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果最大化及其异议

行动功利主义(又称行动后果主义)将行为后果看成是具有内在价值的事态,而且还把行为的正当与否或好与坏看成是其后果是否最大化好的后果,后果最大化追求是行动后果主义的显著特征。斯马特从全球视域提出了一个后果主义的后果最大化概念,彼得·辛格则把这个概念具体化了。后果主义的后果最大化概念受到了人们持续的批评:首先,后果最大化作为一个比较概念,具有不可操作性的特点;其次,一个最重要的异议是完整性异议,对行为的最大化好的要求,被人们认为是一种严苛性要求,认为履行这一要求必然破坏人的完整性。     

后果最大化与日常道德的限制

斯马特对于功利主义的后果定义的重新界定,从行为者中立的立场上提出后果事态最大化好作为评价行为的标准。威廉斯指出,如果人们遵循这一后果最大化好的标准行事,则将导致对人的完整性的破坏和人的异化。卡根指出,斯马特的行动后果主义的问题在于没有尊重日常道德的限制,日常道德要求我们关注自己的利益,同时也要求我们所做的不超出日常道德的限制。然而,卡根同时认为,日常道德与直觉也并不是完全可靠的。他的观点将后果主义与日常道德的要求相结合,从而提出了一种改进了的后果主义。     

当代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复兴

20世纪后半叶英美伦理学界兴起了一股德性伦理学思潮,德性伦理学主要批评以康德主义和功利主义为代表的现代规则伦理学,标榜古代德性伦理学特别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复兴。关注点从行为的正当性规则转向人如何在共同体中实现美好的生活。同时德国哲学界以阿伦特和伽达默尔为代表受海德格尔启发,也致力于复兴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从社会交往层面理解实践,并且强调实践的合理性不同于技术合理性。这些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者虽然形态各异,但有着共同的倾向,这就是对于现代科学主义、工具理性泛滥的批判,对于现代个人主义膨胀导致的诸多弊端的批判。力图借鉴古典资源审视当代社会,呼唤实践智慧引导人们在共同体的伦理生活中追求完善和幸福。这表明古代经典思想在现代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道德心理学进路的康德道德动机结构澄清

休谟提出驱动人类行为的根本力量是情感或欲望。康德接受休谟在动机问题上的内在主义进路,但反对休谟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认为可以通过从“欲求能力”到“道德关切”推出“理性单独可以作为行动的动机”。不过,出于人的完善性和行动完整性的要求,康德并没有拒斥义务论对后果的需要,动机和后果以一种更深刻的内在逻辑在康德义务论中得到了合理的安置。     

道德圣人与后果主义

如果我们把道德圣人理解为一个为了他人和社会的福祉而竭尽全力地努力的人,那么苏珊·沃尔夫在其1982年的一篇著名论文中论证了两个看上去相互矛盾的主张。第一,一个人可以理性地拒绝成为一个道德圣人;第二,道德圣人是一个在道德上高尚的令人尊敬的人。本文将这个隐约的困惑称为“道德圣人难题”。我们首先检验和批评沃尔夫为这个难题提出的解答,然后指出道德圣人难题与众所周知的反对后果主义的道德苛求难题之间有一种内在的关联。最后我们提出一种整体的后果主义观点,并展示这种理论可以同时解答道德苛求难题和道德圣人难题。     

苏格拉底论德性即知识

学者们普遍认为,苏格拉底伦理学是理智主义伦理学,其中一个核心命题就是：德性就是知识,或至少在本质上是由知识构成的,因此,每一个别的德性都是对其所关涉的对象主题的一种理智认知上的把握,人的行动动机也是理智主义的,因为行动者在行动时相信这对自己是最好的,这表示,任何一种伦理上的失败都是基于或者至少部分地基于行动者对什么是对自己最好的选择的错误信念或认知。本文的旨趣并不是对苏格拉底的这种理智主义进行辩护或批判,而是更多地通过早期对话中有关德性即知识的段落分析去理解苏格拉底所说的德性即知识的丰富内涵,通过Euthyphro,Charmides,Laches,Protagoras这四篇对话来探寻苏格拉底所说的德性即知识的内在涵义。     

当代西方道德动机理论研究阐微

道德动机问题是当代道德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它所要澄清的是欲望和理由究竟哪一个在行动者的行动激发中发挥着更基础和更根本的作用。动机休谟主义理论主张道德动机来自被恰当定义的欲望,动机康德主义理论认为行动的动机来自不依赖欲望的理由。这一问题对伦理学有着重要的意义:如果最终的论断是欲望占据基础地位,那么这在规范伦理学层面将得出情感主义的结论,在元伦理学层面将得出非认知主义和非实在主义的结论;反之,如果最终的论断是不依赖欲望的理由占据基础地位,在规范伦理学层面将导向理性主义,在元伦理学层面将导向认知主义和实在主义。     

行为者中心限制与行为者中心特权——谢弗勒“混合理论”述评

谢弗勒是美国当代重要的伦理学家。为回应威廉斯对后果主义破坏人的完整性异议，他提出了行为者中心限制和行为者特权的“混合理论”。这一理论前半部分强调行为者受到道义论的限制，从而不可能为了后果最大化好而做后果主义所要求的事；后半部分则认为人们可以追求行动最大化好的后果，但并不应把后果主义的原则应用到一切行为之中，同时认为，行为者有自己的特权，即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追求放大M倍来为自己辩护。谢弗勒的“混合理论”两个方面都受到批评，其实是一种对后果主义的有益改进。     

德性伦理学的情感主义路径--休谟伦理学析论

休谟彻底抛弃了传统形而上学的理性真理观,将道德的是非标准建立在人类情感需要的基础上,开创了德性伦理学的情感主义路径。这种伦理学认为,同情是德性区别和形成的源泉,以情感为基本内容的道德德性的进步是人类历史中的一种基本趋势。休谟的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学深刻地影响了西方现当代伦理学的发展。通过其与其他伦理学的比较,有助于理解当代西方主流伦理学的局限性,从而更好地把握伦理学发展的未来走向。     

幸福论而非德性论：论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旨趣与结构

德性伦理学或美德伦理学并不足以完整地描述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幸福既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理论旨趣,又是其伦理学理论结构中最为核心的概念。亚里士多德的整个实践哲学都是围绕幸福是什么,以及如何获得幸福来展开的。德性虽然对于幸福的实现不可或缺,但是它并不等同于幸福。德性在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中的地位是由他对幸福的独特理解所赋予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遵循古代幸福主义伦理学的传统,重新完整地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描述为幸福主义的伦理学,而不是仅仅将其定位为当代美德伦理学在古代的典范。     

善是什么

善恶观念的产生要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对什么是善的问题 ,西方伦理学家们依据自己不同的研究方法 ,各抒己见 ,这些观点有其合理性 ,同时也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缺陷 ,追问善的问题 ,离不开对善恶关系的探讨 ,善恶是相对的 ,同时也存在着客观的评价标准。考察善是什么 ,必须将动机与效果统一起来才能把握     

从《六祖坛经》看慧能的善恶伦理观

《六祖坛经》是中国佛教重要宗派之一禅宗的根本经典,是禅宗南宗祖师慧能一生说法的记录,也是其伦理思想的集中体现。《六祖坛经》对善恶问题的论述非常完备,既论述了善恶的标准、具体的善恶行为、善恶的主体问题,又论述了超越善恶、人性与佛性问题。     

孟子德性伦理的逻辑层次

孟子的伦理思想是典型的德性伦理形态。其理论的逻辑层次非常清晰：德性是人存在的依据；外在的道德规范是内在本性的外化；真正的道德行为必然合乎内在本性的要求；到达至善之境是其伦理理论的逻辑归宿。这四个方面环环紧扣，构成了孟子德性论的有机整体。     

简评韩非对先秦儒家“德治”学说的批驳

对早在“百家争鸣”时期就已成为显学的儒家的“德治”学说 ,韩非从法家的立场 ,进行了尖锐的批驳。韩非以其“人性自为论”批驳了构成“德治”学说理论前提的“人性善”论 ,以其“德化无用论”批驳了构成“德治”学说核心的“道德教化论”,并以其“道德虚伪论”揭露了“德治”学说的内在矛盾及其在实践中表现出的苍白无力。韩非的这些批驳 ,切中了儒家道德至上思想的要害 ,对于后世指正儒家“德治”的弊端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闲暇与幸福的关系：一个被遗忘的德性伦理问题

在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中,闲暇与幸福的关系是作为一个德性伦理问题被提出和探讨的。亚里士多德认为闲暇既是实现幸福的手段,也是幸福本身,两者通过德性达成统一。现代休闲研究也关注休闲与幸福之间的关系,这种关注看似是对亚里士多德关于闲暇与幸福关系探讨的延续,但实际上更偏向于从社会心理学或历史角度研究,缺乏德性伦理学的理论基础。当代德性伦理研究中虽有学者提倡恢复亚里士多德论及的德性与幸福的概念,却未体现出对闲暇概念的足够重视。这一方面是因为闲暇内在包含的古典精英主义论调在现代社会的不适用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闲暇在当代德性伦理学的发展中失去了其对于实现幸福的必要性。重返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框架,有助于厘清休闲与幸福的关系,从而引导人们理性判断休闲活动的适当性,合理安排休闲时间,并通过休闲实现美好生活。     

儒家德治思想运行机制的考察及其现代启示

儒家德治思想不仅适应中国古代国情 ,而且具有一套近乎完善的运行机制 ,主要表现为 :教化、修养与自觉的内在机制 ;礼、法与规范的保障机制以及表率、举贤与劝善的激励机制。正是这一运行机制的作用 ,使得儒家德治思想具有很强的可行性与操作性。考察儒家德治思想的运行机制 ,对我们贯彻“以德治国”的方略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化道德为德性的路径探析

德性乃人之为人之根本,德性是人类现代社会有序之根基,德性是个人人生价值确定的标志.德性是一种良好的内在的个性品质,而道德则是社会对个体品质的外在要求.因此,如何化道德为德性,就必须选择有效的途径.本文认为情感体验是化道德为德性的关键环节,心灵的成长重在体验.因而,必须大力开展实践活动,尤其要重视社会实践活动,要强调学生的自我反思和重视利用学科隐性德育资源,进而使道德内化为德性,使德性外化为德行.     

传统德性论的困境及其出路

应用伦理学领域的伦理问题远远超出了传统德性论的理论视野,这既是传统德性论被边沿化的原因之一,同时也为德性论的复兴创造了新的契机。在此境遇中德性论的出路在于,从德性现象论、德性本原论和应用伦理学的视角重新反思德性,自觉地把传统德性论提升为应用德性论,进而探求应用德性论的性质及价值基准——人权。     

德性伦理复兴与当代中国道德建设

20世纪中期之后,西方伦理学由注重规范,到自觉地思考和重新回归德性的历程,使我们认识到德性在人类文明前行中的重要性和不可或缺性。当代中国的许多道德问题,不可否认地在很大程度上与德性的状况和建设存在一定的关系。德性伦理的复兴给予当代中国道德建设有益的启示。从理论上看,德性与规范关系密切,道德建设要以规范为基础,以德性为目标;从实践上看,道德建设不仅要加强规范意义上的制度伦理和伦理制度建设,还应该注重社会信念伦理体系的德性建设,把握两者的统一。     

论卢梭视野中的良心观

良心在卢梭伦理思想中占有独特地位。卢梭认为,伦理学的任务就是在研究人的基础上指导人怎样做人。人性中有两个基本因素：欲念和理性。单方面的理性或情感都不能成为衡量善恶的尺度。衡量善恶的尺度是良心,良心是人们在社会中通过感觉和理性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只有改革社会制度,实行自然教育,建立自然宗教,才能造就道德新人,发挥人们内在良心的作用。从历史上看,卢梭的良心观对他之后的思想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既具有进步性,又具有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