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章正宗》看真德秀的陶诗观

真德秀认为陶渊明平淡的诗风,与孔子的淡泊情怀在精神上相契合,《文章正宗》收录陶渊明诗歌近五十首,其数量几乎与唐以前各家诗总和相等,陶诗受到了理学家们的追捧,成为诗坛的最高典范。以真德秀为代表的理学家们的诗歌理论和审美价值取向,对诗词学追求"雅"、"神"、"韵"、"趣"的倾向,产生了很大影响。     

朱升及其《朱枫林集》

朱升是元末明初新安著名理学家和明初政治家,所著《朱枫林集》,不仅是一部理学著作,而且也是一部新安重要文献史料,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思想体系。     

元末赴难文人郑玉、余阙的心态与诗学观

郑玉、余阙以身份、经历之异而同为元朝死节，可见儒学对二人的趋同性影响，全节蹈义是汉族儒士郑玉维护儒家纲常名教的道义践行；为臣死忠是色目文臣余阙接受儒学熏陶而成就的道德修养。他们所坚守的忠义道德，涵濡的儒家修养也是其诗学观念产生的根基。郑玉的诗学观形成于他“和会朱陆”的理学思想中，主张通过复古的途径来获得“用之邦国，用之乡人”的民生日用之常。余阙的诗学观形成于他接受儒学文化熏陶的过程中，更多地表现为他对《易经》的关注，其诗学最为显著的特点即是通过对《易经》的阐释来获得其对诗学的理解。     

儒学与《周易》──马王堆帛书研究的视角

本文作者指出：从《易》学与儒学的关系来看，先秦儒学可分为人学与天人之学两个时期；孔子《易》学在楚地有多种传派，帛书《易》学为别派之一种；帛书《易》学偏重术数的倾向，应是其幸免于秦大的原因；帛书《五行》篇仁、义、礼、智、圣与帛书《周易》五行说天、地、民、神、时均与思、孟五行相合，不仅是马王堆帛书研究、而且也是把握儒学与《周易》两者关系的重要线索。     

论《太玄》研究的历史变迁

扬雄准《易》而作《太玄》,在历史上引发《太玄》研究之学。汉末三国时期,《太玄》研究形成第一次高潮,推动和促进了魏晋玄学的形成和发展。晋范望《太玄解赞》成为象数学的代表之作。唐王涯注《太玄》,引入王弼解《易》方法,《太玄》义理学张显。宋代的《太玄》研究极为兴盛,对宋学尤其是象数性命之学的兴起和发展作出了不少贡献。明清两代,《太玄》研究转入低谷,但仍有值得关注的著作传世。现代的《太玄》研究更有兴起发展之势。《太玄》研究与传统学术发展息息相关。     

郑玉"和会朱陆"的思想及其影响

"鹅湖之会"拉开了"和会朱陆"的帷幕.元代吴澄"宗朱而崇陆",在"和会朱陆"中有贬朱褒陆的倾向.徽州学者郑玉则比较客观公正地分析朱、陆之学各自的利弊,认为应汇两家之长,打破门户之见.郑玉"和会朱陆"的观点影响了当时及后代学者,为理学内部阵营的统一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循象索义 体证圣道——谈《太谷学派遗书·第三辑》及其《易》学观

清末儒学潜流太谷学派所存遗的《易》学书稿为《太谷学派遗书》第三辑所收录。其《易》学研究独辟蹊径，由观象入手，佐以文辞，参悟并解释卦序变化，同时由此利用《周易》即物、穷理、修身、养性。     

方以智的道家观

在我国十七世纪的启蒙思潮中,方以智以其坎坷的经历和丰富的学识,铸就了自己学术的鲜明特色。其一是“函雅故,通古今”,批判地吸取西学,建立了以名物训诂学、数学、物理学和哲学相结合的质测通几之学;其二是“聚古今之薪”炮制于一炉,将儒、释、道三家学术会归于《易》。前者在中年以前,以《通雅》、《物理小识》、《医学会通》为代表,后者在中年以后,以《药地炮庄》、《东西均》、《易馀》为代表。本文仅就后者对方氏的道家观作一些剖析,以揭示其立身佛门,心怀儒术,改造和利用道家之学的矛盾心态。     

发明朱子之学的蔡清易学观

蔡清是明代著名的理学家、易学家,《易经蒙引》为其代表作。蔡清通过解读朱熹《本义》,提出了三易之说,认为易有三易,有天地之易、吾身之易、《易》书之易。三易皆为一阴一阳,贯穿着变化之理。天地之易与吾身之易是先天客观之易,而《易》书之易则是后天圣人之易。《易》书模写天地之易和吾身之易,是天地人身之易之影子。《易》书有至微之理和至著之象,象寓于理中,理寓于象中,至著之象与至微之理融为一体。蔡清接受朱子易为卜筮之书的观点,但却淡化其卜筮作用,主张道义配祸福。蔡清的易学观不是简单的叙述朱子易学,而是依据自己的理解,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发展和超越了朱子之学,成为当时朱子易学研究的重镇。蔡清的易学观在明代乃至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南北朝经学异同与社会政治

本文指出:虽然南北朝经学所宗经说不同,但均以特重《礼》、《易》而异于汉和宋。于《礼》,南朝经学重《丧服》,以强调亲疏等级观念;北朝经学则重《周官》,以裨北朝统治者开国立基。于《易》,南朝经学重在义理研究,以满足门第士族智力上的需求;北朝经学则承东汉谶纬之学,以助胡族统治者的设计行事。总之,北朝经学是为现实政治和帝王服务的学问,南朝经学则是为门第服务的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