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对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基于安徽省16市的实证分析

基于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描述安徽省数字金融发展现状及时空特征,并实证考察安徽数字金融发展的包容性增长效应.结果表明:长三角地区中,安徽省数字金融发展相对滞后,但发展势头良好;2011-2019年,安徽省包容性TFP年均增长1.93％,技术进步是安徽省经济包容性增长的主要来源;数字金融显著促进了安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这一促进效应不仅受到数字金融自身发展水平的影响,还存在人力资本的调节影响.为进一步加快安徽包容性增长,实现共同富裕,建议加快推动数字安徽建设、加强目标人群数字金融素质、注重防范数字金融创新风险.     

包容性金融发展、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贫困减缓

本文采用2007-2017年全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测算了各省市包容性金融发展水平,并基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一传导机制,分析了包容性金融发展具有减贫效应。实证分析发现:包容性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程度的影响显著为负,这表明包容性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能够直接促进贫困减缓,且金融渗透度对减缓农村贫困的负向影响程度最大。包容性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能够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并实证检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包容性金融发展减缓农村贫困具有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包容性金融发展能够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子维度的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但实证检验得出产业结构合理化对包容性金融发展减缓农村贫困不具有中介效应,而产业结构高度化则具有部分中介效应。据此,本文提出,一方面应继续发挥包容性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正向作用,并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一传导机制实现贫困减缓;另一方面要加快构建包容性金融体系,尤其是提升金融渗透度,不断提升我国金融体系的包容性水平,发挥包容性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     

金融发展、制度安排与包容性增长的实证研究:以湖北为例

我们从收入分配和贫困缓解的视角实证研究了湖北省金融发展与包容性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短期内,金融发展对包容性增长的积极影响不显著,即使控制了产权、政治质量等制度指标和人均GDP增长等经济指标,金融总量的增加扩大了湖北省的城乡收入差距;金融质量的提高,即金融机构配置给非国有部门的信贷越多,越有助于改善城乡收入差距和贫困率的下降。而金融发展在短期并未缓解湖北省的贫困率。长期内,金融总量对收入差距和贫困的影响与短期效应一致;金融质量带来了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和贫困的缓解;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对包容性增长的短期和长期影响都不显著。制度变量并未像以往的研究者认为的那样对湖北省的包容性增长产生了积极影响:产权的明晰固然有利于包容性增长,但是前者对后者的影响不显著;政府公共服务支出的增加会改善贫困,但是导致了湖北省收入差距扩大;教育水平的提高推动了湖北省的包容性增长;而对外开放没有降低贫困率,也没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普惠金融对福建省农村地区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自联合国2005年提出普惠金融的概念以来,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在大力推进普惠金融的发展.福建省依山傍海,自然资源丰富,拥有较强的经济实力,但是地区发展不均衡问题依然明显,许多金融资源都集中在较发达地区,农村地区则无法获得较完善的金融服务.以Sarma提出的IFI指数理论为基础,构建福建省2005-2019年的普惠金融指数,得出福建省普惠金融目前处于较高水平,在测度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之后,建立福建省2005-2019年福建省农村发展的经济指标即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之间的回归模型,进一步分析得出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农村经济有显著影响,即发展普惠金融会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增长.     

数字金融与农户内部收入差距——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研究

数字金融打破了传统物理网点的局限,提升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从而直接或间接减缓了农村贫困,然而其对农户内部收入差距究竟有何具体影响?文章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运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RIF)方法,从收入结构性角度细化剖析数字金融对农户内部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及贡献。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户收入存在显著的减贫增收效应,且能够拉大农户内部收入差距;从收入结构性分析,数字金融发展能促进经济增长带动非农就业增加,但农户存在教育程度和社会关系网差异,从而导致农户工资性收入差距呈现拉大趋势;数字金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信贷约束对农户农业和非农业生产的资金投入限制,但由于存在“使用差异”,农户内部经营性收入差距拉大;数字金融通过拓宽金融产品和理财的渠道,虽弥补了“二重排斥”中的“工具排斥”,但由于农户“自我排斥”依然存在,导致财产性收入进一步拉大;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高物质资本、高社会资本或高人力资本农户群体中,数字金融拉大农户内部收入差距的效果更为显著。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应主动关注农村基础教育水平,扩大农村受教育的人口基数,提高数字金融知识宣传的广度与深...     

金融包容性水平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G20的实证分析

各国的金融包容性水平如何,它与人类发展水平的关系怎样,经济发展能否提升金融体系的包容性而惠及各方,这些都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以2004-2018年G20国家为考察对象,在构建金融包容性指标的基础上,将其与HDI指标进行了对比。据此我们实证考察了与金融包容性水平相关的国家特定因素,以研究经济与发展金融包容性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一国的人类发展指数与金融包容性指数较为接近。影响金融包容性水平的社会经济和基础设施等因素中,提高人均收入,降低农村人口比例、失业率和基尼系数,强化电信基础设施建设等尤为重要。此外,银行业自身的准入条件、效率和金融深化也会直接影响金融包容性水平。     

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关系及影响机制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包容性增长蕴含的“增长”与“公平”要义紧密相关。文章选取2011-2020年中国27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综合运用双向固定效应、分位数回归和双重差分模型等多种方法，研究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关系及其影响机制。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包容性增长具有积极推动作用，数字金融覆盖广度、数字金融使用深度的提升均对经济包容性增长具有正向推动效应，但数字排斥等现象的存在致使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并未对经济包容性增长产生影响。随着数字普惠金融水平的提升，其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会因规模效应而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对于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存在区域、城市规模和创新创业能力异质性。经济增长是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经济包容性增长的重要渠道。     

公共财政、金融深化对农户增收绩效的对比分析——基于对河南省338份问卷

公共财政政策与金融深化政策都是促进农户增收的重要手段,但两者具有不同的增收区间。依据2011年对河南省的338份实地调研问卷,对比分析了公共财政政策和金融深化政策对农户增收的绩效,得出如下结论：在农村金融抑制的情况下,财政政策对农户增收的效果不显著或者较差;在相同的财政支持水平下,农村金融深化可以通过增加非农收入和防止资金流失,进而促进农户增收;金融深化降低了农村高利贷的发生率,也改善了农村资金外流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在设法提高资金吸引力的基础上,推进金融深化是今后一段时间内增加农民收入的合宜政策。     

农村基础设施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影响:促进还是抑制?

基于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连续14年间的面板数据,借助SBM-DEA模型测度包含期望产出(经济增长和减贫)和非期望产出(收入分配和环境保护)的包容性绿色增长效率指数,采用基础DID模型考察农村基础设施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作用,并进一步利用连续型DID模型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农村基础设施影响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机制进行检验.结果表明:(1)农村基础设施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促进效应大于其抑制效应;(2)农村交通基础设施能够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减贫、减少收入差距促进包容性绿色增长,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能够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和减贫促进包容性绿色增长,但此两者也能通过加剧环境污染抑制包容性绿色增长.基于此,建议政策制定者兼顾经济增长、社会稳定与生态环境同步发展,大力发挥农村基础设施促进包容性绿色增长的作用,适当进行以管护为主的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深化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其对农业生产的促进作用.     

农村基础设施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影响:促进还是抑制?

基于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连续14年间的面板数据,借助SBM-DEA模型测度包含期望产出(经济增长和减贫)和非期望产出(收入分配和环境保护)的包容性绿色增长效率指数,采用基础DID模型考察农村基础设施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作用,并进一步利用连续型DID模型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农村基础设施影响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机制进行检验.结果表明:(1)农村基础设施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促进效应大于其抑制效应;(2)农村交通基础设施能够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减贫、减少收入差距促进包容性绿色增长,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能够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和减贫促进包容性绿色增长,但此两者也能通过加剧环境污染抑制包容性绿色增长.基于此,建议政策制定者兼顾经济增长、社会稳定与生态环境同步发展,大力发挥农村基础设施促进包容性绿色增长的作用,适当进行以管护为主的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深化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其对农业生产的促进作用.     

农村基础设施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影响:促进还是抑制?

基于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连续14年间的面板数据,借助SBM-DEA模型测度包含期望产出(经济增长和减贫)和非期望产出(收入分配和环境保护)的包容性绿色增长效率指数,采用基础DID模型考察农村基础设施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作用,并进一步利用连续型DID模型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农村基础设施影响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机制进行检验.结果表明:(1)农村基础设施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促进效应大于其抑制效应;(2)农村交通基础设施能够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减贫、减少收入差距促进包容性绿色增长,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能够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和减贫促进包容性绿色增长,但此两者也能通过加剧环境污染抑制包容性绿色增长.基于此,建议政策制定者兼顾经济增长、社会稳定与生态环境同步发展,大力发挥农村基础设施促进包容性绿色增长的作用,适当进行以管护为主的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深化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其对农业生产的促进作用.     

宁夏地区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实证分析

在回顾宁夏金融与经济发展情况的基础上,结合有关金融发展及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运用1978—2008年的实际数据,对宁夏金融发展、宁夏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宁夏金融发展与宁夏农民收入的增长呈显著负相关,但与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呈显著正相关;从长期讲,金融深化政策更适合宁夏实际,但是金融政策作用的过程却应当是金融深化与金融抑制政策的相互作用;宁夏农民的收入有外流现象。在此基础上,笔者就宁夏金融发展促进宁夏农民收入增长提出了可行的金融发展政策,促进农村正规金融的适应性改革,处理好城市与农村的关系等政策建议。     

数字金融对农户气候适应性行为的影响

气候适应性技术采用率低下已成为制约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数字金融可能影响农户的气候适应性行为。基于河南、陕西、山西三省1 384份农户微观调查数据,运用内生转换回归模型构建反事实分析框架,实证分析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户气候适应性行为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使用数字金融能显著促进农户气候适应性技术采纳行为,具体表现为在反事实假设下,使用数字金融的农户若未使用其气候适应性技术采纳程度将下降;未使用数字金融的农户如果使用了,其气候适应性技术采纳程度将上升。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能够提高借贷易得性与信息易得性,进而促进农户采纳气候适应性行为,农户对于金融包容性的认知能够正向增强数字金融对农户气候适应性行为的影响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使用对于资本型适应性行为影响的边际效应最大,在反事实假设下也表现为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户资本型适应性行为提升效果最强;数字金融对农业收入占家庭收入比率较高、接受过培训的农户采纳气候适应性技术促进效应更高。     

县域农村视角的我国农村金融发展收入效应分析——来自1 772个县（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选取我国1 772个县（市）2006—2009年的面板数据,对农村金融发展的收入效应进行了比较与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县域农村金融的发展对农户收入具有显著的负效应;分区域层面看,东、中、西部地区农村金融发展和农户收入呈负相关,并且农村金融发展的负面收入效应强度在以上地区依次递减。我国县域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户收入的关系并不满足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关系,原因在于我国县域农村金融发展存在结构和功能失衡。对此,提出了要继续加强县域农村金融改革,引导资金在农村不同地区的合理配置,实现农户收入的共同增长。     

我国农村金融深化与农村经济发展的灰色关联分析[1]

以现代金融发展理论为依据建构农村金融深化指标,并与反映农村经济发展的相关指标相结合进行关联分析,发现金融深化指标与农村经济发展指标之间表现出较高的关联性,说明我国农村金融深化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具体来说,农村金融发展规模、效率对农村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要高于农村金融发展结构对农村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同时,支持乡镇企业发展的资金来源游离于农村正规金融体系之外,而确保农户信贷资金需求又是农户收入增长的重要动力,这表明要进一步发挥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的推进作用必须对农村金融结构进行调整和优化,建立适合农村经济发展的农村金融体系。     

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运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结合我国农村地区金融和经济的实际情况,采取1981~200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向量自回归检验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某种关系,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保持一种长期稳定关系,农村金融发展促进农村经济的增长。农村金融的介入激发了农村经济增长的潜力,收入是影响农村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但是人均收入并不是金融发展的主要因素。农村投资产出比长期保持一个较低的水平,这种低水平状态表明了农村金融发展的薄弱,投资产出比与经济增长呈现负相关,投资量在产出量得比重太小,没有对经济产生影响;农村中的贷存比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农村储蓄的资金更多流向了农村贷款。因此,在发展农村金融时,应该更加注重农村制度的改革,鼓励和支持民间金融的发展,实现农村金融机构和形式多样化,多渠道促进农村贷款量的增加,有效地促进农村金融体系适应农村经济的发展。     

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户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以河北、湖南、广西三省为例

本文基于河北、湖南、广西三省1022户农户调研数据,从数字金融需求方的农户出发,运用OLS模型与Tobit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户家庭消费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户家庭消费规模增长与消费结构升级均具有促进作用。数字金融使用通过提高家庭收入来促进农户家庭消费规模增长与消费结构升级。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户家庭消费规模增长、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在受访者年龄、家庭资产、家庭收入、地区等方面存在异质性。为此,提出要积极推动农户数字金融使用、持续提高农户家庭收入、推动农村消费市场进一步发展等建议,以期促使农户合理使用数字金融服务来提升家庭消费。     

基于风险态度的农户金融素养与正规信贷获得水平分析

农户金融素养的高低和对风险的态度会影响其信贷选择,进而影响其正规信贷获得水平.本文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年微观调查数据,基于贷款风险态度的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利用probit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剖析农户金融素养和风险态度对其正规信贷获得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金融素养、风险态度对农户正规信贷获得水平具有正的直接效应;(2)风险态度在金融素养对农户正规信贷获得水平的影响中发挥着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比7.8％;(3)农户金融素养对正规信贷获得水平的影响受风险态度的调节.本文的研究对于提高农户素养,促进农村信贷市场发展有重要意义.本文提出建议,政府实行对于农户风险态度改善的针对性培训,可以不同程度地提高农户的金融素养水平与风险态度认知.     

金融科技促进了农民增收吗?

促进农民增收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目标之一,也是当前实现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本文基于我国2013—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探究金融科技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金融科技发展显著促进了农民收入增长。机制分析发现,金融科技通过农业产业链延伸、农业多功能性发挥与农业服务业发展等农村三产融合发展路径积极作用于农民收入增长。同时金融科技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存在动态非线性关联。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接入水平相对较高省份与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相对较高省份的金融科技增收效应更强。为更好发挥金融科技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带动作用,应进一步推行差异化的金融科技支持政策,打造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支撑点,强化农村金融科技发展的人力物力保障,夯实农村金融科技创新发展的基础。     

陕西农户结构、金融需求与发展对策的实证分析

首先基于农户行为模式对中国农户进行了分类,并借助于农户收入分布和收支状态分析了陕西农户的结构特征,指出陕西农户金融需求的特点是消费性融资需求占有重要地位,农业融资需求处于额度小、空间成本高的硬约束状态,农村第二、三产业发展落后制约了非农生产经营性融资需求。提出的对策是：应发展多元化的资金供给体系来解决消费性融资问题,以推动农户发展规模经营和产业升级来促进农业融资市场发展,农村非农金融应当以推动与农业、农民生活相关的第二、三产业发展为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