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良政"走向"善治"——一种社会理论的检视

"良政"是精英政治、集权体制与动员型民主相结合的产物;"善治"就是公共利益普遍代表性或治理绩效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或模式,它是在政府与公民相互信赖的基础上,对公共生活的有效合作管理.依据"善治"的10条标准,社会治理要达到"善治"的境界任重而道远,国内外政治社会环境充分证实了这一点,但我们可以将其作为一种人类社会和谐的美好愿景去追求.为了社会和谐与善治的目标,政府应当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回应公民需求以解决"民本"问题;充分赋权于民以解决"民权"问题;保证最大限度的民众利益代表性以解决"民生"问题;通过与民间更多合作形成政府主导的多元化均衡治理格局以解决"民享"问题.     

“还社会于民”与社会基础秩序的建构

"还社会于民"作为社会改革的重要任务,是走向更加和谐的社会必须建构的社会运行体制。其从静态上看是一个"以人为本,社会中心和权力多元化"的社会权利架构和管理制度,从动态上看是一个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权利不断回归社会公众,以及国家(政府)、社会公众之间在公共事务管理上不断互动的过程。当前"还社会于民"这一权利架构和制度模式的建构始终面临着一些社会基础秩序问题。因此,建立和完善民间组织制度、发展经济民主、积聚社会资本、推进基层政府在社会管理中"治理(善治)"制度的建立对于推进这一权利架构和制度模式的建构至关重要。     

新型社会治理格局下地方政府公共关系构建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地方政府是落实党的各项发展政策的主体,也是直面基层社会治理问题的重要单位。新媒体广泛普及、人民政治参与意识的提升、构建智慧型政府等要求对地方政府公共关系提出了挑战。地方政府公共关系构建到我国治理体系的完善,因此,在新型社会治理格局下应该进一步推动增强政府的服务功能,扩大沟通和交流渠道,加强相关舆情管理,调动公众参与,重构地方政府关系,增强基层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效能,为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水平提供保障。     

社会治理结构的进化与社会工作的服务型治理

社会治理是社会管理的深化。作为政府管理社会系统的新探索,社会治理是政府自我完善的过程,也是社会管理系统的进化过程。可以用新社会进化论理论分析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社会工作在参与社会治理中可以在四个方面发挥协同作用,社会工作的参与治理是服务型治理。政府在社会治理系统创新中吸纳着作为新的社会制度和结构的社会工作,也存在着张力,这来自于政府与社会工作一定程度的目标差异、二者之间的非平等关系、地方政府潜在的维稳思维。作为新社会进化的社会治理体制的形成,还需要政府与社会在价值普遍性方面做出努力。     

环境治理悖论中的地方政府与公民社会:一个智猪博弈的模型

智猪博弈模型提供了一个地方政府与公民社会协同治理环境的行动逻辑。以"智猪博弈"模型讨论作为博弈参与人的地方政府和公民社会的环境治理偏好,可以清晰地描述地方政府与公民社会的环保行动逻辑,解释政治晋升锦标赛制度语境下的环境治理悖论。依据博弈"规则制导"的核心启示,破解环境治理悖论需要以"放权"和"赋权"的两手,以位移制度开关设置和扩大预期制度红利增量的协同性制度变迁,督促地方政府和公民社会从"等待"走向环境治理的"行动"。     

基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下的“黑车”治理方式探析

在政府以“堵”为首要原则治理“黑车”、“黑车”司机倾向于结成利益集团、对“黑车”司机缺乏制度保障等条件作用下,“黑车”司机难以享受国家关于保障民生的好处,政府和“黑车”司机之间社会资本不足,导致“黑车”治理更加困难。重视黑车司机本身能动性、培育能够促进政府和“黑车”司机间良性互动的中间社会团体、完善相关制度保障机制等方式是提高政府与“黑车”司机之间社会资本存量、解决“黑车”难题的根本办法。     

社会公正：政府社会管理创新的核心价值取向及其实现

实现和维护社会公正是政府社会管理的首要职责和核心目标。妥善解决社会公正问题,已成为当前社会管理的首要任务。政府在现代社会管理创新中必须坚守社会公正这一核心价值取向,重塑现代政府社会管理公正观;构建动力系统与公正系统相结合的现代社会治理系统;建立和完善维护社会公正的现代社会善治结构;推进以服务、责任、法治、廉政为核心理念的公正政府建设;注重建设和实施维护社会公正的社会政策和制度。     

地方政府为何会推进举报式执法？

举报式执法因其兼具工具价值和民主价值,被地方政府在社会管理时所选择应用。我国地方政府在举报式执法手段的选择与治理方式方面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性,以150787份通过公民举报而推进的行政处罚案件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中国各地区2015—2021年的面板数据进行测算与研究发现,地方财力、地方执法压力以及公众参与需求,是地方政府选择与公众进行合作、采取举报式执法治理手段的重要考量因素。此外,地方举报制度建设能够显著促进地方政府选择举报式执法,并提高合作治理程度。在下一阶段的中国社会治理改革中,地方政府应建立科学的举报奖励制度,促进政社合作,以举报式执法之优势缓解行政资源匮乏与政府信息不对称的治理问题。     

提升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研究

建设服务型政府关系着国家安定、人民团结、社会和谐的大局,当前我国基层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总量不足、供给结构失衡、供给效率低下,这是本文探索提升基层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立足点。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建设由于存在着服务理念与传统官民文化、社会建设的隐性与政绩考核指标、服务型政府的公共性与政府自利性、改善民生所需与财政资金短缺、为群众服务的要求与对上负责体制这五对冲突而陷入困境。为弥补基层政府社会治理中服务性的缺失,需要通过树立正确的社会治理理念,增加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转变基层政府的治理方式,健全基层政府的治理机制这四个方面来提升基层政府的服务能力。     

地方政府社会治理新常态初探

地方政府社会治理新常态是指以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为根本目标,以其自身为主导,鼓励多元主体参与,运用多样化治理手段,从而达到满足公众需求、化解社会矛盾、改善民生、实现社会有序运转的状态。其应以治理理念善治化、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方式法治化为基本特征。应以明确主体关系的系统治理、提出规制系统的综合治理、提供基础保障的依法治理、标明标本关系的源头治理为建构路径,以"四个治理"全面推进社会治理创新,进而实现社会治理的新常态。     

社会进步与社会矛盾:民国成都现代卫生管理中的官民冲突

民国时期,成都引入了一些带有现代色彩的城市卫生管理,如治理环境卫生及开办自来水厂,这些有利民生的管理项目也是舆论一直呼吁政府应有所作为的地方。然而,在执行的过程中,这些管理项目却受到怠慢甚至抵制,并引发了大量的官民摩擦。这种合乎民意的社会进步所诱发的社会矛盾在转型社会中普遍存在,它昭示出现代化转型在公共管理层面上的复杂效应。     

中央与地方政府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博弈治理研究

将"治理"理论引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实施过程中,对于协调中央与地方政府利益冲突与博弈,实现公平、有效配置土地资源具有重要意义。阐述"治理"理论内涵,探讨中央与地方政府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博弈治理的实质。概述我国第一、二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实施概况及存在的不足,总结国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制度失灵产生的弊端。进一步从国家土地管理中央与地方政府"委托—代理"关系角度,构建二者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过程中利益矛盾的博弈模型,分析出中央与地方政府博弈导致国家土地利用规划制度失灵根源。在此基础上,从统一规划公共治理目标、公民社会网络治理、市场配置土地资源功能、财政体制改革、监督与惩罚机制建设等五方面,提出中央与地方政府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博弈治理的对策建议。     

数字政府空间的协同价值共创：识别与实现

数字政府空间是数字政府治理的要素和公共需求表达在虚拟数字空间的表现形式,其中包含了以“政-企-民”互动为表征形式进行公共价值创造、表达与输出的过程与结构。作为公共价值子集“治理能力提升”的一种表现形式,协同价值识别是对协同效能提升程度的考察,体现为社会组织、数字企业家、公众对公平协作、互信空间、赋权合法性和主体伙伴关系建构的共同期望,包括主体构成、互动关系、权利结构与系统情境四个主要维度。识别和定义协同价值不仅揭示了数字政府空间治理“共识导向”的公共价值建构过程,也阐明了协同价值共创是多元主体合作关系谱系重构、技术深度融合和制度全面创新的结果。文章结合数字政府空间的治理场景,以价值共创为理念内核,构建了以“政-企-民”三元互动为核心,以赋权、赋能及确权为动能的数字政府空间协同价值实现路径,借以重构协同价值表达、发现及实现的空间网络逻辑。     

政府改革引致的社会中介

政府治理模式的最新转变表现为"善治"的出现。善治实际上是国家的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在我国具体表现为政府权力向社会中介的分化。社会中介是政府与社会的联结纽带。社会中介的发展是政府职能转变的土壤。政府职能转变是社会中介发展壮大的推进器。我国的社会中介行业已成为政府管理社会事务的重要手段之一,在维护经济秩序、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社会组织形成与发展中的政府角色

随着我国社会组织数量的激增,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成为制约社会组织发展质量的关键因素。社会组织既是创新社会治理的主体之一,其快速发展本身也被当作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在社会治理创新过程中,政府毫无疑问扮演着主导者的角色,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也应该主导社会组织的组建。政府过于积极地主导、甚至"操办"社会组织的组建将会违背社会组织发展以及社会治理创新的初衷,也不利于政府自身的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政府不应该是社会组织组建的主导者,而应该是社会组织形成与发展的引导者。     

汕头创建文明城市中社会组织参与研究——基于政府失灵与志愿失灵的比较视角

文明城市创建的"复合型事业"本质决定了社会组织参与的必要性。以汕头市社会组织在交通志愿服务中的参与为研究对象,基于政府失灵与志愿失灵的理论比较视角,社会组织怎样参与交通整治?参与过程折射出怎样的地方政社关系?如何让社会组织在创文中发挥更大作用?从政府对政社关系的认知、创文动员架构及政社互动过程来看,社会组织仅被看作是"填缝剂",始终处于被领导的地位。鉴于创文运动式治理模式及地方社会治理的"沙漏型"结构所隐含的治理困境,地方政府应进一步认清社会组织的作用,在制度安排和机制设计上为其提供发展空间,从而使文明城市创建事业顺利进行下去。     

确立社会治理的三维视阈

笔者从制度、体制、机制的三维视阈,提出社会治理变革的本质在于使公共利益最大化,实现社会治理过程的民主化,从强制型管理为主转向强制型管理与自治管理并举的状态;在社会治理的制度方面应把握责任的"度",政府权力的下放、社会协同治理方式的实施都应该建立相应的政策法规依据;在社会治理的体制改革中,政府需通过政策与法规的制度化手段,组织、动员、协同、监督非政府组织承担管理责任;在社会治理机制构建中,由于对非政府组织和民众参与社会治理所拥有的权力与义务缺乏明确的规定,使社会的治理与监督机制未能真正建立起来;因缺乏合理的制度性社会评价指标,因而未能建立有效的社会监控机制;由于对虚拟社会缺乏必要的制度化规范和相应的组织管理体制,因而虚拟社会的治理机制尚未健全;为此,社会治理主体应确立社会治理制度、体制和机制的三维眼界与境界,建立结构与功能统一、社会与经济、政治、文化相协调的社会治理制度;理顺社会治理体制中的条块分割,设置专门的社会治理机构;构建流动人口服务、特殊人群帮教、治安综合治理、社会风险预警、社会利益诉求、社会监督调控、社会综合服务等社会治理机制。     

试析完善政府社会公共服务职能中“社会平衡度”问题

"社会平衡度"是对公共事业建设中的内、外在关系状况的总称,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主要任务就是把握好公共事业建设中的种种关系的平衡。支持以"社会平衡度"视角分析问题的理论依据是经济学上的资源配置和一般均衡理论以及行政管理理论中的公平合理原则。政府应确立以"社会平衡"为中心的发展观念和行为模式,科学定位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建立社会发展投入增长的机制,确保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平衡协调;积极培育和发展第三部门,推动"多中心主体"社会治理等方式来完善社会公共服务职能。     

长三角区域性社会突发事件治理中的地方政府协作机制分析

利益主体多元、行政区分割、绩效评估价值与区域性社会一体化的悖论以及多中心体制与合作协调的悖论等使得长三角地区的地方政府竞争呈现出较明显的无序状态,由此导致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而形成行政区个体,区域性社会突发事件治理资源得不到最优配置。文章分析了长三角区域公共合作关系、区域公共政策协调、区域公共治理合作主体、区域性社会安全构建的社会基础和可行性策略,指出,社会性突发事件治理中长三角地方政府协作机制关键在于区域性社会一体化,区域内的利益冲突应该让位于区域性社会发展大局。     

双向嵌入:社会组织精准扶贫的策略研究——以S市政府购买社工服务扶贫为例

近几年,随着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兴起和社会组织在地方治理中的作用不断提升,用社会组织解决贫困问题成为专家学者争论的焦点。目前政府在精准扶贫过程中,由于专业性不强、能力有限等原因,造成于扶贫人口的识别不足、资源利用不当、专业性不强等现状,而社会组织的专业能力正好可以弥补政府的不足,因此社会组织参与扶贫成为必然。本文以S市政府购买扶贫服务为例,从"嵌入"视角出发,面对我国本土社会组织发展处于初级阶段,在造血能力不足、专业性有待提高的现状下,一方面通过制度嵌入和关系嵌入路径,获取合法地位和资源支持等。另一方面,通过关系嵌入、认知嵌入和资源嵌入等形成互动逻辑嵌入到扶贫地区中,以期达到精准扶贫。这种"双向嵌入"的模式,为我国精准扶贫工作提供了一种新型策略,有利于提高我国精准扶贫工作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