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治中国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评《危机与治理:中国非传统安全问题与战略选择》

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研究肇始于冷战之后。冷战后两极格局的瓦解,战争和传统军事威胁的紧迫性与严峻性下降,以粮食安全、人口问题、恐怖主义等为代表的非传统安全问题逐渐进入各国视野,引起全球关注。徐华炳先生的《危机与治理:中国非传统安全问题与战略选择》(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7月出版)一书,通过比较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总结出非传统安全的定义及其特征,并把非传统安全问题置于全球和平与发展的趋势中,突出其重要性。接着将研究视角转回中国国内,     

国际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区域合作治理

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推进,使各种各样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成为国际政治研究中的重要议题.非传统安全问题是国家间的积极相互依存问题,这意味着可以通过国际合作来解决.长期的、稳定的国际合作需要国际制度来提供保障.然而,全球体系层面的国际制度性公共产品存在着缺乏针对性、效率低下、易为体系中的大国操控等诸多缺点,不适用于解决地区性差异较大的国际非传统安全问题.通过区域治理即以区域制度保障下的区域合作来提供相应的公共产品,是解决国际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一种更有效的选择.区域制度提供的公共产品,具有更强的地区针对性,也具有更高的效率,同时,也可以摆脱全球性大国对公共产品的操控.     

中国海洋安全新形势下高校国防教育的应对

海洋安全是当前和今后长时期内中国国家安全的重心。当前中国海洋安全形势严峻,面临着海岛归属、海域划界争议、海洋资源争端、海上通道安全、台湾问题等一系列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与挑战。作为全民国防教育重要环节的高校国防教育需积极应对,加强高校海洋安全教育刻不容缓。这需要在高校国防教育中同时加强海洋安全忧患教育、海洋安全责任教育、海洋安全知识教育和海洋安全防卫教育。     

世界新型合作安全机制的构建

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非传统安全因素的激增等影响,传统安全观念与模式均被打破,使得安全问题的重要性日益突出,谋求共同的安全成为人类的迫切愿望和要求,为此使得构建世界新型合作安全机制势在必行。当前国际合作存在困难主要有:缺乏监控非传统威胁的统一标准、国际合作的政治意愿较弱、缺乏对非传统安全的预警能力、判断能力和影响力、缺乏国际间合作互信;构建世界新型合作安全机制应遵循平等的原则、尊重主权的原则、长期性原则、互信互利原则;要建立加强全球性合作、地区性合作、扩大安全合作范围、完善的预警系统等安全机制。     

我国边境安全的基本态势

建国以后近40年时间,我国边境安全的形势一直较为严峻,但近20年来,我国通过一系列的举措,已使边境安全形势处在建国以来最好的水平.我国周边国家众多,情况千差万别;在我国周边国家和地区中,存在多处热点地区;我国周边地区存在着多种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源头;我国边境及周边地区民族、宗教等人文环境极端复杂;我国存在世界上极为独特的一个国家基础上的国内特殊边界问题,这些方面充分说明我国边境地缘环境的极端复杂性.从我国边境安全面临的现实威胁来看,传统与非传统因素相互交织,但在不同方向上呈现不同特点.努力保持边境安全稳定的基本态势,为国家的发展和建设提供安全稳定的边境环境,既是可能的,也是必须努力实现的.     

南中国海地区安全形势研究

2009—2011年南海安全形势呈现出"抛物线"式的发展特点。区域内南海问题当事国违背《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单方面举措和区域外南海问题国际化趋势的迅速增强是南海地区局势恶化的主要原因,而中国等有关争端方的努力则成为局势趋向缓和与稳定的重要因素。同时,随着地区内非传统安全合作机制化的加深,地区非传统安全形势相对好转。然而,由于区域内、外消极因素及非传统安全威胁仍然存在,南海地区安全形势或将继续维持时而紧张、总体缓和的特点。     

美国的转基因“幽灵”

西方跨国公司手中的转基因农业技术已经是完整意义上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手段，它既可以是控制目标国家农业命脉的工具，也可以作为隐蔽的药物让目标国家的人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食用。     

海湾地区安全局势的特征、趋势及中国参与治理的路径探析

海湾地区油气资源丰富，享有“世界油库”之称，扼守着霍尔木兹海峡，地缘战略位置十分优越。鉴于海湾地区在国际经济、政治和军事领域的重要性，该地区成为各种国际和地区势力角逐的热点地区。长期以来，安全问题是海湾地区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其安全局势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近年来，海湾地区安全问题呈现代理人化、跨区域发展以及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叠加交织和互相转化等特征。海湾地区安全局势动荡的主要根源包括边界和领土争端、地区国家对地区领导权的争夺、宗教派系之争和大国干涉等，且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盘根错节。近年来，尤其是沙伊和解后，海湾地区出现了“和解潮”,地区安全局势趋于缓和。海湾地区的安全治理需要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的共同努力，应在“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的框架下，尽快达成共同安全共识，构建具有可操作性的地区安全架构和安全合作机制。     

非传统安全视角下的安全理念——试析中国新安全观的时代特色与理论创新

冷战终结以后,中国积极倡导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 中国新安全观超越了传统安全的理论困境,富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创新思维。从安全的涵义上 看,它主张多维度的“综合安全”;从安全的性质上看,它突破了单边安全的“冷战思维”模式,强 调安全的相互性、普遍性,丰富、发展了“共同安全”的思想;从安全威胁的认知上看,它注重安全 威胁的多元化,突出非传统安全;从安全的实现路径上看,它推崇“合作安全”模式。新安全观构 成了中国国际新秩序观的灵魂。     

南海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现状与应对机制分析

本文系统阐释和分析南海地区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现状及合作机制。南海非传统安全问题复杂多样,包括海盗、海上恐怖主义为主要内容的跨国犯罪、海上灾害、生态环境安全和资源安全等四大类,彼此之间相互联系。在全球、区域和双边等不同层面的诸多安全合作机制中,都包含了非传统安全议题,机制拥堵和功能重叠特征明显,没能从根本上使非传统安全问题得到遏制。南海对中国的战略意义不断上升,中国应利用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低敏感性,在非传统安全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国内层面,加强海上防卫力量建设,整合国内治理资源;在双边层面,加强与沿岸国家双边合作,提升联合治理能力;在地区层面倡导南海非传统安全治理架构建设,推动秩序与规则建设。     

海上战略通道博弈——兼论加强海上战略通道安全的国际合作

国际海上战略通道是战略的咽喉要地,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它是海上贸易的走廊和枢纽;从军事的角度讲,它是易打易防的两易处所。本文在论述了海上战略通道的地缘政治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海上战略通道面临的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威胁,指出加强国际合作是维护海上战略通道安全的必由之路。同时,建议在和平发展的前提下,要加快制定相关的国际法与国际公约,完善体制机制建设,积极探索灵活多样的方式方法,共同夯实合作的载体平台,进一步增强互信,消释疑虑,扩大合作,提高打击海盗及海上恐怖主义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Presenting a new defamilization and familization framework for investigating the residualization of old‐age income security measures—The case study of Hong Kong

Familization and defamilization studies are increasingly seen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welfare research. They are concerned with the threats to the welfare of individuals caused by involuntary participation in the unwanted family relationship. Moreover, they address the idea that governments have the potential to reduce these threats through the provision of welfare measures. This article contributes to the familization and defamilizaion studies with the focus on the link between these studies and the studies of residualization strategies. It carries out three analytical tasks. The first is to present a new defamilization and familization framework. The second is to demonstrate the usefulness of this framework in analyzing the problem of employing the residualization strategies to reform the old‐age income security system. Our focus is particularly on the insufficient sensitivity of these strategies to women's (and men's) diverse preferences relating to ways of organizing their family life. The third is to demonstrate the empirical significance of this framework. To meet this objective, we apply the framework to the investigation of two old‐age income security measures in Hong Kong—the Mandatory Provident Fund and the Comprehensive Social Security Assistance scheme.     

Security sector practitioner perceptions of the terror threat environment before the Christchurch attacks

ABSTRACT

On 15 March 2019, Brenton Tarrant destroyed New Zealand’s perception of its low threat terrorist risk. Security sector practitioners interviewed for this study before 15 March spoke about the challenges of performing counter terrorism roles in that low threat environment. Their perceptions revealed a fear that terrorist attacks occurring overseas, would sooner or later occur in New Zealand. Their roles were complicated by an overarching sense of social, bureaucratic and political complacency toward the threat of terrorism. They perceived legislative inertia, which fettered the powers and resources agencies had to effectively act against the risks they believed were present. Despite these barriers, security sector agencies continued to look for possible emerging threats across a spectrum of risk, but relied on improvised use of existing legislation to manage it. This was more effective against those motivated by militant jihadism, and as Tarrant demonstrated, less so against other threats. Community engagement was needed and successfully achieved, although difficulties were observed which need to be addressed, and the media was perceived as having an undue influence over New Zealand’s security priorities, highlighting the need for a national counter terrorism strategy.     

海洋生态安全的若干问题——兼论海洋生态安全的涵义及其特征

21世纪是海洋世纪,海洋所蕴含的丰富资源以及海洋国土的战略地位使得世界各国纷纷重视海洋,然而,人类海洋活动的增加却导致了海洋生态安全问题日趋严峻。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尽管某些国家之间存在着一些分歧,在某些领域存在着利益冲突,但是生态环境安全方面的博弈则是双赢甚至是多赢的,在生态安全重要性方面各国取得了共识,并采取了一些措施。本文从安全观念演变出发,对海洋生态安全进行了介绍,并分析了海洋生态安全对国家安全和国际关系的影响。     

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安全之威胁、压力及其应对——基于全球化、网络化与社会转型视域

借由带有强烈资本主义性的全球化,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西方强势文化渗透对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安全造成直接威胁。国内外敌对势力借助网络优势,通过网络舆论开放性与自主性也对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了压力。社会转型期,社会失范及价值观念多元化、市场经济与历史引致的问题,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新的不安全因素。抓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抓住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就从根本上坚持了社会主义。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作用,是应对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安全威胁与压力的基础性工作。     

社会保障立法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目前尚存在内容不健全、法制化程度低、实施机制脆弱的不足.比较国外较为成熟的传统型、福利型、储蓄型三种社会保障制度模式,我们可以从中吸取经验,受到启发,进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保障面宽、保障程度适中的社会保障制度.为此目的,我们必须加强社会保障立法,既要健全社会保障法律体系,又要严格社会保障执行的法律监督.     

关于国家人才安全战略的思考

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当前中国人才安全的现状不容乐观,人才总量相对不足,高层次人才大量流失,人才法律不完善、管理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制约了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应从人才战略思维、法律法规与管理机制等方面着手,加大培养人才力度,优化人才环境,维护国家的人才安全,积极应对国际人才竞争,确保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整体战略目标的实现。     

后“9·11”时代美国边界安全空间的外扩性趋势分析——以集装箱安全计划(CSI)为例

"9·11"后,美国边界安全政策发生了深刻变化,体现出了很多新的特点与发展趋势,边界安全空间的外扩性就是其中之一。本文拟以集装箱安全计划(CSI)为例对此进行分析,指出"9·11"后美国政府通过国际间政府合作等方式实现了美国边界安全空间的外扩,使美国的边界成为保卫边界安全的最后一道而不是第一道防线,扩大了美国边界安全保卫的战略纵深。这是"9·11"后美国政府边界安全政策的一个新特点,也是全球化时代主权国家边界安全保卫中值得探索的一种积极方式。     

试论中国对东盟的合作安全政策

合作安全指国家间为了共同的综合安全利益,建立安全协调与信任措施,摆脱安全困境、解决国际冲突,维护地区稳定。合作安全具有非强制性、预防性、非排他性及综合性与共同性等特点。中国与东盟在南海问题及环境保护问题上建立安全信任的措施与实践证明追求符合大多数国家利益的合作安全模式已经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选择。中国奉行合作安全的政策符合国际形势发展的趋势,也符合中国追求国际关系民主化与和谐世界的战略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