重视文学本体的解码；三是关注文化多元背景下的经典解读.     

“文学经典化”问题的哲学反思

文学经典是跨时空的话语场。文学经典化不是单纯的文学内部问题,而是一个社会伦理问题。在文学经典化的过程中,伦理的力量是最终的决定性力量。文学经典是一种特殊的知识,是符合人的认知形式并被作为范例而存在的作品。文学经典是人类价值理性所选定的文学知识的最高典范。文学的经典化实质上是一种知识生成的社会机制。创造新经典是创造新生活的必然要求。     

论《岳阳楼记》的经典化过程

《岳阳楼记》如今是得到读者一致认可的文学经典，但其经典化的道路却颇为曲折，许多文学批评家对它的阐释各执一端。考察后人对《岳阳楼记》的接受，分析其作为文学经典的形成历程，可以更为深刻地领会这篇杰作的内涵，了解经典的内在特质。     

李翱与儒家心学

中唐时期,李翱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和阐发以心性道统为主线,带有鲜明的心学特征:一是“以心通”承道统,为儒家道统说引入传统心性思想内涵;二是以心性开经典,推崇和阐发《礼记》《孟子》等著作中的心性思想资源,明确将《中庸》定义为心性之书;三是以“复性”为工夫,强调内在的心性修养,对儒家心学的创建有发端之功.     

圣哲垂范:道德智慧的启示──《周易》“君子”“大人”“圣人”析

冠居“群经”之首的儒家经典《周易》，由“经”、“传”二个部分组成。“经”部分因为具有奇特玄妙的卦形符号系统、简古而奇奥的卦鱼辞文字，以及它们卜筮的原貌、古远的传承等因素，因而笼罩着恍格窈冥的神秘的象征色彩，被视为最艰深难懂的先秦典籍。孔子及其门弟子后学撰著的作为解“经”的权威性的文献──《易传》（或称《十翼》），对原属卜筮之用的“经”进行了定向的阐发，从而赋予“经”部分以系统的哲学思想内涵，影响至为深远。《周易·系辞上传》说：“《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范围大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     

经典批评“误导”下的沉默螺旋传播效应——以王世贞文学批评的三大公案为分析中心

文学史奉经典批评为圭臬，由来已久。然而经典批评中不乏误导，且误导产生的负面影响甚或大于非误导信息，遂造成文学史叙述的诸多迷雾和假象。王世贞批评中三大公案：“模拟剽窃”“妄庸巨子”“晚年自悔”，出自《列朝诗集》诸书的有意误导。所谓“模拟剽窃”是将举世“递相临摹”王世贞的他人陋习移至厌恶剽窃的王世贞身上。而“妄庸巨子”说，是钱氏把归有光笔下的北方“二李”转嫁为归氏至亲王世贞；将王世贞对归有光的委婉批评，杜撰为王氏“推服”归有光，并不遗余力张扬“妄庸”说。所谓“老年自悔”，乃利用老年心态变化作文章，将王世贞后悔《卮言》“是非古今”得罪人的做法，曲解为否定早年文学观。这种被误导者还包括“七子派”“五子派”“竟陵派”一批人，以至出现明末清初扬宋贬唐之风。此后几部批评经典如《明史》《四库全书总目》《中国文学史》，推高了这一误导的影响，造成文学传播的沉默螺旋效应。由此可知，文学研究应由经典批评回归批评原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