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公共文化领域在建构国家认同过程中的功能与作用

1840年鸦片战争以降,中国开启了近代国家转型的艰难进程。这一转型过程在国家形态上体现为近代民主共和政治体制的建立,但其内涵却是中国社会的精英阶层对近代国家认同的建构过程。报刊、电影院、剧院、图书馆、博物馆、公园等公共文化场所的兴建及各类文化组织的创办和成长,逐步形成了近代中国的公共文化领域,由此改变了中国社会的知识生产和信息传播的方式。知识分子群体及精英阶层在公共文化领域不断讨论西方现代国家代议制、公民权利、民主宪政等概念,并通过报刊论战、集会辩论等形式讨论西方与中国国家形态的差异、国家体制与民族富强的关系,通过公共文化领域的公共传播机制,沟通社会各个阶层,并培育市民社会,逐步建立起以现代民主宪政为基础的近代国家认同。这为古老中华民族从中古国家转入近代国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前提。     

宪政模式转型与近代英国崛起

中世纪英国的宪政模式是司法型的,国王权力在司法领域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在政治领域却不受限制.而伴随着近代早期英国国王所代表的行政权力强大,司法领域越来越难以约束和规范国王的权力.最终,英国通过将中世纪司法机构的议会改造成近代立法机构的议会,来实施对国王行政权力的政治规范和约束,并完成了代议制型宪政模式建构.司法型宪政模式向代议制型宪政模式的转变,标识了近代英国宪政模式的转型.宪政模式转型完善了英国市场经济体制,从而也就为近代英国的崛起奠定了体制基础.     

政治文明、现代国家与宪政建设

政治文明与宪政建设密切相关。文明化是公共权力运行的内在要求,是政治的内在属性;现代宪政建设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标志和制度性保障。现代宪政建设不仅是制订宪法,更是实践宪法。各国政治文明发展水平的差距实际上也是宪法实践程度的差别。因此,宪政文明建设除了要考虑到现代政治文明的普遍性原则外,还要照顾到各国的国情。就中国来说,宪政文明建设包括国家宪政化、政党宪政化以及社会宪政化三个方面,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可偏废。     

市民社会:民主政治发展的基础和动力

市民社会能够促进市场经济的成熟和完善 ,创造政治民主化的文化、社会和组织条件 ,推动宪政法治国家的建立与发展 ,为政治权力分立、政治结构分化和政治体系的持续稳定奠定牢固的基础。因此 ,市民社会是市场经济的政治发展要求转化为现实必不可少的中介 ,构成了西方政治发展最根本的推动力。发展中国家同样需要一个符合本国特点的成熟的市民社会来推动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     

从封建王权思想到国家主权理论——近代西方国家权力观念溯源

“国家权力”思想是近代西方国家理论的重要内容。为了保障个人权利,国家权力既是有限的和相对的,同时必须也是具有权威性和有效性的绝对权力。国家权力的这种内在张力是它的基本特征。近代西方国家的这种权力观可以追溯到中世纪西欧的封建二维王权思想。本文试图以封建王权思想的内在机理为起点,考察政治权力思想从国王的权力到国家主权的演变过程,并揭示国家权力的绝对性与相对性是国家理论体系中的根本问题。     

近代英法美三国宪政民主制成败原因考——以社会结社为视阈

影响近代英法美三国政体发展不同的一个关键因素是,社会结社在三国发展的分殊流变,以及由此带来的法律与权力关系样态的变化.近代英国宪政民主制的成功,得益于英国自中世纪以来一直存续和坚守了社会结社、多元权力共存结构和法律至上传统,即使代议制民主的出现也没有改变此格局;近代法国宪政民主制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源于中世纪晚期以来社会结社受毁,最终引发了单一权力中心的权力至上强化和法律至上传统的丧失;近代美国宪政民主制的成功,受益于继受和发展了其殖民母国--英国的社会结社、多元权力共存结构和法律至上传统.社会结社视阈下考察近代英法美三国宪政民主制的成败原因,具有事半功倍效果.     

论我国公法体系的结构与变迁——从国家权力至上迈向人权保障

中国的国情与西方国家不同,西方国家依靠市民社会强大的自治能力和个人自由观念的深入可以有效地制约国家权力,构建法治体制。中国市民社会尚未形成,国家权力极为强大,通过主动限制国家权力,将国家权力纳入法治轨道是中国宪政形成的主要途径。因此,如何科学地对待中国公法体系,通过改革公法体制来限制政府权力并保障公民权利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从中国的实践出发,总结了我国20多年来公法的发展历程,认为我国公法的改革正在逐步实现由国家权力至上向人权保障的目标。     

宪政的社会根基——市民社会维度分析

从市民社会的词源、特征和历史演变来看, 市民社会与民主宪政和法治精神紧密联系在一起.市民社会培育了宪政文化, 孕育了法治精神, 形成了社会权力, 消解了国家压力.因此, 宪政与法治的实现离不开市民社会的培育和成熟.     

完善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若干思考

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完善的理论研究并未形成较为科学而成熟的解证框架。严格而言 ,完善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既应符合我国社会民主化对政治发展的内在要求 ,也应符合以代议制为轴心的宪政民主的基本规律。基于民主宪政体制关于代议机关权力之正当性和有限性的普遍诉求 ,从赋权与限权两个角度 ,可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完善作出新的探讨     

找回政治——试析波齐的国家理论

波齐在其代表作《国家》一书中,深刻揭示了当代西方国家的困境,即“政治权力的异化”.为解决该难题,波齐首先回顾了西方现代国家的成功之道,指出一个“公共领域”的存在是现代国家完成“向上集权”与“驯化权力”的关键.而当代西方国家,由于官僚政治的泛滥、政党代议功能的削弱,以及自由民主社会的“去政治化”,严重破坏了“公共领域”,致使国家与社会之间不断脱节、国家向前现代化状态倒退,产生西方国家危机.为扭转颓势,必须利用大众媒体的力量和公开政治过程,重建公共领域,找回政治.     

马克思的公共性思想:超越市民社会与国家

马克思的公共性思想广义上包括公共存在和公共意识两方面,其出场的历史语境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二元对立,而马克思通过对市民社会的解剖所探寻到的"自由人联合体"这一内蕴着公共性思想的"公共存在"则历史地超越了两者之间的内在分裂,实现了个体与类、个人与社会的真正统一;同时马克思立足于扬弃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二元对立基础上的"公共意识"则逻辑地扬弃了作为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意识形态表征的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彼此对立,消解了这一此消彼长的"意识形态幻象"。可以说,马克思的公共性思想在双重意义上超越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对立。     

西方法律职业的历史变迁--从国家与社会分离的视角分析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相对分离并至二元分立的互动发展过程,孕育了西方法治秩序形成的基础,同时也使西方法律职业向现代转型成为历史的必然诉求.本文立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发展变化,分析在国家与社会相对分离过程中,西方法律职业内在和外在的种种变化.试图以此说明现代社会中的法律职业是国家和社会相对分离并至二元分立状态下的产物,以及法律职业在国家重建和市民社会自主化运动中所引发的权力与权利的界分、冲突和整合等方面的关键作用.     

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共财政管理理念及其启示

在西方国家成熟的市场经济和代议制民主制度下,西方发达国家运用管理组织理论,且以公共管理的范式构建公共财政管理体系,并通过这种方式提高财政管理能力和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本文借鉴西方公共管理理念,从财政组织管理、财政决策管理、财政职能管理、财政信息管理四个角度探讨西方发达国家财政管理对我国公共财政管理的启示。本文针对当前我国财政管理存在的问题,构建我国财政管理框架,并提出了完善我国公共财政管理的若干建议。     

公共领域的分析性意蕴及其政治哲学意义

从政治哲学视域来看,公共领域是一个在与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相对关系中获得其规定性的关系性范畴。一方面,作为依托于市民社会又与之存在交叉关系的概念,公共领域与政治国家相对应并从市民社会中获得其规定性;另一方面,作为不同于市民社会的范畴,公共领域源于民族国家并从政治国家中获得其规定性。所以,从分析性意蕴来看,我们既不能把它简单地化约到市民社会之中,也不能将它化约到政治国家之中,而要看作存在于二者之间和之中的一个分析性的中介性关系存在。其本质特征是公共性。     

西方市民社会孕育过程对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启示

西方市民社会孕育的背景--权力高度分散化、多元化、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异质性,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权力的高度集中化、单一化、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同质性,几乎是背道而驰.西方市民社会似乎更多的彰显的是历史的特殊性,但是,历史的发展到底有没有共性?有没有共同的规律可以遵循?发展的道路可以有千差万别,但是人类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民主社会的发展,却是一个不能够逾越的历史趋势.早发的现代化国家都可以成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参照物,具有历史的启发意义.     

从宪政维度看孙中山民权主义的价值取向

学术界一般认为孙中山有一套成系统的宪政思想,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孙中山在思考中国问题时确实常常涉及宪政问题,但完整意义上的宪政思想在孙中山那里并不具备,即使是以“宪政”为旨归的民权主义也并未严格遵循宪政理论的内在逻辑。一主权是与国家权力来源及其归属密切相关的政治概念。主权归谁所有,主权在君还是在民,这是近代西方思想家们争论的一个重大问题。孙中山毫无疑问是一位坚定的主权在民论者。早在1894年兴中会成立之时,孙中山就明确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政治宣言,主张以一个美利坚合众国式的民主共和政府…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中国发展与实践

马克思通过对19世纪市民社会的研究发现,人与人的关系在物质交往中发生了异化,市民社会成为有产者对无产者剥削和压迫的资产阶级社会,必将被"自由人的联合体"所取代。当前,中国的民间社会正在形成。与西方的市民社会相比,中国的民间社会有着自己的生成机制和逻辑功能,由于社会制度的差异,二者有本质的不同。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社会的功能由批判向建设转向。基于我国政府与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公民参与公共生活可以有效地影响或决定国家政策走向,争取公民多元利益的实现,同时民间社会也是防止政府公共权力异化的强大监督力量。通过培养公民意识、提高公民素质、增强民间组织的自治性,可以促进民间社会健康发展。     

西方市民社会理论模式论析——以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为主线

概览西方市民社会理论的历史演变,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是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正是基于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西方市民社会理论可划分为古典主义的、近代自由主义的、现代国家主义的以及当代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市民社会理论等六大模式。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市民社会的基本原理对之加以审视,可以为理解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新型关系提供一种维度,从而对科学把握中国特色市民社会有所助益。     

宪政问题

宪政是植根于西方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一种理念、制度和政治实践，尽管在历史传统、社会矛盾和权力结构各异的不同西方国家，人们对宪政的理解各不相同。中国共产党人同样不能回避宪政问题，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一文中指出：“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世界上历来的宪政，不论是英国、法国、美国，或者是苏联，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     

突发公共事件与政府应对原则

政府对突发公共事件管理是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在宪政和公共应急法制的框架下行使政府公共紧急权力,是对常规民主法制在处理威胁国家和社会生存的紧急情况时内在局限性的一种补充与完善,是现代宪政与行政法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对突发公共事件管理具有极大的公益目的,应当最大程度地保护危机状态下的公民权利,尽快消除危机,恢复社会正常秩序,因而行政紧急权具有不同于常态下的内容,紧急权力的行使遵循有别于常态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