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实践与马克思主义传播体系构建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高速发展和广泛应用,马克思主义传播开始进入"E-science"时代。当前不断涌现出的新媒体不仅改变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中传者和受者之间的关系,颠覆了大众媒体传统的传播模式和内容生产方式,而且给人类传播活动及生存方式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和影响,也给作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主体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提供了新的平台与渠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借助新媒体技术发展的先进成果,通过现代新媒体技术下传播体系的立体构建,将进一步彰显新媒体实践的民族品格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传播的中国特色。     

浅析少数民族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与民族文化传播

媒介技术的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剧,使传统民族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传播主体的媒介素养成为衡量民族文化传播质量和效果的重要尺度。作为民族地区民族文化的传播主体,尤其是在当前多元文化传播背景下的全新媒介信息环境中,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整体媒介素养就成为了民族文化能否更好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关键因素,大学生媒体素养的高低决定其在新传播秩序中的地位和将来的状况,决定着整个少数民族群体媒介素养的提高以及传统民族文化的传播与发展。     

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的民族融合和维吾尔族的形成与发展

8—11世纪，因大批操突厥族语言的民族部落南下，以及回鹤的西迁和伊斯兰教在新疆的传播。进而与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的原住居民融合，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近代维吾尔族，新疆的民族构成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学术界，人们一般将这一民族融合的过程称为回鹘化和伊斯兰化。是维吾尔族形成、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演绎历程——从十八大看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逻辑主线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译介、传播和发展的百年历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百年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在中国场域和动态时空中得到与时俱进的运用,马克思主义具有了中国民族的特征、时代的特色和实践的特点。中国共产党人紧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条逻辑主线,形成了一系列理论创新成果,不断保持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先进性,使中国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机契合,在良性互动中共同发展。党的十八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和理论体系)作了系统阐述,更加坚定理论自信、坚持理论创新。     

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的民族融合和维吾尔族的形成与发展

史前时期,居住在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的居民,主要是操印欧语系语言的塞人、月氏人或吐火罗人,他们属欧罗巴人种。汉唐时期,匈奴人、汉人、羌人、高车、突厥、吐蕃人等,先后进入塔里木盆地的边缘地区,不可避免地与之发生民族间的同化和融合,但该地区的民族构成和分布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八九世纪及其以后,随着大批操突厥语族语言的民族部落南下,以及回鹘的西迁和伊斯兰教在新疆的传播,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的居民开始了回鹘化和伊斯兰化的进程。经过六七个世纪的融合发展,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在政治、经济、语言、文化和宗教诸方面逐渐统一,该地区居民的回鹘化和伊斯兰化最终完成。于是,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近代维吾尔族形成了。     

21世纪我国少数民族影视对民族文化的传播分析

文章对新时期我国少数民族影视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从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对象和传播效果五个方面进行分析,得出新世纪少数民族影视在传播民族文化中面临的四大困境：影视体制机制决定民族文化传播的内容,少数民族影视对民族文化的传播有局限性,影视传播的民族文化内容受多种因素制约,受众数量直接决定少数民族影视的传播效果。提出新世纪少数民族影视对民族文化传播,国家应从政策上加大对少数民族影视的扶持力度,少数民族影视所传播的民族文化应与时代发展紧密结合,少数民族电影创作应避免模式化倾向,同时,要增强少数民族影视的商品意识。     

日本儒学本土化历程及特色

从日本社会对儒学的认知和实践看,日本儒学可以划分为对中国儒学的全面接受和儒学本土化过程的两大阶段.随着汉字、汉文化的东进,儒学以大化改新为标志在日本得到全面认同和接受,在日本列岛上扎根并成为日本民族重要的精神财富;经过千余年的传播与发展,儒学不断地与本土文化融合,以朱子学的出现为标志,成功地完成了日本儒学本土化的过程,成为日本民族独特的文化,孕育了日本民族独特的民族性格、民族精神和民族气节.     

日本的原始神道与宗教融合

神道教发源于日本本土，是日本民族自原始社会以来就一直秉持的宗教信仰。在其发展过程中，融合了佛、儒、道等诸多宗教文化因素，最终形成了本国独特的民族宗教。作者认为，外来宗教文化的传播以及其日本民族化，是推动神道教不断进化的动力，也可以说，神道教是在与外来思想文化的碰撞、融合之中，逐渐丰富并完善自身理论体系的。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研究述要

马克思主义是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在我国的传播过程中不断与我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 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历程可以分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革命时期、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以及新时代五个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马克思主义得到了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是指导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主流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加强传播主体和传播受众两支队伍建设、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传播方式,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     

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疆少数民族文化浅探

市场经济为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市场经济的发展拓宽了各民族间交往的渠道,为民族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经济全球化为新疆少数民族文化的多元发展提供了机遇;市场经济促进新疆民族旅游业的发展,民族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发和保护.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及其当代启示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思想基础和文化基础。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传播是因为无产阶级的成长壮大以及新文化运动带来的思想启蒙。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地激发了先进知识分子的革命热情。他们通过创办报刊,组织社团,深入人民群众中去,积极探索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人民解放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提供了宝贵财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带来了重要启迪。     

构建传播空间命运共同体：中国体育跨文化传播的空间伦理诉求及应然逻辑

体育承载着民族复兴和国家强盛的神圣使命。然而,在体育全球化与媒介化的大趋势下,西方体育强国凭借其强大的资本和媒介优势基本垄断了体育国际话语权,挤压了中国等非西方国家体育文化传播空间。因此,构建“传播空间命运共同体”,争取一个公平正义的全球传播环境,成为中国推动全球传播空间治理的伦理诉求。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体育跨文化传播的应然逻辑在于形成一系列良性互动关系,即处理好体育文化“走出去”与“引进来”的关系、竞争与合作的关系、建构自我话语权与尊重他者话语权的关系、价值逻辑与情感逻辑的关系,促进各国民族国家体育文化和谐共生、美美与共。     

大众传媒在民族地区农村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随着民族地区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大众传媒在农村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大众传媒在传播信息的同时,客观上传递着一种价值观念,成为现代政治社会化的重要渠道.在农村的政治生活中,大众传媒作为政治传播的重要工具,是农民实现政治参与的重要渠道.但民族地区的大众传播现状决定了大众传媒必须符合农村实际才能促进新形势下媒体为农传播宗旨的实现.     

数字技术背景下民族文化的传播路径及困境分析

随着现代社会进程的加快，民族地区人们的生活方式正在发生急速变化，千百年积淀下来的传统文化正逐渐地或部分地失去它生存与繁荣的土壤，大批有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的文化遗产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造成了不可挽救的损失。多媒体数字技术为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开放和交流的平台。然而，在全球数字技术背景下，民族地区的文化传播仍然存在信息平台建设滞后、产业链条薄弱、信息传播不畅、认知壁垒过多等问题。本文从民族文化在数字技术背景下的传播路径及现实困境入手，就如何运用数字传播技术为民族文化服务作了探析和说明，以求为民族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基于受传机理的跨域传播研究——以广西对东盟的传播为视角

由于民族文化、意识形态、地区经济发展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广西对东盟的传播内容在参与性、互动性和语境性等方面都存在障碍。可通过丰富对东盟的传播内容,发挥广西媒体的议程建构及涵化功能,注重文化商业性和商业文化性的传播策略,强化广西对东盟信息传播的导向,加强对东盟传播内容及效果的评估与监控等策略,构建广西与东盟交流合作的桥梁,为广西与东盟地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服务,实现我国与东盟的双赢。     

明清时期中甸民族迁徙与融合初探

明清时期随着木氏土司在滇西北统治地位的确立及其扩张,纳西、白、彝、汉、傈僳等少数民族开始移入中甸,使生存环境较恶劣的中甸藏区的民族结构发生了重大改变,各民族在生存及开发中甸的过程中,相互经历了民族间的融合和独立发展的历程,不同时期发生的纳西化、藏化、汉化等的融合趋势及各民族相互交融、共同促进、同中存异的发展趋势,奠定了中甸近现代民族分布的格局。     

全球化境域中的文化多元性问题分析

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发端于先进国家的现代文明向后发民族(或国家)传播,必然与后发民族(或国家)传统的价值观、政治理念、社会运行模式及其所代表的利益群体等文明要素发生冲突,甚至引发战争;从文化发生和发展的规律层面分析,现代文明的传播既是在包容和吸纳后发民族传播文化的过程中实现的,亦是经过后发民族的文化“过滤”完成的,因此,人类文明的发展只能呈现为全球现代化这一总趋势与体现这一趋势的不同具体表现形式(即有特殊内涵的地域文化或民族文化)之间相互依存的状态,即人类文化一体多元格局,而非一元化发展趋势;人类文明一体多元格局在国际社会生活中有其不可低估的价值。     

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中国化六十年

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部分。它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基本原理应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民族问题的实际，使二者正确结合的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继承、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过程。这一过程在新中国六十年的历史中，经历了曲折后进入成熟时期，并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成为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和工作方针。     

琼文化元素在西南地区族际传播管窥

巨鸟崇拜存在于世界各地的很多民族文化当中,青藏高原的琼鸟文化就是其中之一。随着象雄文明的东向传播,琼文化元素不仅在藏文文献中随处可见,东巴文献和韩规文献中也能够找到这种巨鸟崇拜的影子。而且通过对藏文、东巴、韩规三种不同文献中的琼文化进行比较和分析可知,琼鸟作为古象雄的一个文化元素,在上述三个文化传统中有着相似的文化呈现。象雄文明琼鸟文化的东向传播,应该与公元7世纪吐蕃征服象雄和公元8世纪吐蕃灭苯导致大量苯教徒逃难和东向迁徙的历史事件有关。中国多民族之间的交流不仅存在于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而且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同样为增进文化共识,促进民族团结作出了重要贡献,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中国当前的民族问题与发展趋势

中国当前的民族问题主要包括民族自身发展问题、民族与国家的关系问题、民族间的关系问题、少数民族社会发展问题以及民族政策过程问题等方面。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的民族问题呈现出民族问题性质转向、民族问题实践逻辑转向和民族问题空间维度转向三个发展趋势。继续深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包括三个主要原则,即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方向、强化国家意识、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大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