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恋与焦虑--西方的"东方情结"试解

过去几个世纪以来 ,西方的“东方情结”一直主导着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对话。西方何以迷恋东方 ?而东方在西方世界究竟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西方的“东方情结”是迷恋与批判意识的混合 ,无论是出于对东方的浪漫化或是对东方的好奇 ,西方表现出的“东方情结”都是自身文化传统的认同与超越的内在需要 ,也是西方文化“焦虑”的表现。“东方情结”包含着西方对东方的复杂情感 ,通过对这一复杂情感的理解 ,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西方知识界“东方转向”的本质     

影像中的“父子”叙事与隐喻——对电影《马背上的法庭》的解读

剧情片《马背上的法庭》运用纪录式叙述风格与唯美式的镜头语言,讲述了中国边远乡村一个司法实践故事。在“父子”形象的建构、冲突和潜在的主题逻辑运作中,影片既完成了一段有头有尾的影像叙事,又放大了边远乡村“朝圣”司法的现代主流意识。整部影像创造了一个独特的叙事时空和人物关系,在南国的山路绵延中,传统的西方俄狄浦斯情结也发生了一次悄然移位。“父子”叙事模式力图通过父子间的默契或对抗来进行影片情节安排、表现人物性格和提升审美特质,这种以“父子”为核心的家庭谱系也可以作为一种镜像来安置多种文本秩序,创造一种隐喻效果。     

西方宏观经济学的新进展:关于"GDP情结"和新发展观

西方宏观经济学的核心是包括GDP统计体系在内的国民收入核算及决定理论和相关的宏观调控理论,而理论基础先后有凯恩斯经济理论,把知识和技术纳入内生变量的新增长理论以及区分发展和增长、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新发展理论。本文借鉴西方宏观经济学的有益成分,探讨中国一度盛行的“GDP崇拜”或“GDP情结”和科学发展观问题。     

论当代河洛文学的父子叙事伦理

当代河洛文学的父子叙事伦理有着浓郁的父性崇拜。阎连科小说的父性崇拜表现于苦难父亲、权威＂天父＂和道德父亲形象的塑造,而李佩甫则善于描写家族历史的父性怀恋。刘震云的＂故乡＂系列小说以叛离传统的父子伦理,潜隐着弑父情结。他们站在文化守成主义的民间立场,展开生存背景下的父子叙事伦理,唤醒我们内心渴望的原始久远的父亲情结,重新复活也许一度失落的生命记忆。     

儒家“义—利”价值结构与西方“财富”价值结构比较研究简

通过中国儒家和西方经济价值结构的比较研究，发现儒家以“义一利”为价值结构模型，西方以“财富”为价值结构模型。儒家价值结构的基本特征是“义体利用”，表现方式是：强国的道义在于顺天时、尽地利、忠人和；安国的道义在于民朴民富；治国的道义在于蓄储俭用。西方价值结构的基本特征是“利体义用”，表现方式是：鼓励获取财富、财富规则和财富责任。儒家“义一利”价值结构与西方“财富”价值结构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评判话语体系，在中国现代“义利共体”的价值结构建构中，儒家价值结构提供着人文精神基础，西方价值结构提供着物质文明建设可资借鉴的经验。     

论新文学乡土叙事的土地情结

“土地情结”作为“乡土中国”的文化特征,它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表现方式:五四文学的乡土叙事,是为了满足启蒙者的思想诉求,故重“乡”轻“土”;左翼文学和解放区文学的乡土叙事,是为了满足革命者的政治诉求,故重“土”轻“乡”;抗战文学的乡土叙事,则是为了满足中华民族的情感诉求,故既重“乡”又重“土”。然而无论是哪一种表现方式,“乡土情结”都是其不可或缺的创作主题。     

"内敛"与"外张"——中西绘画审美心理辨异

中国传统绘画在语言上选“线”,在媒材上用“墨”,在技法上重“积”,在心态上近“融”,分别与西方传统绘画的“面”、“色”、“刷”、“析”形成审美特征上的差异。这是由中西方绘画一重“内敛”、一重“外张”的不同的审美心性所决定的。     

"机体主义"与"二分对立"的精神悖反--方东美东西哲学比较观抉奥

本体究竟是超绝的还是内在的、知识究竟是真实的还是虚妄的、方法究竟是融贯的还是分裂的、人性究竟是善的还是恶。本文认为,方东美晚年就这四个方面展开的东西方哲学之比较研究,旨在揭示东西方哲学之根本差异就表现为“机体主义”与“二分对立”的精神悖反。这一悖反,是东西方人不同心态的必然体现。因此,基于东方中心主义的立场,方东美在晚年时常强调这么一个观点,即东西方哲学要想真正实现互补融通,关键在于西方人应首先改变其心态,放弃分离型的观念,认同东方人的融贯型的世界观。     

胡适与中国传统文化

运用精神分析方法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在胡适思想中，始终存在着一种“中国文化情结”。这种中国文化情结不仅与其少年时期接受的传统教育有关，而且为他后来“反叛”传统、走上“全盘西化”道路提供了“内驱力”。但胡适的这种“全盘西化”只是一种学术主张甚至于意识形态，并不代表其具体的学术实践。终其一生，胡适的学术思想与其说是“全盘西化”，毋宁说是“西方学术的本土化”更为恰当。     

试比较鲁迅、老舍不同的“父亲情结”

鲁迅、老舍两位伟大的现代作家，对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与他们积淀在内心的“父亲情结”密不可分，“父亲情结”贯穿他们的一生。鲁迅经历了缺失父爱，寻找父爱，为父亲向腐朽的父权制复仇，重构现代父子平等之爱这一过程，鲁迅寻找父爱的过程与他“立人”的思想一脉相承；老舍幼年失去父亲，但老舍有父爱的替代与补偿，父亲的伟大人格像一棵参天大树生长在他心里。深深地影响着老舍的一生。     

天津旅行与“支那趣味”——论谷崎润一郎、芥川龙之介的文学表现与文化立场

谷崎润一郎与芥川龙之介同是日本大正时期颇具“支那趣味”的代表性作家,曾先后来到中国旅行.如果以谷崎和芥川的天津旅行为切入点对他们的文学表现与文化立场进行对比研究,可以发现二人的“支那趣味”具有显著差异.在实际的中国之旅中谷崎一直在创造“支那趣味”,芥川一直在验证“支那趣味”;谷崎的“支那趣味”与“西洋崇拜”属于并存互动关系,并拥有一份既不属于东方也不属于西方的从容,而芥川的“支那趣味”排斥一切西方元素,坚守心中的那份东方情结.     

中西"政治-经济周期"理论发展历程与比较分析

“政治-经济周期”理论关注的是政策周期性波动对经济波动产生的影响。西方国家与我国的“政治-经济周期”理论发展历程不同。由于存在认识过程、前提假设、理论平台的不同，我国“政治-经济周期”理论与西方国家的政治周期理论存在区别。     

关于"亲亲互隐"、"爱有差等"的争鸣

近年来中国哲学界在争论孔子论“父子互隐”和孟子论舜及“爱有差等”的问题。这一争论关涉到整个儒家伦理的历史和现代价值之评判。儒家伦理是一复杂的系统,仁与义、仁与礼、仁与智等德目之间是有张力的配合;儒家的仁、义、礼、忠、敬、信等德目都是社会性、公共性的,适用于公共生活及其秩序建构的;儒家一贯强调私恩与公义、公共领域与私人空间的区别;儒家的“仁爱”具有普遍性和超越性,道德主体所涵道德法则(理、义)必然有绝对的普遍性,并且是“爱有差等”思想的本体论基础;“父子互隐”的思想及与之相应的法律制度,恰恰包含着对人权的尊重和维护。     

"知识分子原罪意识"与民间立场的认同——论鲁迅、托尔斯泰、张承志民粹思想的双重文化心理

现代性在历史转折期生发,鲁迅、托尔斯泰、张承志对现代性的感受导致他们具有不同的民粹思想。传统文化中的“知识分子原罪意识”又演绎出相同的民间立场,使他们具有双重文化心理。“知识分子原罪意识”是产生民粹思想的文化根源。中国传统士文化的负罪感使鲁迅强烈地想借助现代性改良社会、启蒙民众,以自由意志坚守民间文化立场;同时,在对封建主义色彩的政权体制又表现出“反抗绝望”的复仇主义姿态。托尔斯泰从“忏悔的贵族”到“赎罪的自觉”都具有浓重的宗教色彩,表现出在道德范围内试图解决社会问题的独特的乌托邦精神。张承志带着青春时代红卫兵情结融入底层民间,强烈的英雄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使张承志对底层人民的忏悔表现出宗教性质的感恩和礼赞。     

从陈映真看台湾乡土作家的中国情结

七、八十年代,台湾文学界发生了一场所谓“台湾情结”和“中国情结”的争论。在这场时断续时的争论中,有人认为:中国情结只是中国大陆去台作家的创作意识,与台湾乡土作家无关。我以为,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也是不符合台湾乡土文学实际的。所谓“中国情结”,是台湾作家和人民在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的共识的基础上,对祖国的挚爱和眷恋,它是中华儿女爱国意识的表现。这样的爱国情结,不仅时刻萦绕于大陆去台作家的心头,而且鲜明地表现于台湾乡土作家的理论和创作实践当中,陈映真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西方文论话语的"中国化":"移植"切换还是"嫁接"改良?

“西方文论中国化”是我在提出当代中国文论的“失语症”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及推动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化之后的又一重要话题。我之所以提出这一话题 ,是因为我们重建中国文论面临两大资源 :一是中国传统文论话语 ;二是西方文论话语。只有充分利用好这两方面的资源 ,我们才能将中国当代文论话语建设好。在过去的几年 ,学术界围绕着“失语症”进行了激烈的论争 ,并对“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也取得了一些成绩 ,但对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却谈得很少。西方文论已经大量介绍到中国 ,但在中国主要是被移植套用得多 ,人们忽略了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其结果如我们所看到的 ,不是西方文论“中国化” ,而是西方文论“化中国” ,即用西方的文论术语来切割中国的文学文论 ,或者把中国文学文论作为西方文论话语的注脚本。这种直接套用西方文论话语来阐释中国文学文论 ,过分相信西方文论话语的普适性 ,将其移植来替换中国文论话语的做法 ,正是造成中国文论“失语”的根本原因。所以 ,要纠正中国文论“失语”状况 ,还需要认真探讨西方文论的中国化问题。今天 ,我们提倡的西方文论话语的“中国化” ,指的是以中国的学术规则为主来创造性地吸收西方文论话语 ,借鉴、吸收、利用西方文论话语来补充、     

论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世纪末情结

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具有一种“世纪末”情结，具体表现为颓废情绪、孤独意识与绝望思想。中、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世纪末”思想既有密切的联系，又有一定的区别。     

梁启超"新民"主体性与马克思"人"的主体性之比较

梁启超新民主体性思想与马克思人的主体性理论,从生成方式和根本特性两个层面来比较,表现出“心力”扩张与历史生成、“良知良能”与实践的明显差异,此差异深层蕴涵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生成于西方文化土壤的马克思主义的差异。     

“湘学复兴导师”邓显鹤的“三个情结”

在邓显鹤的诗文、交游以及他所整理的文献中,明显凝聚着三个情结：一、邓氏几乎耗尽了毕生的精力无偿整理湖湘文献．凝聚着邓氏深情的“故土情结”;二、邓氏对宋末、明末忠烈们的无比景仰而搜集、整理、刊刻其遗集并建祠立传,凝聚着邓氏深厚的“忠义情结”;三、西方列强的入侵,邓氏严正斥责并以表彰忠烈等方式来唤醒民众进行誓死抵抗,凝聚着邓氏崇高的“爱国情结”。     

"得意忘言"与"语言为存有之居屋"——从不同的语言观看中西诠释学之异同

西方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存在根本的差别。中国经典诠释传统强调“言不尽意”,主张“得意忘言”、“得意忘象”,西方诠释学普遍认为语言是诠释的前提,是“存有之居屋”。西方诠释学的方法和思路为研究中国哲学提供了新的视角,研究中国哲学应立足自我,超越西方哲学的体系、框架和具体概念、范畴,从中华民族特有的哲学智慧和义理思维中,开出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