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学的文化自觉

当前,“文化自觉”成为文化繁荣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准.其实,“文化自觉”作为一个概念是久已存在的,但把文化自觉作为一种文化观念与理论,并将之推进为一种学理、学术和文化思潮,应当归功于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他对“文化自觉”的提出,是基于这样的思考,“各民族开始要求自己认识自己的文化,提出一系列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这样生活?这样生活有什么意义?怎样发展下去?”     

建国初期邓小平西南民族工作探析

建国初期,邓小平主政西南期间,对民族工作十分重视.他把消除民族隔阂,加强民族团结,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当作中心工作任务.他依据当时的形势特点,在剿匪、土改及其它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颇有特色的、旨在团结、帮扶少数民族发展的政策措施.这些政策措施对西南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周恩来同志关于我党制定和执行民族政策立场的理论

周恩来同志说:“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大家庭要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在民族繁荣的基础上前进.”因此,“各民族繁荣是我们社会主义在民族政策上的根本立场.”“我们社会主义的民族政策,就是要使所有的民族得到发展,得到繁荣.所以,我们国家的民族政策,是繁荣各民族的政策.”周恩来同志这些论述的涵义是十分深刻的.首先,我们党和国家制定民族政策是以每个民族都有同样的走向繁荣富强的机会为认识基础的.每个民族都是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斗争中发展而来的,在长期历史过程中,每个民族都曾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产生活特点和文化传统,这些生产生活特点和文化传统既是在该民族所处的特定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形成的,又为适应并改造特定的自然环境和     

浅析王国维与陈寅恪的“民族文化史观”

陈寅恪在《金明馆丛稿二编·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中说:“寅恪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而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所谓“民族文化之史”,指的是古代各民族(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在文化史上的作用。陈氏在这个问题上有系统的看法,可以称之为“民族文化史观”。王国维是与陈寅恪齐名的现代杰出史学家。对于古代各民族在文化史上的作用,亦曾提出系统的看法。换句活说,王氏亦有自己的民族文化史观。王、陈二氏的“民族文化史观”是大同小异的,带有明显的互受启发的痕迹。本文尽量按照王,陈二氏的原有思路,对他们的民族文化史观进行比较和评价。     

试论古代西北文化的地位

在长达六七千年的文明史上,各民族的共同努力,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但是,由于地域辽阔,各地区自然环境、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状况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地区文化就有许多不同,正如谭其骧先生所说:“任何时代,都不存在一种全国共同的文化”.①西北,这个同高山、大川、“边陲”、“荒漠”、“胡汉杂处”等自然和社会条件联系在一起的地区,自远古时代起,就以黄河、黄土高原为依托,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单位和地域文化;至秦汉之后,又以“丝绸之路”为纽带,而显示了它与内地不同的文化特色。西北文化对民族文化的形成、发展曾起过重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论社会主义时期民族语言的发展

<正> 谈到民族工作,就势必要涉及到民族语言问题。在社会主义时期,我国各族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一致性”必将更加发展,那么,各民族的语言又会怎么样呢? 一、语言是许多时代的产物 我们知道,民族是一种历史范畴,有其形成、发展和消亡的历史规律,民族语言是民族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一般说来,民族语言的发展变化又要比民族的其他特征缓慢得多,这是由语言的基础,即语言的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所决定了的。任何一种民族语言,都必须具有自己的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这是“语言特点的本质”。但是,“语言特点的本质”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语言发展的缓慢性也就表现在这     

利哈乔夫的文化生态观浅说

利哈乔夫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对俄罗斯古代文学、文化的研究中。他的文化生态观引起一些学者的极大兴趣。他从生态学的角度阐释了文化、生态、自然的统一关系。他认为,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是两种文化关系;大自然有自己的文化,因为大自然是"生命的大自然",它有自己的社会;而文化是一种历史的记忆,是过去、现在、未来文化发展创造的准备,记忆是一种生存;一个国家是人民、大自然和文化的统一体。他的文化生态观对俄罗斯国威的重振、民族文化的复兴、民族思想的寻求等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论元代儒家郝经夷夏观

在唐宋士大夫的夷夏思想里 ,文化、民族、政权是合为一体的 ,故而形成了一种文化霸权。元朝郝经则异之 ,他将“夷夏之辨”视为文化之辨 ,而非民族、政权之辨 ,并主张“用夏变夷”。这种夷夏观继承、发展了先秦儒家的思想 ,突破了汉族文化霸权 ,为各民族认同主流文化 ,促进国家统一 ,也为元朝正统地位的确立 ,起到积极作用     

论钱穆学术研究的内在理路

钱穆一生的学问宗主,是民族、历史、文化三位一体的“大文化史观”.其治学的基本立场,决定了他对祖国传统文化充满了“温情与敬意”.钱穆毕生坚持的治学路径是史学的,而非哲学的.这与他对中国传统学术的认知与评价有关.钱穆治学的逻辑方法,是“推寻与会通”.所谓“推寻”,就是寻求新知,发现问题;所谓“会通”,就是贯通事理,解答问题.钱穆探寻学问的重心,不是历史发展的规律、社会前进的趋向,而是“人生的内在面”,也就是余英时说的为中国人招“魂”.钱穆一向认为,学问关键处是“察”历史之“变”.他反复告诫学生,要区别大变与小变,善于从历史进程各时期的变动中,寻求历史的“大趋势”、“大动向”,从“变”中看传统、精神、力量、生命、个性.钱穆曾多次对学生论及专业训练的“出入”、“功力与智慧”问题.他认为,这里面既包含了古人的治学经验,更是自己的“做学问的方法论”.其要点是“治学当就自己性近,又须识得学术门路”.总之,概括钱穆学术研究的内在理路,就是“探人生文化真谛,为千年故国招魂”.     

西方油画传入近代中国的文化背景

文化是人类存在的一种共同标志.艺术是文化的精神花朵,它依托民族文化的深厚背景形成了自己极其独特的美学理论、表现形式和艺术风格.各个国家和民族的艺术总是以自己鲜明的民族特征使世界的文化多姿多彩,气象万千.但在人类文明的变迁发展过程中,各民族的艺术文化又是在不断接触交流中,相互影响变化而益形丰富.     

也谈王船山的民族思想

<正> 王船山的民族思想,是他整个思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中虽存在某些可议之处,但它的主要倾向在当时却是有积极意义的.建国以来,学术界的同志对船山的民族思想的评价,基本上是否定多于肯定,例如有的同志认为船山“在民族问题上”,他的“主导思想是狭隘民族主义”;有的同志认为船山的民族思想“包含有浓厚的种族主义的毒素”、“反对各兄弟民族的融合,主张汉族去压迫少数民族”。这种看法,我不敢苟同,特草此文,略述浅见.     

论文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上)——兼评孔汉思的“普遍伦理”和沟口雄三的“作为方法的中国学”

文化的普遍性不是指各民族的文化中永恒存在着的共同性 ,而是指各民族的文化由于人性一致的原则而决定的按照共同的规律发展并经历着共同的基本形态。文化的特殊性不是指一个民族永恒地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特殊本质 ,而是指每一个经历着不同文化发展阶段的民族 ,在其文化发展的某一阶段上区别于其他阶段的特殊本质 ,或者两个处于不同文化发展阶段的民族 ,各自所具有的区别于他者的特殊本质。文化的普遍性与文化的特殊性的关系 ,不是一般所认为的哲学上的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的共性和个性之间的关系或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的关系。二者之间的关系是 :文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本是一个东西 ,只不过因为人们观察问题的方法不同才有了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区分。所以任何文化都是普遍的 ,又都是特殊的 ,文化的动态的普遍性即为文化的静态的特殊性 ,反之亦然。孔汉思的“普遍伦理”的错误在于把文化的普遍性理解为各种文化中永恒存在的共同本质。沟口雄三的“作为方法的中国学”的错误在于把文化的特殊性理解为一个民族永远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特殊本质。在各民族的发展道路的问题上 ,因为文化的普遍性的原因 ,各民族之间存在着共同的发展道路 ,换言之 ,历史的“一般发展道路”是存在的 ;因为文化的     

文化交流是民族团结的纽带

中国是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多民族的大国。辽阔的国土,是古今各族人民共同开发的:丰富多彩的物质、精神文化,是古今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之所以能如此,是同各族人民历来的友好交往分不开的。下面仅就文化上的交流谈点个人看法。 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产生于经济基础。有了经济关系,才发生文化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经济发展不平衡,文化发展也就不平衡。发展程度较低的民族,靠自己的力量无法提高本民族的发展程度,只好向发展程度较高的民族争取平衡。其方法:一为掠夺,二为交流。     

试论中国远古神话演变的道德特征

每个民族的童年时代,都以文化历史积淀的途径,形成自己不同于其他民族的个性。这种不同的个性特征,或者以内化的形式沉淀于集体无意识之中,构成自己的文化心理结构:或者以物化的形态对象化于客观外界,形成本民族初期的文化体系。这就是说,在各个民族的个性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历史地沉淀于集体无意识阈限之下的文化因素及其物化于外界的文化体系,始终是该民族个性的核心。所以马克思在谈到人类童年时代的发展状况时,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深刻地指出:“有粗野的儿童,有早熟的儿童,古代民族中有许多是属于这一类的.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①我们从这种观点出发,把古代希腊民族看作是“正常的儿童”,那末,我们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的童年时代,应该是马克思所说的“属于这一类的”“早熟的儿童”。中华民族童年时代这种早熟的天性,与自己的社会文化相联系,早在以华夏集团为其主干的民族     

文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顾乃忠在《浙江社会科学》2 0 0 2年第 5期撰文《论文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兼评孔汉思的“普遍伦理”和沟口雄三的“作为方法的中国学”》指出 ,文化的普遍性不是指各民族的文化中永恒存在着的共同性 ,而是指各民族的文化由于人性一致的原则而决定的按照共同的规律发展并经历着共同的基本形态。文化的特殊性不是指一个民族永恒地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特殊本质 ,而是指每一个经历着不同文化发展阶段的民族 ,在其文化发展的某一阶段上区别于共他阶段的特殊本质 ,或者两个处于不同文化发展阶段的民族 ,各自所具有的区别于他者的特殊本质。文化…     

迷索思与"金发野兽"--论尼采的神话理想

在19世纪浪漫主义运动中,欧洲各民族开始关注自己的神话.这是各民族为了提升自己文化地位,认证自身文化的一个策略.尼采通过研究悲剧来证实自己的民族神话,反对基督教和文化移植.他借用"金发野兽"批判犹太人和基督教文化."金发野兽"代表着古希腊英雄主义精神和欧洲先进民族精神,在本质上暗合了迷索思的精神.尼采的神话理想就是用迷索思的方式来批判当时欧洲虚无主义和基督道德.     

论“厚古薄今”的思想根源

一关于如何正确对待古代文化,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得很明确。他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     

文化差异与翻译——源语文化因素在目的语中的取向

不同民族的文化之间既有共性,亦有差异。差异通常反映民族文化个性,形成所属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一种语言反映其所属文化独特性的概念、词汇和其它表达方式,在其它语言中往往无完全对等的成分。在翻译它们的过程中,如何在目的语中忠实再现源语异域文化因素,是学术界一直在争论的问题。对于源语文化成分在目的语中再现时的取向与依归,不宜采取绝对化的态度。“归化”与“异化”两种翻译策略都不失为实现原文作者、译者目的的手段,二者并非始终相互对立与排斥,各有其长处与不足,在许多情况下具有互补性。     

论文化的民族性

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从根本上说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是其生活方式和心理态势的总和。文化首先是民族性的而非世界性的,民族文化之间不存在摸式选择,它具有自己的独特价值,并在自我调整中发展。80年代出现的否定文化民族性的“取代论”、“趋同论”和“重建论”等都不足为训,必须大力弘扬中国优秀的民族文化。     

学术论点摘编

在发展科学的基础上提高人文文化和人文素质张世英撰文《境界与文化》指出,人的精神境界由低到高依次为:“欲求的境界”———“求实的境界”———“道德的境界”———“审美的境界”。如果说“境界”一词只是指个人的精神境界,那么,“文化”则是指一种社会、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一种社会、一个民族的文化是由它所属的成员的个人境界构成的,离开了个人的精神境界,所谓社会文化、民族文化是空无内容的。但是,个人的精神境界(性格、人格、对世界的态度等等)又是在他所属的社会文化、民族文化的影响下形成的,既受自然环境、自然条件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