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户自发农业去过密化研究

为探究小农户在“去过密化的‘转折点’”如何自发应对,基于云南省凤庆县马庄村实际案例,以小农户的劳动过程为研究视角,归纳了不同类型农产品生产过程的特点,小农户据此制定的作物搭配策略、生产节奏配置和劳动力投入方案,以及小农户在实际生产中根据客观条件变化所作出的调整。研究发现,劳动力要素在小农户各项禀赋条件中居于核心地位,“快速增长的城镇化和非农就业”是促成中国农业生产进入“去过密化的‘转折点’”的关键变迁事件。在此背景下,小农户在“去过密化的‘转折点’”的自发应对,集中表现为其在农工商业之间、城乡之间的劳动力调动。     

"过密化"条件下小农家庭风险:防范与启示

"过密化"理论是黄宗智评价和分析中国小农经济理论体系的核心,用来解释中国特定历史时期内"没有发展的增长"这一悖论现象。"过密化"状态也同样影响着明清以来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风险及其防范机制。对分析当今小农家庭风险行为逻辑、政府制度安排也有很大启示。     

论国家政权、集体化生产方式与农业过密化生产关系——试析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

黄宗智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一书中提到了国家与农业过密化生产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国家政权是得利于过密化的。本文试图就此分析国家与农业过密化生产的关系,研究国家在何种情况下能够从过密化生产中获得利益,及国家对农业生产的政策变化趋势。     

过密化视阈下的反腐倡廉制度建设

在反腐倡廉实践中,包括纪检监察部门在内的各级机构制定了大量相关制度,构建了庞杂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然而,繁多的制度并未有效堵塞权力运行过程中的漏洞,甚至出现了"制度越多,腐败越严重"的现象。反腐倡廉建设领域存在"制度增长与制度的边际效用递减同时存在"的制度过密化问题,其原因包括历史、现实、基层创制冲动、绩效强化等多方面的因素。建议从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顶层设计、提高反腐倡廉制度科学化水平、提升反腐倡廉制度执行力、做好现有制度的梳理等方面入手,逐步走出制度过密化的困境,切实发挥制度在反腐倡廉建设中的决定性作用。     

“过密化”与中国棉纺织业生产——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松江

棉纺织业是近代以前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学者们将其描述为技术落后和经济低效,以长期的过密化作为18世纪中国棉纺织业发展的标志。而通过对中国最主要的棉布出口生产地——松江地区——棉纺织业进行考察,从而对上述观点提出质疑。18世纪,松江棉纺织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成功不是廉价劳动力和低价原材料所致的结果,其成功取决于相对高水平的劳动生产率。19世纪以后,连同松江在内的江南地区经历了"道光萧条"、一系列的外国侵略与中国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内战;来自外国的竞争也大大加强,由此导致了松江地区棉纺织业的衰落。一度高效、繁荣的家庭棉纺织品的原始工业的残迹,导致了黄宗智断言存在一个长期过密化的历史,当然,他所说的时代是错了。     

评论“过密化”假设引出的分析思路问题

“过密化”假设提出后,中国学界的回应形成三种类型。数字分析派主要以农民家庭收入和农民生活水平作为评判标准。“过密化”假设认为,农户的经营目标是亩产量最大化。“过密化”假设的致命错误是它和“农村经济变迁”假设结合在一起。“农村经济变迁”假设构思的三种状态应当有一个合理的演进过程,如果三者之间不能找到一个恰当的过渡点,“农村经济变迁”假设就存在被证伪的可能性。“过密化”假设对需要用到的经济学理论,对人均产值长期没有得到提高这个问题,都没有很好地进行研究。衡量中国农村的经济发展,需要规定一种统一的定量属性的标准。     

斯密型动力、农业过密化与朝贡贸易体系——中国近代史意义新探

以江南家庭经济为代表的中国小农经济,由清朝中期斯密型动力的"男耕女织"模式,向19世纪中期农业过密化的蜕变,是中国步入近代的标志性特征之一.19世纪50年代以后,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体系日益被西方帝国主义金融国际贸易体系所支配,为中国经济史打上了又一近代印记.太平天国起义是对前者的直接反应,第二次鸦片战争则明显加速了后者的演进.因此,太平天国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可以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同时,近代的意义还应该从中国王朝兴亡周期律这一更宏大的历史规律中求得新的理解.     

乡村治理组织的“过密化”困境及整合——华南G村分析

当前乡村治理现代化面临着治理组织“过密化”的困境,主要表现为外部组织过多嵌入与内生性组织无效率增长,两者在乡村治理场域中相互博弈、纠缠乃至相互争斗,导致乡村治理资源耗损过高,影响了乡村治理效能的提升。研究表明,破解乡村治理“过密化”困境首先需要建设强有力的乡村党组织,系统整合各类治理组织,坚持专业化、系统化的原则,构建符合乡村社会发展实际需要的乡村治理组织体系。在此基础上,明确乡村治理组织相应的职能,突出组织的专业化,同时要及时清退“空壳”组织,优化乡村治理资源,规范乡村治理组织创设机制。     

中美中国史领域的一次对话——从“过密化理论”到“规范化认识危机”的讨论

美籍学者黄宗智先生通过对华北地区和长江三角洲地区小农经济的研究,提出"过密化理论",进而指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存在的"规范认识危机"和一系列悖论现象,对传统解释范式发起挑战,引起国内学者的热切关注和争论.本文力图回顾十年前的这场讨论,勾勒出国内学术界的主要见解及争议,并阐述黄宗智理论和实证研究的价值.中美中国史领域的这次对话使国内史学界得以将讨论中获得的一些有益的方法启示转化为我们自身创新的内在资源,并进一步发掘出其对新社会史研究的导向意义.     

论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新生市民的公民化

我国已经进入高速城市化阶段,大量的人口特别是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成为城市新生市民。我国城市化在城市规模、人口、基础设施等硬件方面的发展相当快,但以"公民化"为核心的软件建设严重滞后,大量新生市民公民化程度很低,这已经严重制约了城市发展的内涵质量。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新生市民的公民化应从两个基本方面着手进行:一是让新生市民拥有与法律层面和现实层面相统一的公民身份与公民权利;二是通过各种教育手段,让新生市民养成真正的公民人格。     

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现实悖论——“农民工回流”的成因及效应分析

中国作为拥有1.5亿有待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理论上处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态。因此城乡比较利益差距的拉力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镇转移。但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也奠定了农民工工资较低的现实基础。一些外企和个体私营企业,产生了无限利用廉价劳动力,拼命赚取劳动力剩余价值的动机。但劳动力的再生产不同于一般生产资料的再生产,具有特定的要求。突破或者接近这个底线,将造成劳动力回流农村的后果。劳动力回流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正面效应,但从总的趋势而言,是城镇化进程的倒退。因此,善待农民工,确定合理的工资标准,不仅是保护农民工利益的需要,也是城镇化进程的基本要求。     

视频会议应用与工作的“媒介化”

视频会议作为一种新媒介,推动了工作的"媒介化"。它导致原有的工作场景边界被打破,带来各种场景的混融,人们的行为模式因此而发生变化。在一定意义上,人们的工作行为变成一种基于屏幕的表演,这种表演时时受到来自他人和自我的审视,与此同时,人们在交流中获得的来自他人的反馈却可能减少。视频会议系统支持下的会议,削弱了仪式感和社交感。但因其成本相对较低,反而可能进一步盛行。屏幕上的劳动也是一种数字劳动,视频会议使得人们的劳动变成了多线程与永远在线的状态,劳动强度在无形中加大,组织或行业的内卷现象也可能进一步加剧。     

中国共产党与新中国劳动教育的理论与实践考察

将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与新中国的社会建设与发展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关注的重要问题。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劳动教育的学习内容从侧重“体力劳动”或农业生产劳动，逐渐发展到侧重对劳动者的劳动观念与技能培养。这种转变反映了党对马克思主义劳动教育观的吸收、借鉴、改造与创新，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对劳动教育的认识有了理论与实践层面的深化。      

论创造社会财富的新源泉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石 ,它创造性地指出了劳动是创造价值和社会财富的源泉。然而 ,在新的经济条件下 ,创造社会财富的劳动在形态上已与马克思创立劳动价值论时代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 ,科技劳动已成为第一生产劳动 ,经营管理成为重要的劳动形态 ,精神生产和服务业劳动也日益重要。这些新的劳动形态越来越成为创造社会财富的重要源泉。正确认识劳动形态的变化 ,适时调整劳动政策 ,使新的创造社会财富的劳动得到事实上的承认、保护和激励 ,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深化和发展 ,也是新时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需要。     

新时代高校劳动教育助推共同富裕的路径构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如何使人人都有通过勤奋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进而激发全体人民通过劳动奋斗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时代意蕴。围绕“为什么能”“为什么要”和“如何去做”这一逻辑思路,梳理高校劳动教育助推共同富裕的理论依据,在厘清高校劳动教育与共同富裕间的逻辑契合,辨析高校劳动教育助推共同富裕的关键要义的基础上,紧密结合高校劳动育人实际,研究构建高校劳动教育助推共同富裕的路径。研究认为,从劳动技能、劳动认知、劳动理念上全面提升大学生的劳动素养,需要在与新理念、新媒介、新形式的紧密结合之中,注重学科融合、成果凝练和总结提高;需要深刻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有机结合课程思政、开展好劳动教育精品课程的全课程体系建设,谋划高校劳动教育的“认知提升”体系;需要通过日常劳动教育、实践劳动教育、就业劳动教育等,共同形成劳动技能教育的全方位、全过程体系,为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坚实助力。     

论工匠精神对异化劳动的克服

工匠精神在追求劳动产品“精益求精”的同时,对劳动方式、劳动意义、劳动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基于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分析工匠精神所蕴含的创造性、利他性、超功利性等特征,可知工匠精神是对异化劳动的一种克服和扬弃。在扬弃的过程中,工匠精神的内涵也不断得到扩展和深化。     

农户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微观决策

对甘肃10个样本村入户调查资料的统计分析显示,目前农村劳动力资源配置呈现出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农户家庭普遍采取兼业化模式,二是个体劳动力有明显的专业化趋势。针对这一特征,建立农户家庭劳动力兼业化配置模型和个体专业化配置模型以理论解释,并通过计量实证考察了农户家庭与个体在劳动力配置决策中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目前农户劳动力资源配置是基于边际劳动价值、预期收入、风险和就业转移成本等因素的理性决策。对农村劳动力进行技能与教育投资,建立并完善农村信贷和保险市场,降低农业生产和城市部门就业风险,是加快推进家庭专业化的政策重点。     

劳动之本质特征的认识论新探

从哲学认识论层面来看,劳动的本质特征主要体现在它自身所蕴涵的矛盾属性及其辩证统一。首先,劳动具有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双重特征,是主体性活动与物质性活动的统一;其次,劳动具有自然性与社会性双重特征,是物质劳动与非物质劳动的统一;再次,劳动具有系统性和动态性的双重特征,是劳动系统和劳动过程的统一;最后,劳动具有继承性与创造性的双重特征,是重复劳动和创新劳动的统一。劳动的这四对矛盾特征及其辩证统一,在不同的维度上展示着劳动的本质之所在。     

交往行为理论下澳门外劳社会认同的研究

澳门外劳输入使其因劳动力不足出现的经济发展瓶颈得到缓解,对澳门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但对如何测量澳门外劳的社会认同问题少有学者研究。文章从交往行为的理论角度出发,采用问巷调查的方法对澳门外劳的社会认同进行研究。文章在对澳门外劳社会认同进行操作化定义的同时,深入分析了澳门外劳的城市认同、群体认同、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4个方面,结果表明：澳门外劳的城市认同和身份认同感较强,群体认同和文化认同较低。     

以产业集群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中心镇转移——以广州市番禺区为例

产业集群的成长对城镇化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具有重要意义。集群产生的规模效应带动了中心镇的发展,以产业集群为依托的中心镇又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提供了出路。通过以广州市番禺区产业集群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现状和走向的分析,可以看出其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作用和目前存在的不足,提出产业集群与中心镇建设和农村人口转移相互促进的机理,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政府应发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