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后期朝廷对藏交通政策的转变及影响

明代是汉、藏交通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明中后期，朝廷在内地与西藏的交通问题上发生了一次重大的政策转向，改变了朝廷使臣和藏族朝贡者以往主要由甘青故道进出青藏高原的传统，开始以途经康区的川藏道作为正驿。明中后期的川藏官道，大致路线应为：出碉门，过打箭炉，然后往北行经今天的道孚、炉霍、甘孜、德格，至昌都，最后抵达拉萨。明代汉藏交通重心南移，是明王朝根据当时政治、经济、民族关系等各方面形势的变化而作出的选择。相较西北甘青地区的动乱以及所面临的蒙古部族的威胁，川藏道途经茶叶产地，方便食茶的赏给，同时也有利于保护朝廷在西北的茶马贸易。十五世纪中叶以来，明王朝在汉藏交通问题上的政策转向，不仅改变了内地与西藏之间交通的格局，导致了汉、藏交通重心的南移，而且对青藏高原政治格局的变化，以及后世治藏政策的演变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近十年来关于明清时期安多、康区历史研究的量化分析

元明清时期是安多、康区的形成与发展时期,关于安多、康区的历史研究主要集中在明清这一时期。以统计的方法量化分析明清安多、康区历史研究现状,对于学界研究安多、康区历史研究所涉及政治、经济、民族、宗教等提供科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康区"三魔女",还是"康区三度母"——近代康区妇女精英研究

二十世纪上半叶康区三位著名妇女精英甘孜的孔萨?央金堪珠、德格的夏克? 泽旺志玛和瞻对的甲日?其美志玛在康区政治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她们之所以获得权力，是因为康区的传统习惯法以及清末和民国时期的法律都允许妇女在一个家族没有男性继承人的情况下继承名号和土司或头人的地位。为了获得和巩固政治地位，她们往往陷入多方势力的权力争斗中，这些势力包括其家族中的男性、来自其它家族的男性、地方军阀、中央政府，有时还有西藏地方政府。研究揭示了正是康区在夹缝中生存的各土司统治区域割裂、分权的性质为地方首领，特别是妇女领袖提供了较多的施展其政治才能的空间。     

清末民国时期汉藏商人在康区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以丁正华和邦达仓为例

根据边疆"接触区域"理念,运用相关资料,研究作为"文化中介入"的商人在康区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与地位。商人不仅从事商品交换活动,也给康区社会带来许多新思想,引进许多新观念,积极参与康区当地的政治活动以及有关汉藏民族关系的政治事务,使他们在康区社会占有重要地位。     

康区近代商业初析

一康区社会以畜牧业为主,农牧民为了生活的需要,在彼此交换剩余产品的过程中,孕育了康区早期的商业,随着历史的发展康区的商业也得到了发展。据史籍记载,藏汉人民商贸往还发端于唐代的“茶马互市”,宋、明尤盛。至明时交易范围渐次扩展,除茶马互市外,还输入汉区红缨、毡衫、米、布、椒、蜡等日常生活用品。清雍正时,清王朝在康区设置土司210员,藏汉贸易大为发展。清末赵尔丰充任督办川滇边务大臣,改     

藏传佛教在康区传播与发展历史三段论

藏传佛教在康区的传播与发展,可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教内自发传播发展阶段、世俗王权干预传播发展阶段及国家政治导向自由发展阶段,它们构成康区藏传佛教的发展史。第一阶段,后弘期开始至元初,藏传佛教在康区自发传播发展;第二阶段,元代至清末,康区藏传佛教在世俗政权干预下传播发展,形成政教联盟或政教合一制度;第三阶段,辛亥革命至今,分为国民时期与新中国时期,康区政教合一制度逐渐被废除,最终实现政教分离,藏传佛教自觉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国家法律保障其自由发展,藏传佛教在康区的发展集中表现为国家政治导向下的自由发展。     

从《康藏前锋》看民国时期康区教育

1933～1938年间,学界很多有识之士在《康藏前锋》上发表了大量关于康区教育的文章,深刻地分析了康区教育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康区教育发展的思路与对策。文章通过对这些文章进行深入分析,认为当时教育人士的真知灼见对于现今发展藏区的教育不无启示与借鉴。     

当代中国西藏交通研究综述

当代中国西藏交通研究是当代中国西藏治理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50年代伴随西藏和平解放与川藏、青藏公路建成通车开始出现早期的研究成果,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学界逐渐由对“两路”的关注拓宽至西藏交通全貌,21世纪以来伴随各类文献资料的陆续出版,西藏交通研究渐趋繁荣,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新进展、新突破。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当代中国西藏交通研究虽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对当代中国西藏交通的研究缺乏整体性、系统性;二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西藏交通建设决策研究有待加强;三是关于当代中国西藏交通建设历程的实证研究有待细化;四是多视角西藏交通发展史研究有待进一步拓展。     

民国时期康区的金融财政

民国时期,康区金融业相当混乱,先后流行多种货币;地方财政收入微薄,百姓民不聊生,社会经济生活长期处于困顿、艰难的状态。康区的金融财政萧条与当时全国国民经济发展迟缓有密切的关系,为国际、国内大的社会政治环境所决定。     

西方英文文献中的近代康区女性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人大量涌入位于西藏与四川腹地之间的康区，他们在当地的活动范围日益扩大，与康区藏族女性的接触交流日益增加，留下了大量英文书写的游记、日志、纪行和考察报告等。西人笔下勾勒的康区女性形象日渐完善，其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康区女性美丽出众的相貌、多元的婚姻状况、吃苦耐劳的品性、聪慧能干的“阿佳”以及离群索居的尼僧等几个方面。不过，由于观察者身份背景、个人旨趣的不同，其考察角度、评述立场、看法、观点等纷纭复杂，对康区女性的褒贬亦殊异。西方英文文献中康区女性形象的塑造，既反映出西方世界对东方康藏文明的认知和想象，也折射出近代西方社会对女权运动、女性研究等话题日渐增长的兴趣。近代西人关于藏族女性的记载和评价是西方社会认识和了解康藏文明的一扇窗口，为传统的女性研究提供了别样的视角。     

浅谈藏传佛教对“一江两河”流域人口的影响(下)

三、藏传佛教对西藏及其“一江两河”流域人口的影响1、对人口分布的影响研究一个民族的人口分布，首先要弄清该民族的一个固定的地理范围。对于藏民族来说，在历届赞普统辖下的吐着王朝的版图内不仅包括西藏自治区，而且还包括现在的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和阿坝藏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和雅安地区以及青海省的西南部。这些地区传统上分为上中下三部。即上部为阿里“三围”、中部为卫藏“四如”、下部为朵康“六岗”。在这个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藏族聚居的三大藏区，即：西藏（今西藏自治区之前后藏和阿里地区）、康区（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     

康区白利土司顿月杰的宗教态度探讨——兼论固始汗消灭白利土司

以往藏学界通常认为康区白利土司顿月杰是一个崇奉苯教、排斥一切佛教的宗教极端者,尤其仇视格鲁派,遂于1640年被与格鲁派联盟的青海蒙古势力固始汗所灭。文章通过对藏文史料的梳理发现,此看法有相当的片面性,导致对当时复杂政局的概念化、简单化理解。文章指出,顿月杰在其执政的大部分时期,宗教上均兼容和尊崇佛教各教派,并与噶玛、萨迦、宁玛甚至包括格鲁派等各教派高僧均保持着良好关系。顿月杰与格鲁派交恶也并非出于宗教异见与教派歧视,而是有复杂的政治背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乃是格鲁派"没有能保证蒙古人不进攻康区"。     

康区被称作“人区”考——兼对藏文史籍中“黑头人”概念的考察

在藏族卫藏、安多、康区三大传统区域中,康区被称作"人区"。对这一称呼的内涵及缘起,学界尚缺乏系统研究。称康区为"人区"始见于《汉藏史集》,"人区"实为"黑头人区"的简称。文章对藏文文献中3种有关"黑头人"的记载进行梳理和研究后认为,康区被称作"黑头人区"应与藏文文献中的"黑头矮人"概念及"四氏族"、"六氏族"起源传说密切相关,因为传说中的"四氏族"、"六氏族"大多分布于康区。康区被作为"黑头人区"的说法也反映出了13-14世纪藏地三区在文化整合及民族和地域认同上已达到一个新的阶段。     

清代前期康区塘汛的设置及其行用与影响

清代前期是清王朝实现对西藏统治的重要时期.随着清朝治藏政策的不断调整与完善,沟通西藏与内地、贯穿康区的川藏线沿途塘汛,经历了由临时设置、初步确定到趋于完备的过程.康区塘汛的设置有其重要的作用与影响:进一步强化清朝对西藏地区的统治,使得大批汉族人深入康区,开辟了汉藏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通道,促进了汉藏民族的融合与文化互动.     

西藏赛康工贸(集团)有限公司

西藏赛康工贸（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１９９５年 ,现有管理人员２００多人 ,其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专业技术人员占４３% ,企业注册资金２２００万元。下辖西藏赛康实业发展总公司、西藏拉萨德隆实业发展公司、拉萨青年实业发展公司、拉萨市赛康青达建筑公司和兰州巴特儿食品有限公司。集团公司是一家以奶油制品加工为主业 ,兼营商品购销、建筑、经营商场、娱乐服务为一体的集团公司 ,公司具有一定的实力 ,重合同 ,守信用 ,拥有一支专业化、知识化、年轻化的队伍。公司在西藏久负盛名。西藏赛康实业发展总公司主营西藏八角街赛康商城 ,注册…     

传统冲突与现代转型:近代康区黄金矿业开采问题研究

清末赵尔丰督边与民国刘文辉主康时期,在经济利益驱动下,康区黄金矿业开采获得了飞速发展.但是,因为受制于当时康区政治环境、社会风气、治安问题以及开采技术等诸方面因素的影响,康区的黄金开采还存在很多方面的困难,这些因素阻碍着康区采矿业的发展.     

论明清川藏贸易

由于四川与西藏所处特殊地理位置,自古以来川康地区成为西藏与内地联系的主要通道。元明两代,随着西藏僧俗部族与中央政府和四川地方政府在宗教、朝贡关系方面的日益频繁,以茶马互市为标志的川藏贸易关系也日益发展。清初以来,川藏贸易关系进入了蓬勃兴盛的新阶段。川藏贸易的集散地打箭炉,成为重要的民族商埠城市,“商旅满关,茶船遍河”,西藏和川陕各省商贾云集,商号、商行和货栈遍布炉城。康藏羊毛、皮货、麝香、虫草、贝母、鹿茸经此运销内地,内地茶叶、布匹、绸缎等大量流向藏区。     

清末川康战事——川西藏区改土归流的前奏

清末川边战事近年来成为康藏研究中透视近代边疆社会变迁和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一个焦点,本文围绕清末一系列针对康区寺院（巴塘丁林寺、乡城桑披寺、盐井腊翁寺）的战事展开讨论,对清朝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治边方略以及康巴地方实力派（寺院、土司）在战术上的回应加以分析。清末川边军事化的过程对后来康区政局的改变起着重要的作用,为改土归流等边疆整合措施作了铺垫。与此同时,川边军事化也引发了四川经济和军事体制的改革,认识清末康区的现代性变革,也应关注四川省政的变化。     

清代青海蒙古的社会政治变迁

清代入关后,青海蒙古虽名义上隶属于清廷,实际上却游离于清廷统辖之外,独霸着青藏高原;直到康熙晚期,随着清军入藏驱准的胜利和西藏直接纳入中央王朝的统辖之下,及川藏划界,青海和硕特蒙古对西藏和康区的控制宣告结束,特别是罗卜藏丹津反清事件被平息,清朝通过编旗设盟,将青海蒙古纳入清朝的直接统辖之下,使青海蒙古的社会政治发展经历了由强盛到衰落的曲折过程.     

鹿传霖保川图藏举措考析

清末,由于西藏商上政权在川西瞻对地区管理不善,导致川康中部地区发生民变,影响了清王朝在川藏地区的有效统治.四川总督鹿传霖于1895年上任后,以武力平息藏瞻之争,同时实施了一系列“保川图藏”的措施.据档案史料分析,其措施主要有收瞻对为川属、在瞻对地方设置屯官进行管理、将“三瞻”更名“定瞻”并设直隶厅取代原建昌道以完善川边防戍体系、架设通藏电线以畅通讯、请调藏族爱国活佛入藏通达番情、保障川藏与中原地区的通商等.这些举措符合近代社会政治、经济发展背景下的地区管理与社会控制要求,具有固疆定边的政治前瞻性,对今天的川藏地区开发与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