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结构、消费结构与恩格尔定律：基于中国农村居民的实证研究

从收入与食品消费的总量关系而言，恩格尔定律是其关系特征的充分体现，文献梳理显示，已有的从结构角度对收入与消费关系的研究忽视了这一特征。基于恩格尔定律的影响研究收入结构与消费结构之间的相关关系发现：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具有较强的边际食品消费促进作用；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具有较强的边际非食品消费促进效应；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提升促进了食品消费，但对于促进非食品消费效果不显著。对居民消费水平不能简单地归为受到消费能力的影响，还应同时关注消费结构与收入结构的相关关系。本文的政策含义是：有针对性地提高居民不同类型收入，可以更有效地促进消费水平的提高。     

教育对甘肃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分析

通过对甘肃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对居民个人和家庭收入的影响进行分析后可以看出在落后的西部农村,教育对农业生产的作用在逐渐地显现,至少在2003年教育开始显著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使得农民收入增加.当然其影响系数还比较小.教育对农村居民的意义更为显著的作用表现在教育增加了农民从事本地非农产业和外出打工的就业机会,获得较多收入,从而使农村家庭生活条件得到改善和提高.研究结果表明,从农业向非农部门的流动是甘肃农村居民教育收益率提高的重要机制.     

山东农村居民收入结构与性质对其消费的影响

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山东农村居民收入结构与性质对其消费的影响。山东农村居民的收入结构和性质对各类消费支出具有不同的影响:基础型消费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收入的不确定性;发展享受型消费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工资性、经营性、财产性收入及收入的永久性。促进山东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主要举措是增加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并提高其收入的持久性。     

山西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分析及对策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山西农村经济的不断增长，农村居民整体收入水平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与此同时，山西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也出现了逐渐扩大的趋势，致使农村居民内部也发生了阶层分化。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包括：经营方式、劳动力质量、家庭人口数量、税赋支出比例以及资产差异等等。因此，在提高山西农村居民整体收入水平的同时，还应采取积极措施，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缩小山西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互联网、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理论机理和实证检验

由于城乡差异的存在,互联网发展和普及带来的数字红利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和时变性,进而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非线性影响,且这种影响受到城镇化水平的制约并表现出地区和群体异质性.采用2003—2018年中国31个样本省区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互联网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显著的倒"U"型非线性影响;互联网与城镇化融合发展可以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更强的抑制效应,且互联网发展对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促进效应大于城镇居民;互联网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受到城镇化水平的制约,且大部分省区市的城镇化水平还未达到最优临界值,具有一定提升空间.因此,应注重互联网发展的整体推进和区域差异,致力于多维度降低城乡数字鸿沟,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以制度创新促进城乡要素合理双向流动和要素红利释放,通过互联网与新型城镇化的融合发展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进而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区域性差距研究

通过对1992-2008年我国省际间农村居民纯收入泰尔指数研究发现,我国农村居民纯收入不平等程度不仅存在区域间扩大的趋势,也存在着"俱乐部发散"的现象.利用基尼系数分解发现,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对区域间和区域内的收入不平等影响存在巨大的差异.建议中央政府继续增加专项资金扶持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通过优惠政策鼓励中西部地区居民增加生产性现金投入.各地方政府要从战略规划上对农村地区发展进行政策倾斜和产业扶持,以提高要素使用效率,缩小收入差距.     

乡村振兴战略下的互联网金融与农村居民消费

互联网金融作为现代网络信息技术与传统金融紧密结合形成的新兴金融业态,是推动经济变革的重要动力。利用创新扩散模型和信息甄别模型,引入广告、市场和互联网因素,扩展了跨期消费模型,并对互联网金融影响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作用渠道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互联网金融可以通过缓解流动性约束来提高农村居民消费,但对收入不确定性的作用不大;互联网金融无法增加发展享受型消费,但能通过利率期限结构影响非耐用品消费;最后,收入提高能有效促进农村居民消费,但传统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不大。为农村居民提供多元化互联网金融服务,提高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以及推动传统金融与互联网接轨成为增加农村居民消费的重要措施。     

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及城镇化对总消费的影响研究——加入人口因素的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

城乡收入分配对总消费的影响,受制于城镇化水平的高低。建立考虑人口因素的城乡收入分配影响总消费模型,分析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占总收入比重以及城镇化率与总消费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比重的扩大和城镇化率的提高都有助于扩大我国居民总消费,但城镇化率超过一定水平时不利于城乡收入分配调节。因此,基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大且农村收入比重下降的情况,我国扩大内需的战略选择应是:先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比重,提高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从而提高总体消费水平;再在此基础上提高城镇化率,进一步增加总消费。     

中国农村经济增长与各地区收入差距的源泉分解

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缺乏规模经济效益,具有比较明显的发展中经济的特征.劳动力和资本投入是农村经济增长的主要物质性要素,土地对收入增长的约束力比较弱,而且农村经济越是发展,对物质性要素的依赖作用越弱,对教育、市场的依赖性越强,工资性收入的增长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已成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源泉在各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不同,高收入区都是市场经济发达、人力资本投资水平高的地区,市场化因素、教育对收入水平影响显著;随着各地区农村经济市场化的发展,各地农村收入增长率有趋同之势.     

关于开拓农村市场的思考

农村市场对拉动国民经济增长有着重要作用。目前，由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低、收入增长缓慢、农村居民对未来收入预期不佳、商品供给结构不合理、农村消费环境差等原因，致使农村市场难以启动。要通过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等措施，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村居民购买力，改善商品供给结构，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消费环境，切实启动农村市场。     

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

提高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对于拉动农村经济增长、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选取2011—2020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实证方法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了农村消费,其中,数字普惠金融对生存性消费的提高幅度更大,且这一影响在西部地区更显著;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农村居民收入、产业结构高级化、农村创业能力、金融可得性等机制间接促进农村消费;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     

新农村建设对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的成效评估——基于对东北农村收入来源的实证研究

文章旨在运用灰色系统理论,比较新农村建设前后农村居民收入来源变化。分析结果显示,东北三省农村居民收入呈指数增长,在未来5年内农村居民收入将继续快速增加。在居民收入的构成及其变化方面,比起新农村建设之前发生较大变化的是转移性收入。辽宁省农村地区居民收入有显著变化的是工资性收入的关联度。对黑龙江省而言,转移性收入的关联度有较大提高。吉林省虽然每个构成要素都有一些变化,但整体上变化不大。     

近年来湖南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1995-2010年湖南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与生活消费支出的数据,对居民收入与消费支出、收入结构与消费支出、收入与消费结构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湖南省农村居民收入与生活消费支出呈高度正相关关系,而家庭经营收入、工资性收入对生活消费支出的影响最显著。食品、居住、交通通讯是湖南农村居民主要的生活消费支出。政府应该建立促进居民收入增长的长效机制,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     

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影响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吗？--来自中国中西部地区的证据

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的快速增加直接激变农村收入结构的变化。通过中西部地区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都存在正向影响,但对工资性收入的影响更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村居民收入结构演变的影响。农村居民收入结构演化将会推动城乡二元结构的演变。     

论中国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作用及制约因素——基于1978-2009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有较强的拉动作用,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增长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条件.但由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低,收入增长缓慢,且不稳定,加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和消费市场不完善,以及农村居民长期形成的消费特点,严重制约了农村居民消费的增长.必须通过提高农民收入及收入的稳定性、加快发展农村社会保障和改善农村消费市场环境等措施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的增长.     

从收入扶持到资产拓展:社会救助扶贫的政策转型

在当前精准扶贫成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基于收入贫困的收入扶持救助政策面临瞄准偏差、社会对立、污名效应、贫困陷阱等实践困境。基于资产贫困的"资产拓展"救助政策在我国既有可行性,又有促进农村贫困人口收入稳定、资产积累以及技能的专门化与专业化等潜在优势。财产性收入对居民收入增长贡献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财产性收入占农村贫困人口家庭总收入比重偏低,财产性收入对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的贡献不显著,尤其是对贫困率较高的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贡献非常有限。为使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稳定增长且具有可持续性,我国农村贫困地区社会救助扶贫政策应进行转型,以资产拓展为调整方向,拓展资产收益项目,建立参与式资产管理制度,开展监测评估,让农村贫困人口成为有资产者。     

基于凯恩斯绝对收入假定的消费模型分析——以宁夏农村居民为例

本文首先对宁夏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和消费支出情况进行定量分析,然后运用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设消费理论,从计量经济学的角度检验二者之间的关系,分析收入水平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促进农民消费,拉动农村经济增长必须从提高农民收入着手。本论文的研究希望能够为制定农村经济政策,实现农民增收提供借鉴意义。     

收入分配、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农村的证据

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消费需求不足与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并存的现象使人们对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产生了极大兴趣。本文在考察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现状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用于检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与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之间关系的模型,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目前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趋向于负面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显著。     

我国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需求影响的实证研究

考察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是衡量积极财政政策有效性的重要部分。从理论上分析,财政政策主要通过可支配收入、居民预期来影响居民消费。考虑到我国城乡的差异,本文将居民区分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利用1978—2010年数据考察财政政策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发现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平均水平、政府财政支出、未来收入不确定性和未来支出不确定性是制约居民消费需求的主要因素。根据各回归系数可知,影响居民消费最主要的因素是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而影响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关键因素是税收和政府的财政政策;国家财政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需求的传导效应仍有限。     

相对收入对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迁移和再迁移意愿的影响——来自河南陕西两省农户调查的经验证据

基于2016—2018年在河南省和陕西省收集的返乡农村劳动力整村全户调查数据,运用Logit模型实证检验了相对收入对农村劳动力迁移和再迁移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相对收入对农村劳动力迁移和再迁移意愿的影响方向不同。在控制个人特征变量、家庭特征变量等因素的条件下,相对收入对农村劳动力迁移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对再迁移意愿则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必要的政策改进在于：持之以恒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缩小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落实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大面向农村农民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力度;健全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机制,关注农村特殊困难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