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理论的国际比较

社会资本作为一种新的资本形式,是当前西方新经济社会学最重要的概念工具和分析范式,虽然至今仍存在着很多争议,但实践证明,社会资本理论大大拓宽了研究者的视野.对于国内的学者来说,社会资本终究是一种舶来品,在理解和应用时不能忽视中国传统文化背景,应该认识到,在概念的界定和功效上均应与西方有所不同.     

"满铁"在华时期经济掠夺问题新探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对中国的经济掠夺,是以股份公司的形式作为伪装,执行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对外政策."满铁"依靠特权建立起一个超乎中国主权和法律之上的"满铁王国",构成了日本国家资本为主导,日本产业托拉斯和中小私人资本为辅助的经济体系."满铁"通过这套经济体系,利用显性和隐性两种方式对我国进行经济掠夺、政治扩张、文化渗透,对中国的经济结构和民族工业造成了异常严重的破坏.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资本"是否还存在"资本逻辑"?

"经济伦理学与马克思的资本理论",也就是"经济伦理学与<资本论>",这个议题以往很少有人涉及.我国学术界的经济伦理学研究起自上世纪80年代末,其基本的理论框架、概念术语大都来源于西方经济伦理学,马克思的资本理论似乎在经济伦理学研究的视阈之外.     

论关系文化与关系社会资本

本文从中西比较视角论述了关系社会资本及在转型经济中的变化.作者认为,相对于西方社会资本的弱联带性、功能单一性、偶发义务性,中国的关系社会资本具有强联带性、功能复用性、频发义务性等三个特征.在转型经济中,竞争程度和体制不确定程度越高,关系社会资本的作用空间越大;如果竞争程度的提高势所必然,那么,缩小关系社会资本的作用空间,必须大力增强体制的确定性.作者以中国民营企业为实证依托,为证明这一理论观点提出了分析框架.     

《家变》:社会转型阶段人伦关系异化的写真

《家变》是台湾现代派作家王文兴的代表作,反映了台湾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农业经济向资本经济转型阶段的社会生活。《家变》中的家庭变故,是通过范晔的心理历程来反映的。家庭变故,主要源于经济原因和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的冲击。小说反映了以作者为代表的西化分子的文化伦理观念和社会“新的变动”。对于行进在现代化道路上的中国文化主体具有警示作用。     

舒尔茨"人力资本"论的意义与马克思资本理论的比较——纪念马克思诞辰190周年

舒尔茨将资本分为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两种.强调"人力资本"比物质资本具有更大作用.如果撇开经济关系和经济制度的影响不谈,单从生产力发展角度来看,舒尔茨这种强调"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和提高要素生产率的突出作用是完全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首先表现为一定的货币和实物,但不是任何货币和实物都可成为资本,而只有具有价值的劳动产品才可能成为资本.更重要的是,资本还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反映.因此,资本的本质是剥削雇佣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关系,能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就是资本.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虽然在西方经济学发展史上有其积极的理论意义,但却是与马克思科学的资本理论相悖的不科学的资产阶级庸俗观点.     

经济学视阈下的双重现代性批判及其意义——对马克思现代性理论的一个考察

马克思深刻地诊断了现代性问题,他对现代性的看法是辩证的:一方面肯定了现代性进程所推动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另一方面对现代性的核心--资本逻辑进行了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批判,并深刻地指出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对资本的批判在于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这一辩证的态度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对"物化"两种形式的明确划界.同时,马克思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摆脱资本逻辑操控下"人对物的依赖关系"而走向"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社会之路.马克思虽然把批判的基点放在经济事实的现代性上,但是在他的哲学中,经济事实现代性和文化观念现代性的双重批判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今天的西方依然没有走出马克思所批判的现代性社会.马克思的现代性诊断给当代中国的现代性构建提供了方法论遗产.     

利用资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面临的两大挑战

[编者按]:近期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伦理研究中心主办了"经济伦理学与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四十余位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和伦理学的专家学者与会并展开了热烈的探讨.改革30年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过程中,利用资本为我国经济带来了空前的物质繁荣,同时也引发了许多马克思预见和未曾预见的问题.本次研讨会从经济伦理学角度深入探讨了马克思的资本理论以及当代中国利用资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的问题,以促进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和经济伦理学在中国的发展.这里,我们选登部分与会代表的文章,以期引起读者的兴趣和重视.     

"中国经验"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经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晶,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成果.西方学者和国内学界都在关注"中国经验",可是对于"中国经验"的性质和内涵的认识却是模糊的.完全照搬西方概念来分析"中国经验"的研究方法必然导致对"中国经验"的片面理解和误解."中国经验"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最重要的话语权.发展中的"中国经验"应该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一个重大理论课题.     

中国古典小说"缀合"结构与传统思维模式

以西方的文学观来看,中国古典小说大都显现出一种"拼凑的、缀合性的情节",而缺乏有机、统一的结构.但这只是表面现象.问题的关键在于,叙事结构并非单纯的技巧或形式,它也意味深长地暗示出人对生活和宇宙的观照角度,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及其思维模式.中国古典小说名著作家与西方杰出的小说家一样,都充分自觉地赋予其作品良好的秩序和有机性,只是秩序和有机性表现方式不同罢了,或者说,只是其结构形态不同而已.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论《易》中之“和”

<易经>是早期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易经>认为世界万物皆由阴阳两种不同元素组成."阴阳和谐"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阴阳变易,整体和谐,才得以化生万物.<易经>之"和",是中国"和"文化的源泉,在中华数千年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和"文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增强民族凝聚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文化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的重要文化资源,"和"的智慧和哲学在当代仍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个人"与"整体"之间:"新时期"文学中的"英雄悲剧"

作为对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承接和延续,"新时期"文学"英雄悲剧"的叙事必然遭遇重构"个人"与"整体"关系的多重挑战;同时,与"受害者"和正剧英雄的形象相比,悲剧性"英雄"的塑造提出了更高的人格建构要求."新时期"英雄悲剧的叙事不同程度地陷入叙事矛盾导致的文本困境,尖锐地暴露了个人自我的成长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两难处境,也预示了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落幕.     

从"悖论性结构"到"现代转型"--兼评孔范今的文学史观

九十年代,孔范今把20世纪中国文学放在“历史的悖论性结构”中来把握,探求“文学的补偿性调整与发展”。在此基础上,近年他进一步提出了以“现代转型”为观照视角的文学史观。他的文学史观秉持学理性的学术立场,力求达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体现出动态性、超越性、包容性的理论姿态,真正使“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复式结构”中得以多方位的整体性还原。     

从“写象”到“写心”——试论“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

“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概念的重新提出和定义，并用以宏观关照宋元以来的中国古代小说：《金瓶梅》以前的小说多是“平民小说”，明清之际小说主流转向“士人小说”，直至近代。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明代小说的“平民小说”性质。清代“士人小说”的流变及特征。     

在"情""色"与"爱国"之间——论清末民初"英雌救国"小说的性/政治意识

清末民初的"英雌救国"小说有着深深的"性政治"情意结,其中的"情""色"叙事,基本上是被限定在民族革命国家命运的排他主义的框架中才可能存在.政治历史处境中的"情""色"被空前突出,民族革命的权力把"英雌"的"情""色"内涵紧紧地制约在"救国"的既定轨道上.     

析"无言"的天与"言说"的上帝

从语言哲学、诠释学和宗教现象学等视域加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言"的天与西方基督教中"言说"的上帝存在着以下不同:由于天"无言",使其所指隐含着多义性和随意性,而由于上帝"言说",使其所指被限定为独一的位格神;"无言"的天"出场"的时间性极其模糊,而"言说"的上帝"出场"则具有清晰的时间性;人与"无言"的天之间是"我与它"的共生关系,而人与"言说"的上帝之间则是"我与你"的对话关系;"无言"的天更多的是"直观地"启发人,而"言说"的上帝则往往"临在地"启示人;对于"无言"的天,人主要通过感悟和体会去认知,而对于"言说"的上帝,人只能借助信仰和激情去体认;"无言"的天以"道说"而澄明,"言说"的上帝则因其话语不断"冥化"而隐蔽.     

关于名称和本质的若干思考

本文从现代名称理论的历史及具体争议入手,在对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论证名称理论与本质主义的密切关系,阐明明确认识本质主义论争对于正确把握现代名称理论的重要意义,并就学界研讨中的一些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大志"与"王法"辨

法律经常被解释为人类的意志 ,不同的志向可以创造不同的法律。中国古代的法律向称“王法”。“王法”的设立是基于帝王之志 ,而所谓帝王之志 ,不过是一种无穷大的私心 ,力图由一个人、一家人或一种宗派势力垄断政权、把持天下、包揽一切资源的产物。真正的王法真正的儒者宽恕之道 ,用现代术语来表述 ,就是要保障每个人的权利 ,实现公平和正义。     

论《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

诚如大卫·里斯曼所言，当今社会已经由生产性社会转向消费社会。然而，消费社会并不止于物的“丰盛”，其成为其所是的根本在于其具有完备的符码规则、话语体系。正因此，其呈现出平等、民主化的幻象。要透过幻象进而认识消费社会的真实的社会结构，需要通过解读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达成。笔者认为，鲍德里亚《消费社会》一书为我们提供了解读该区分逻辑的锁钥。在文章中，笔者在结构主义语境中对区分逻辑加以分析，以此为基础，解读《消费社会》中的区分逻辑。由此，揭示消费社会真实社会结构的生成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