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新诗理论述评

周作人是中国新诗的开拓者之一,在新诗理论和创作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周作人为新诗划定了界限,认为诗歌的专职在抒情,要求诗人应真诚而含蓄地表达自己的情感,注重诗歌的散文化,指出了新诗深受中外诗歌的影响,为新诗的发展指出了道路,并深刻地认识到：新诗的根基不稳,新诗革命是不彻底的.     

飞扬与静观——闻一多与废名的新诗批评比较

闻一多与废名都是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诗人、学者、作家兼诗评家。闻一多直接参与了五四时期的诗歌创作和评论,持续到1940年代;1930年代的废名身为北大教师,选择了十余位现代诗人作为讲课内容,鉴赏新诗,提出新诗批评标准。在中国现代诗歌批评史上,二人都有其独特贡献。对比二人评诗观念、标准、风范及在文学史上的影响等,可探究他们诗歌批评的价值,以及对中国现代诗歌批评的推进作用。     

新诗与旧诗--重读胡适谈新诗兼论新诗的标准问题

中国现代新诗自20世纪初诞生以来,新诗与旧诗的高下优劣一直是中国现代诗歌理论批评的重要话题,其实质是怎样看待新诗的标准问题.近来有关新诗二次革命的呼声再次掀起有关新诗标准问题的论争,与胡适当年提出新诗革命的主张一脉相承.因此,重读胡适当年谈新诗的有关论述,结合中国现代新诗90年发展历程中的成败得失重新思考新诗的标准问题,可以给我们思考今日新诗所面临的问题提供有益的启发.     

论周作人对中国现代诗歌的独特贡献

周作人在诗歌领域的理论建树、创作实绩及其影响,文学研究界长期以来未能给予应有的重视。本文从诗歌理论与批评、新诗创作和杂诗写作三个方面,介绍并论述了周作人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创立和发展作出的重要而独特的贡献,特别是对作为周作人“独家产品”的杂诗,进行了梳理评价。     

回望百年——论中国新诗的历史经验

晚清诗界革命主张以新意境和新语句入诗,但又不能摆脱和突破旧诗格调,诗界革命未能成功。中国新诗的创立,不能无视或绕过近代诗歌改良运动的主张和实践。近代诗界革命是“五四”新诗革命的先驱,它是中国新诗运动的前奏。鸦片战争以来的社会危机,是中国新诗产生的巨大背景,新诗运动的目的、方向及价值取向均取决于此。对新诗社会功利的超常重视,是新诗发展过程中诸多矛盾的症结所在。内容与形式、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格律与自由,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新诗。     

新诗现代性建设要处理好五大社会生态关系

新诗现代性建设的终极目标是把新诗建设成采用现代诗体抒发现代情感,直面现代生活唤醒现代意识的诗,现实任务是培养现代人和建设现代国家。时代、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五大社会因素决定着新诗的“中国特色”,影响着百年新诗的现代性建设。新诗现代性建设是系统工程,要激进又保守地处理与时代的关系,介入又疏离地处理与政治经济的关系,热情又冷静地处理与文化科技的关系。要适度利用政治赋予新诗特有的批判精神来产生反现代性的力量,来加强对现代性的反思甚至批判。不能再让商业诗歌和艺术诗歌、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极端对抗。要弄清纸质诗歌和网络诗歌的差异,高度重视网络诗。新诗不能极端现代,现代主义诗歌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于现实主义诗歌和浪漫主义诗歌的现代性转移而被中国化重构的境况之中,现实主义诗歌的保守带来的对现代性的“反动”是新诗现代性建设的动力。     

庞德对中国新诗的影响

美国现代派诗歌的发起人埃兹拉·庞德的意象派诗歌理论对中国新诗的发生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庞德为中国新诗运动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其诗歌创作又对20世纪30年代“现代”诗派与左翼诗人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而且一直延续到40年代的中国新诗派。     

重建新诗的节奏经验

一直以来,新诗的散文化问题颇受现代诗坛关注,尤其是在当下,诗歌创作遭遇许多困境时,重塑诗歌规范也颇受争议.一些学者开始极力倡导现代诗歌应该回到格律,回到古典诗学理论.传统诗歌固然有其经典传承之佳作,也不乏沁人心脾之意韵,然而主张将现代诗歌回到传统,笔者认为这规避了对现代诗歌的重新认识与阐释,不但不能解决现代诗歌目前遭遇的困境,甚至会将现代诗歌的发展引入歧途. 持有返回传统诗歌主张的人大多认为格律诗才是有节奏的诗歌,这无疑从另一个方面否定了现代诗歌的节奏.一般来说,节奏可以分为客观节奏和主观节奏两种.客观物质的规律性运动产生的是客观节奏,而人类大脑所产生的节奏感是主观节奏,主观节奏是体现在人的感知过程中的一种较强的主观性活动.     

“新诗与传统”专题笔谈

王光明认为，传统不仅是变化的，丰富复杂的，也是有待通过创造性的实践来发现的。传统不仅是对过去的意识，也是对现在的意识。应当从现代性出发去汲取传统，不是将传统视为标准，而是将其视为创造过程中不断对话的资源。应以之衡量新诗。荣光启界定新诗“自己的传统”，就是新诗在多重困境中自觉寻求新的形式秩序，建设汉语诗歌的现代诗形，认为该传统对当下的诗歌写作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赖或煌根据时下混杂相生、相互歧异的诗歌传统，提出应将现代汉诗的传统问题，放在其寄身的历史语境中进行评判。现代汉诗是在现代性过程中展开的，它不可能和古典汉诗在同一平面对接。伍明春在对“五四”后新诗理论中有关形式观念的分析清理中，考察了古代诗歌传统对新诗形式潜在的影响，从一个侧面描述了新诗被遮蔽的传统。殷鉴认为，在新诗的传统问题上存在三点误区，要走出误区的办法必须超越传统，而诗人及其创造性的艺术作品是超越传统的关键。龚奎林是从“五四”新诗的主体和创作角度看待新诗与传统的联系的，从而提出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问题。黄雪敏认为，新诗在确定现代汉语为诗家语，抛弃传统的格律和形式之日起，就开始了自身传统的探求与发展，并在不断地反传统的同时也不断地去“发现传统”，将流传下来的富于生命力的因素整合到现代汉诗中。刘金冬强调了新诗与传统的联系，指出新诗本身就是传统的产物，新诗的发展已构成了自己的传统，即新诗的诗形与诗质就是中国新诗自己的传统。     

20世纪新诗大众化运动反思论

新诗大众化运动是中国现代诗歌发展的重要流脉，历史上存在的对其全盘肯定或简单否定都带有情绪化色彩。冷静反思首先要区分“新诗大众化追求”和“新诗大众化运动”两个概念，五四平民文学理论与新诗大众化理论是完全不同的。新诗大众化运动酝酿于1920年代中期，经历了左联时期、抗战时期和解放区时期，三阶段呈现不同特点，存在着差异性，可找出其清晰的发展轨迹。三阶段又是前后相继联系的，存在着三条不断深化的线索和贯穿始终的精神品质。新诗大众化运动对于新诗发展有积极贡献,也有负面影响。虽然大众诗歌中多数诗歌存在着轻视艺术价值的弊病，但确实也有些作品富有特色。新诗大众化运动形成了面向现实的历史传统，开拓了自身发展的全新路向，纯诗运动和新诗大众化运动，分别承担了提高诗艺和社会历史的使命，各自发展途中形成了自身的诗学传统，并形成综合发展的新方向。     

双重赋形的新诗阐释学实践--评肖学周博士新著《为新诗赋形》

重新审视新诗的精神遗产是诗歌研究界不可回避的问题,肖学周新著《为新诗赋形》直面新诗语言问题,以闻一多为个案,全面系统地梳理了闻一多诗歌语言的多方面的特征,厘定闻一多新诗创作的历史地位与现实意义。在方法论上体现为对新诗赋形的理论赋形,即双重赋形,这一新诗阐释学实践无疑具有积极的启示。     

"新"与"旧"的纠缠——早期新诗合法性再认识

“新诗”外部空间合法性的争取,首先要面对的是古典诗歌传统投下的巨大阴影。胡适等人意识到,必须采取一种决绝的方式,才能为初生的“新诗”争得一席立足之地。这种决绝方式的具体体现,就是一方面断然宣布“旧诗”“死刑”,剥夺其合法性;另一方面,分别从创作实践和观念演绎两个向度,大力张扬“新诗”之“新”。而在这个过程中,反对派的声音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存在。     

辨"诗"

诗 ,是一个不断流变的概念。从广义的“文化之诗”演变成狭义的“文学之诗” ,其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诗言志”的“诗”与“诗缘情”的“诗 ,本不是同一个意义上的诗。文化之诗借用了古歌的形式 ,传达的是规范和禁忌、法度和礼仪 ;《诗》是古歌与文化之诗的合流 ,它利用弦歌讽谏来履行其政治使命 ;而文学之诗则是个体意识和文学意识觉醒的产物 ,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狭义之“诗”     

诗辨传统与学衡派新诗概念的形成

学衡派的新诗概念某种程度上是在中国诗辨传统基础上形成的：通过诗文之辨,确立诗的文字之于诗歌的必要性;通过音节辨析,确认韵律节奏之于诗歌的重要性;通过中外和古今之辨,确立诗歌的汉语特性和旧格律的价值。学衡派还主张在坚持诗体之“常”的前提下,寻求诗歌表现内容的“变”。这种文体改良观一方面体现了对文学传统和文学规律的充分尊重,但另一方面也显得墨守成规,缺乏开拓精神。     

新诗十批判书

“新诗”宜改称现代“白话诗”,它应该与文言诗一起改革与发展,以解除白话诗创作的危机,求得中华诗歌的伟大复兴。它不应该去了音乐的成分,不能提倡“诗的散文关”,而要加强音乐性,批评诗的散文化、自由化,讲究诗美,讲究形式美,倡导新格律诗,与散文严格划清界限。为此,它必须首先继承和发扬中国古典诗歌的优良传统,汲取古典诗词、民歌的营养,其次才是吸收、借鉴外国优秀诗歌的某些长处,并做到为我所用。     

体制化想象的质询与诗性的有无--论《"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的研究角度与方法

姜涛的《“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以“新诗集”为“事件核”重返新诗发生的现场,以新颖的文学社会学角度和方法,从新诗研究主导性范式难以关注的层面,质询那业已形成的新诗体制化想象,不仅重新开放了新诗研究的问题空间,也更新了社会学的方法.然而,这种社会学研究中的学术诗性也有讨论的必要.     

平实的深刻:论朱自清的《新诗杂话》

《新诗杂话》是朱自清先生研究中国现代新诗的一部著作。朱先生在这部诗学著作中,坚守诗歌文本的分析,坚持对诗歌意义进进缜密详实的“解读”,并认为这是新诗研究的基础。论及范围宽泛,富于创见性,是这部著作的显著特点。以“解诗”为出发点,《新诗杂话》探讨了诗与感觉、诗与哲理、诗与幽默、抗战与诗、诗与建国、诗的形式、歌谣与译诗、新诗的进步性、新诗的发展趋势等诸多关系,平实而深刻,精确而简洁,“将深化为浅”是《新诗杂话》最富于生机与活力的语言叙述原则。     

内在律：新诗艺术成就的核心

郭沫若最早发现并在新诗创作中成功地运用了基于情绪消长起伏的内在律以代替旧体诗的固定的外在格律,这是他对新诗艺术的重大贡献。内在律一端联着情绪内容,一端联着语言形式,居于新诗各项艺术成就的核心,也是新诗区别于旧体诗的基本艺术特征。在新诗发展过程中,自由诗人如艾青、戴望舒等以创作和诗学探索丰富了内在律体系,现代格律诗的提倡者如闻一多、何其芳等也注意把新诗格律和情绪内在律联系起来。自由诗和现代格律诗既双水分流又彼此渗透,有逐渐融合之势。在新诗的诗体建设中,如果忽视、拒斥内在律,就可能误入歧途。     

论中国新诗派的审美特征

中国新诗派诗人吸收了中、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立足于中国的社会现实,追求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呈现出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相融合的审美特征,创立了一种新的诗美传统,标志着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成熟与完善。     

从"白话诗"到"新诗"

本文讨论五四诗歌革新运动中从"白话诗"到"新诗"的演变过程。认为在"白话诗"时期,是在"大传统"和"小传统"中寻求突破,致力于"工具"的改革和形式的解放;到了"新诗"时期才改变自己的写作背景和思想艺术资源,在内容、诗体、修辞上全面接受西方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