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及影响因素——基于江苏省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江苏省调查数据的分析,揭示当前农民选择纠纷解决方式的特征及影响因素.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在选择纠纷解决方式或策略上,优先选择村委会,而传统家庭及其它传统权威在纠纷解决中的作用逐渐减弱;调解依然是农村纠纷解决的主要方式.人们之间的关系距离、教育水平、家庭收入水平对纠纷解决方法的选择存在影响.     

女性主义经济学的兴起及衡量“女性劳动”价值的分析

近年来女性主义经济学的兴起使得经济学界重视女性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女性主义经济学在20世纪60年代初步形成,其研究的主要问题非常广泛,家庭照顾、社会福利、无酬劳动等都是其关注的对象。20世纪,女性主义经济学家为改变女性在劳动力市场受到的歧视,提出了同工同酬的解决方案,希望通过报酬的平等来提高女性的权益,正确对待和衡量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付出。而21世纪,女性主义经济学家们则把"女性劳动"的衡量标准从"收入"转向"时间",主要研究女性在家庭劳动时间上受到的歧视,关注女性在非劳动力市场即在家庭中的无薪酬劳动。我们对女性主义经济学兴起的背景追根溯源,力图厘清其发展脉络,分析其对"女性劳动"的衡量。     

纠纷解决的法社会学研究:问题及范式

法社会学视野中的纠纷不仅包括行动层面的分歧和矛盾,而且也涵盖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遭遇的所有冤屈.纠纷金字塔理论将纠纷解决方式分为忍忍算了、双方协商私了、双方申诉并请第三方仲裁、司法诉讼等几个主要层级,如果纠纷在基层解决得越多,上诉到司法程序的纠纷就越少.工具主义范式则关注人们在纠纷解决中是如何动员法律工具,而建构论者强调人们动用法律解决纠纷是一个社会建构过程,法律权力论关心的不是纠纷及其解决方式本身,而是由此所反映出的人们权威认同结构和社会秩序的基础.不同范式的差异为纠纷解决的法社会学研究提出了有待进一步考察和研究的问题,其中法律何以能真正有效地解决纠纷、何以能预防纠纷,就是值得关注的问题之一.     

基层暴力与纠纷解决过程的法社会学分析

在追求社会稳定的大背景下,基层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有效性成为重中之重。研究发现,传统上被视为文化因素的消极行动——"忍",常常伴随着积极寻求纠纷解决的行动,反映出被忽略的"实体性需求"。随着基层纠纷解决过程向后推移,当特定的纠纷解决机制出现失效情形时,往往会激发产生针对纠纷解决第三方的"伦理性需求",个体性怨恨跃迁为对解决机制及背后权威的怨恨,而纠纷解决机制失效的渐进过程,也正是新的怨恨加强的过程。这构成了当前不稳定因素的重要来源。刑罚可以压制实体性需求,但伦理性需求并未随着国家强制力的到来而疏解。丧失对所有经历过的纠纷解决机制和第三方的信任,人们可能退缩回个体独立面对强力社会的世界里,而寄希望于忍耐、权威的保护或者依赖强力,从而导致信访事件和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因此,现实利益冲突引发的实体性需求必须得到妥善解决,才能阻止个体化的怨恨跃迁为对各种体制的怨恨,从而阻绝人们理性地选择看似非理性的解决方式。     

全息:传统纠纷解决机制的现代启示

熟人社会有大量的初级关系,也就会有初级纠纷产生。如果初级纠纷无法得到及时解决,就有可能演变成次级纠纷,继而形成新的紧张和激烈程度更高的次级纠纷。在现代社会的语境下,法治基本只关注"此时此地"的次级纠纷,但有时并未使这些纠纷得到彻底的解决,也随之埋下了将来发生更大纠纷的隐患。然而,反观传统社会在处理纠纷时所遵循的还原纠纷"全息"的过程,在修补初级关系的同时,尽可能防止发生新的次级纠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因此我们认为,传统社会的纠纷解决方式无疑对现代社会有一个很好的启示作用。     

论当前农村宗族的纠纷解决功能——以重庆东部某村落为例

当前农村宗族在纠纷解决中的权威性、在诸如村民讨薪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强大的交涉能力而带来的有效性以及低廉的纠纷解决成本而形成的村民对之的现实可及性支撑了农村宗族纠纷解决功能的发挥，也使得宗族在当下村民的纠纷解决资源布局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同时，宗族的纠纷解决功能也形成了对国家纠纷解决能力不足的有效补充，进而促进了国家对社会秩序的有效控制，也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因而有限度的认可宗族的纠纷解决功能就成为必要。     

暴力的弱者:对传统纠纷解决研究的补充——基于东北某市监狱的实证研究

民间社会纠纷解决机制是法社会学的重要课题及研究国家—法—社会关系的有力切入点。传统纠纷解决理论重点探讨纠纷如何被解决,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各种纠纷解决机制之间的关系模型。东北四所监狱的调查数据显示:存在被既往理论分析长期忽视的一类纠纷,它们无法被例行化的解决手段所消化,最终溢出纠纷解决机制之外,成为国家暴力治理的对象。这类纠纷不能被消化往往是出于纠纷解决过程中的原因;其中很大比例属于上行纠纷,发生在相对经济地位较低的服刑人员和相对经济地位较高的受害者之间;大部分纠纷的行动者对于法律之外的制度性纠纷解决机制的功能,存在普遍的不信任,也缺乏参与感。这一类纠纷的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对传统国家—法—社会分析模式提出了挑战。     

鸦片战争前的“行欠”纠纷与中英交涉问题新探

鸦片战争前的中外"行欠"纠纷主要产生于以下两个原因贸易中议价的不合理及货物的赊卖活动;洋商对行商的高利放贷.清政府在处理"行欠"纠纷时,混普通涉外民商纠纷为政府外交事务,加之中国缺乏解决涉外民商纠纷的法律制度安排,使得"行欠"纠纷无法在当时的法律体系内得到解决;而英商和英国政府在交涉中的策略选择,也使得"行欠"一步步演成了两国之间的国际交涉.     

“假性单亲妈妈”谁之过?

正"假性单亲妈妈"问题需要一分为二看待。有一种家庭,先生忙于生意,很少有时间陪伴家人,却能为家人提供比校丰厚的物质生活,女性选择做全职太太,就应该对自己的选择负责。那么,在假性单亲家庭中占绝大多数的"双薪家庭"中的女性为什么会成为"假性单亲妈妈",又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一个人不幸的根源通常来自心态。幸福婚姻从心理上来说,有精神、物质、生理3个要素。双薪家庭中的"假性单亲妈妈"通常缺乏这3方面的要素。     

《生死场》:女性对"家庭"的恐惧与颠覆

《生死场》全书贯穿三个家庭生与死的故事,因此家庭描写是研究其文本不容忽视的方面。萧红着力刻划了家庭中夫妻关系的异化,通过若干女性在家庭中的遭际,包括家庭暴力、生育难产、动物式性行为和男性薄情,折射出女性对于"家庭"的恐惧性想象,并揭示这种恐惧对于女性某种程度的普适性和宿命色彩。小说中落墨最多的王婆形象,除了表现出黑土地上底层民众"生的坚强和死的挣扎"之外,还传达出作者颠覆传统家庭观念的渴求与努力。萧红独立的女性视角有机地融铸在"民族生死’’的宏大话语中,使得文本具有了或显豁或隐微的多重意义。     

晚清商业行会对华洋商事纠纷的参预:一个商事习惯法的视角

中国传统商业行会作为晚清重要的商人组织,在排解华洋商事纠纷方面,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当时商业行会一方面积极预防和调处华洋商事纠纷,并在华洋商事诉讼中极力维护行内华商权益;另一方面为谋求纠纷之妥善解决,亦频频倡导对洋商的"停交"抵制活动。这种以不合作形式存在的联合抵制,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成为商业行会主导的华洋商事纠纷另类解决模式。综观商业行会参与解决华洋商事纠纷的实践活动,可以发现其实际上是中国固有的商事习惯法在晚清中西经济交往过程中的承袭和延伸。     

浅谈现代女性如何处理好家庭与事业的关系

现代女性如何处理好家庭与事业的关系是一个永恒的课题。在社会变革、体制转换过程中，现代女性具有了新的时代特征。如何将传统与现代特征有机融合，有效扬弃，树立现代女性新形象，树立家庭新观念，将是现代女性研究的一个新课题。     

中国“空巢”家庭研究述评

在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中,"空巢"家庭正在成为一个热点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学者们已经对"空巢"家庭展开了初步的研究,他们的研究涉及:空巢家庭的定义及分类;空巢家庭的成因分析;空巢家庭的现状;空巢家庭的需求;解决空巢家庭问题的对策建议,等等.目前对"空巢"家庭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表现为研究中还存在着不足,因而对"空巢"家庭的研究亟待提高与深入.     

村庄纠纷的运作逻辑及其社会基础

学者们对村庄纠纷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纠纷解决,而对于纠纷本身的运作逻辑少有关注。纠纷的产生往往来源于认知事实的博弈,通过纠纷,村庄中的面子得到了重新的分配。纠纷的维持体现了其背后的表演逻辑,而使得纠纷必须表演下去的动力是村庄社会中的人际交往规则和人们的公平正义观念。这些交往规则和公平正义观念会随着村庄社会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影响纠纷的运作逻辑及其解决方式。     

差序调解：传统社会家庭纠纷解决的自洽路径

传统社会民间纠纷及其解决历来是法社会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其中家庭纠纷更是为人重视.在传统社会,家庭纠纷在以父母子所构成的家庭关系轴上,主要可以分为亲子、夫妻、子女“一纵两横”的三种纠纷类型.从家庭纠纷的调处主体系统来讲,可将其概括为“两支五统”,即官方调解的县衙系统,民间调解的宗族系统、姻亲系统、乡里系统以及中人系统.而家庭纠纷的调处主要是通过宗族系统和姻亲系统,沿着由“家内至家外”、从“血缘”向“地缘”不断扩展外溢的自洽的差序调解路径而展开.     

土地整治纠纷之农民参与解决路径研究

土地整治纠纷表现为土地整治过程中各权益主体间的利益对抗或冲突,且伴随着农村社会结构和土地制度变迁呈现阶段性特征。土地整治纠纷多由农地产权细碎和利益分化所引发,并导致农地利用过程中的"反公地悲剧"。解决土地整治纠纷是一个庞大的、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结合当前土地整治纠纷的特征,构建适合当下、顺应社会结构变化趋势的多元化解决机制,又需要相关的政策支持和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不仅涉及政策、法律之间的协调,也涉及解决途径之间相互转换和融通。要鼓励农民参与土地整治、土地流转等土地公共政策的制定,不断培养农村社会资本、依靠农民自治解决土地整治纠纷。     

女性阶级位置与阶级意识的获得——中国社会分层体系的性别建构

围绕着性别与阶级建构议题,本文利用经验数据实证分析了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体系中女性阶级位置与阶级意识的获得.研究结果表明,女性客观阶级位置获得受到来自自身与配偶阶级位置的双重影响,主观阶级位置则强烈表现为对丈夫阶级位置的依附,但是在阶级意识方面,女性表现出自主性的回归.研究结果同时表明,传统社会分层理论将阶级超越性别之上,忽视性别机制在社会分层体系中的作用显然不利于更深入的揭示社会分层体系的建构;而另一方面,女性主义者则在对传统分层理论的批判中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将女性的阶级位置获得完全剥离家庭与配偶的影响,这种社会关系的"脱嵌"显然也是不合适的.     

苏浙边界的水利纠纷与政府运作——以20世纪50-60年代吴江县联圩引起的省际纠纷为例

20世纪50-60年代,江苏省吴江县在农田水利建设过程中进行的联圩并圩,虽取得一定的成效,但因当地水系结构的改变致使浙江来水下泄不畅,洪涝威胁加重,同时杭嘉湖地区的农业生产也遭受严重影响,从而引起苏浙边界的水利矛盾和纠纷。为解决纠纷,苏浙两省行政部门进行了积极的努力,展开充分的调研与协商,最终使纠纷得以化解,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政府运作在解决水利纠纷中的重要作用。然而水利纠纷的产生及解决过程也给我们留下深刻的经验与教训。     

农村家庭内部医疗资源分配的"道德次序"

传统上家庭内部资源配置研究的重点多强调家庭资源在不同性别之间的分配,这种研究方向的已有文献大多从家庭成员市场活动受益导向的角度进行分析.国内相关研究主要是姚洋及高梦滔提出的家庭内部医疗资源配置与家庭成员性别差异方面的课题,将生命周期作为变量引入家庭医疗资源分配的决策过程.但是以上研究均以定量研究为主要研究方法,缺少对个案的深入分析;多考虑家庭成员的市场经济价值,忽略了社会文化因素尤其是农村社区中的家族文化在家庭成员获取医疗资源分配的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以生命历程的社会文化意义为框架,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本位及生育观念,分析这种分配方式的"道德次序"原因,应成为我们研究的重点.     

王尔德喜剧中的家庭观念

本文探讨了王尔德喜剧中的家庭观念 ,并论述了其家庭观念形成的原因与意义。王尔德喜剧中的家庭观念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重视家庭 ,竭力维护家庭的稳定 ;二 ,重视女性在家庭中的作用 ,把女性看作家庭稳定、幸福的关键 ,强调女性宽容一切。王尔德喜剧中的家庭观念受到维多利亚时代精神的深远影响 ,也与他自身的生活体验直接相关 ,体现了他对人性的深刻认识 ,对现实的准确把握 ,虽然缺乏崇高的理想色彩 ,却有着厚实的生活根基 ,不乏富有启迪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