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o Are We？＂ Woodrow Wilson,the First World War and the Reshaping of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在美国崛起为世界大国的新形势下，威尔逊借助美国卷入大战和实施战争动员这一难得的时机，通过重新阐释美国的传统与特性以及利用德国作为“他者”与美国相对照，成功地使美国的自我形象与国际角色从19世纪的“共和榜样”和“自由典范”转换为“自由卫士”和“世界领袖”。威尔逊对国家身份的重塑不仅有助于当时的战争动员，而且解决了美国踏上世界舞台后的角色困惑与身份危机，为崛起的美国确立了长远的国家政策走向。他对美国理想、角色和命运的创造性阐释主导了美国人对自己国家存在意义以及美国与世界关系的理解，成为20世纪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外交政策话语，对美国外交产生深远的影响。     

Guanxilization or categorization：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contributing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concept of ＂us＂

中国社会心理学在面对急速的社会变迁中,需要以变迁与文化的视角来选择研究问题,而中国社会文化中群己关系的社会心理机制,即“我们”概念的形成机制及其转换的可能与条件,正是一个体现着双重视角的基本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不仅有助于解释社会凝聚力、群体行动的逻辑,讨论国家与个人、社会与个人、类别与个人的关系;也有助于培植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心理资源和社会支持系统,从而促进社会合作。与以往单～机制的分析框架不同,通过对两个个案的讨论,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即：中国人“我们’概念是在社会情境的启动和价值取向等因素影响之下,经由相互交织的“关系化”与“类别化”双重过程形成的。     

SPECIAL ISSUE： RELIGION AND SOCIETY：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The idea of humanity in Jewish tradition： from ＂the image of God＂ to the Jews of China

本文探讨的是经典犹太传统文化中人性观的建构。文章首先从中世纪对“以上帝的形象”这一词语的阐释出发，回顾了圣经中“以上帝的形象”造人的历史，继而讨论了这些传统对理解犹太人与非犹太人的关系，特别是非犹太人的人性观所具有的意义。文章的后半部分考察了塑造犹太流散文化的跨文化适应和交流现象，对犹太人-非犹太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不同的建构。该部分集中讨论了犹太人与非犹太人混合的一个极端事例，即中世纪时期中国开封的犹太人社团。     

Second Thoughts on the Proposition ＂Literature Is the Study of Man＂

钱谷融先生在20世纪五十年代撰文指出,高尔基建议把文学叫做“人学”,于是认为最早提出“文学是人学”命题的是高尔基;进入21世纪后,钱先生又说,“文学是人学”的发明权应归属于泰纳。本文认为：事实上,高尔基未曾提出过“文学是人学”的建议,泰纳也没有作过“文学是人学”的完整表达。不过,尽管如此,钱谷融先生在20世纪五十年代的政治与文学生态中,能提出“文学是人学”的命题,并阐释文学的“人性”品格,这既需要勇气,也需要才情,更具有非凡的意义。因此,在后来半个多世纪的文学创作和研究中,这一提法产生了极其巨大的积极影响和作用。不过,也应该看到,“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缺乏其自圆其说的学理性依据,尤其站在新的世纪,以更高的标准对这一命题进行审视,其存在的局限性也是较为明显的,这就是：人是文学描写的中心,而不是文学描写对象的全部;人是评价文学的一个尺度,并不是评价文学的唯一尺度。文学还应遵循文学自身的特殊规律     

＂Precedent＂ in the Narrative of Chinese Legal History

中国法律史叙事中，以西方概念体系为基本框架的填充式方法，值得深入反思。中外学者关注的“判例”堪为典型。这一近代概念很可能来自日文汉字，用以适泽西文。叫顾西欧英、法两国的历史和现实，判例作为以个案方式凝聚法律群体共识、指引未来案件裁决的形式，始终具有重要作用。这一功能，与中国古代法中的相关制度有部分共通之处，可以成为构建普适理论体系的基础之一；同时，中国的相关制度具有特定的体制背景和功能。将普适功能与特定功能相结合，“双向功能主义”可能可以避免西方中心和概念纠结，转向功能性问题的探讨和解释，以逐步构建中国法律史叙事的新框架     

From ＂tianxia＂ （all under heaven） to ＂the world＂： changes in late Qing intellectuals＇ conceptions of human society

传统的“天下”一词本具广狭二义，分别对应着今日意义的“世界”和“中国”。过去的流行说法是，近代中国有一个将“天下”缩变为“国家”的进程。如果侧重昔人思考的对象，恐怕更多是一个从“天下”转变为“世界”的进程。康有为创造性地把公羊“三世”说由历时性变为共时性，使“天下”平顺地向“世界”过渡。但中国却被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外在化，中国士人渴望加入“世界”，努力为中国在世界确立一个更好的位置，这是一个充满了彷徨的探索进程。     

新闻媒体信源的发展及新闻人的角色转换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传统媒体的影响力受到削弱。新媒体应运而生，由新媒体产生出来的“全民新闻人”的影响力正在上升，这种情况也促进了人们对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信源的深入探讨。借鉴新闻文化来研究新旧媒体并存时期新闻工作者角色转化的取向是很必要的。传统媒体信源单一，受众被动；新媒体时期，信源多向，而受众和各方面都不断进行互动。     

媒体弱智:是社会咒语还是媒体现实

长期以来,媒体具有很高的威信,倍受大众推崇。近来,社会上却出现了对媒体许多激烈的责骂声,“媒体弱智”就是十分流行的说法。这个话语具有巨大的模糊性和暧昧性,包容了许多庞杂甚至矛盾的意蕴,几近一个“咒语”,不具有真正的理论分析力。因此我们结合当前的媒体现状和这个话语具有的洞察力,把“媒体弱智”归结为三个特征媒体缺乏独立品格;节目的儿童化和幼稚化;讯息的反智倾向。从我们确定的分析界线和社会化视角出发,指出媒体对政府和市场具有双重依赖性,抱有儿童化的受众观,而时代的精神病态则是产生“媒体弱智”主要社会文化成因。     

＂Snow＇s Proposition＂ and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斯诺命题”提出了“科学文化”和“文学文化”的矛盾和冲突,以及“两种文化”发展中的困境问题。“斯诺命题”在积极意义上涉及提出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存在的对象的整体性与既定学科的局部性的矛盾问题,提出了人文社会科学“次文化”分裂和分离化倾向的问题。走跨学科之路是破解“斯诺命题”关键所在,其中特别要注重解决好学科研究和问题研究的结合、个体研究和团队研究的结合、学者的个人禀赋发挥、研究的社会导向和环境导向、研究的评价体制和机制优化等问题。     

Three Reversals in the Development of Metaphysics： Reflections on Heidegger＇s Theory of Metaphysics

迄今为止的西方形而上学发展史是由以下三次翻转构成的：首先是以笛卡尔、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主体性形而上学”对柏拉图主义的“在场形而上学”的翻转;其次是在主体性形而上学的内部,以叔本华、尼采为代表的“意志形而上学”对以笛卡尔、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理性形而上学”的翻转;再次是后期海德格尔的“世界之四重整体的形而上学”对其前期的“此在形而上学”的翻转。     

由爱乡而爱国——从王毓英看晚清民初的地方自治

晚清民初的地方自治热潮,不完全是政治变革和社会变动影响下的新事物,而实与明清以来士绅的“化乡”观念和实践有关.以晚清温州士绅王毓英的学与行为例,通过考察其时代意识和世界知识、乡绅意识与化乡实践以及地方自治与国家认同三者之间的交织互动,可以看到晚清民初地方自治背后的传统因素.王毓英通过修水利、移风俗、兴教育和办实业等四个方面的自治理念与实践,展现了这种地方自治背后“由爱乡而爱国”的文化逻辑.这种“由爱乡而爱国”的文化逻辑,与明清以来主张化乡的乡绅意识一脉相承.以王毓英为个案,或可将之视为晚清士绅处理地方与国家关系的普遍公式.     

我国传媒消费主义的文化语境和现实表征

大众传媒通过对社会生活的文化关注和对社会大众的舆论导向发挥着它的社会公信力,我国社会转型后崛起的大众消费模式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自然会进入传媒文化的内容构成。另外,市场机制的运作使大众传媒更加关注产品内容的“可消费性”,消费主义和商业利润之间的天然维系使传媒消费主义成为一种时代的必然。从文化语境和现实表征层面来透视传媒消费主义更有利于对它作出理性的解读和思考。     

从北京看中国城市的文化角色定位及战略行动

纽约、伦敦、东京和巴黎是当今的四座世界城市，除城市规模效应外，其明确的角色功能和丰富的文化构成，是它们担当世界城市角色的重要支撑。如今，世界城市战略既应是一个明确的城市发展定位和方向，也必然是城市发展的一种动力源泉。在中国的特大型城市中，北京明确提出要建设“世界城市”，这是一个宏大的战略目标，需要无数的优质化细节来支撑。在这一目标的导引下，北京的城市发展既要有好的中长期发展规划，更要有与重大战略目标相对应的序列化的城市“内容战略”。内容战略的核心，即要确立城市文化角色功能的宏观、整体定位以及行为、影响、辐射的定位。     

论经学背景下的东汉归隐现象

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学而优则仕＂成为士人一种主要人生追求,但在经学兴盛的东汉,不少儒生却隐居不仕或暂时不仕。经学发达与隐居不仕这一表面上看似矛盾的现象,其实有着内在必然性,它与部分儒生清静无欲、专心经学有关,也是士人生存环境发生改变、汉代选官制度滞后的产物。这类士人或专心习经,或隐居教授,推动了东汉经学的发展;他们习经目的单纯,与当时社会上一些钻营者形成鲜明对比,无形中起了＂激贪厉俗＂的作用。东汉经学士子的隐逸,大多只是暂时的,并不表明学仕分途。     

梁武帝之倡儒与萧梁经学之复兴

梁武帝＂本自诸生＂,自幼受到严格的儒家礼法教育,具有较高的学术文化修养。梁武帝潜心经学研究,对儒家《五经》皆有著作,阐发新义,成为国子学及地方官学的讲授内容。梁武帝重视儒学教育,设置了一整套的学校教育制度,并以＂经术取士＂,他甚至一再到国子学考察生员,鼓励破格取士。梁武帝倡儒,注重制礼作乐,修五礼,定雅乐,获得了＂专事衣冠礼乐＂的称誉,使萧梁成为南朝经学极盛之时期。     

市场化、社会转型与城市郊区农村老人的“轮养”——来自子女口述史的分析

通过对河北省保定市郊区农村的深入访谈和问卷调查，本文研究了有两个以上已婚儿子的老年夫妻去世前的生活状况。研究发现，儿子成年之后的独立门户，是这类老年夫妇“宁巢”的前提，而“空巢”又是“轮养”契约得以建立的条件。市场化、社会结构转型、儿媳妇在家庭决策中作用的增强等，使老年人失去了家庭决策权。故“轮养”在生命过程中，实际是被安排的结果，而不是老年父母自己的选择。     

旅游目的地影视社会表象与影视旅游——基于传媒学的研究

旅游目的地形象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表象,是刺激旅游行为产生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旅游目的地社会表象形成过程中,影视传媒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影视传媒区别于其它媒体的特点、议程设置功能、受众文化心理结构等特点以及大众传媒背景等都会影响旅游目的地影视社会表象的形成。影视社会表象的＂社会共享性＂与＂行为说明性＂决定了影视旅游是一种必然的大众旅游行为。     

Literary reading in the context of media culture

1980年代中国曾掀起文学阅读的高潮,但从1990年代始,文学阅读则进入一个缓慢的衰退期,新世纪以来,其衰退步伐进一步加快。在文学阅读式微的过程中,新媒介扮演着重要角色,其影响主要体现在：因文字转换成图像,接受者的感知结构得以重塑;因读屏代替了读书,阅读过程的沉思冥想无法启动。同时,新媒介还破坏了“孤独”的阅读状态,削平了接受的深度模式。从媒介文化角度看,文学阅读的式微是印刷文化遭到视觉文化重创后的结果,但由于新一代人已生活在视觉文化的环境中,他们游离于文学阅读将变得在所难免。此种阅读状况既会影响文学生产也会波及文学研究。而守护文学阅读并抵制新媒介的人,其私人记忆、感知结构甚至身体习惯恰恰是被印刷文化建构而成的。因此,游离或守护文学阅读的背后,其实隐含的是一种媒介文化的冲突。     

经济危机时期英国的移民报道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从广州媒体报道非洲黑人说起

2009年7月15日广州黑人冲击派出所，以及随后网上对《东方天使》的参赛者“黑女孩”娄婧的一些讨论，使得黑人群体受到全国媒体乃至世界媒体的关注，境外媒体称“中国首次爆发了有关种族歧视的不同寻常的公开讨论”，“中国人对黑人抱有天真的种族主义”。与此同时，移民大国——英国国内关于移民的讨论也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移民报道在文化与政治领域的重要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通过分析经济危机时期英国媒体的移民报道策略、成因和危害，并与中国媒体的黑人报道做简单比较，以期为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国传媒以启示。     

道德传统与现代性——中国现代语境中的道德文化问题(英文)

基于当代中国社会的道德文化语境,本文重新反省了近代百余年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道德文化传统的蝉脱与嬗变,以及隐含在这一脱变过程中的中国现代性与中国道德文化传统之间的复杂关系,推导并论证了这样一个基本学术判断:即近世中国企图脱出传统道德文化的自由与保守之两分,表明了"传统之后"的中国道德文化陷入了摆脱传统与持守传统的两难纠结,而最终的结果看似已然超乎"传统之外",实则仍然在"传统之中",只不过社会主义新道德以革命性变革的方式,在近代百年的"诸神论战"中脱颖而出,成为现代中国的主流道德文化。然而,她并非超脱于"传统之外"的纯粹异物,而是且只能是中国道德文化传统和中国现代性的新的延展,仍然是漫长、深厚、连贯的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的"变体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