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氏何人受宫刑？

丞相袁太冲同两位官宦在客厅闲坐良久．一位官宦说：“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结缘，太美了。”另位官宦说：“受宫刑时可太痛苦了。”他把司马迁受官刑事．张冠李戴，记到司马相如头上。袁太冲闭目摇头，不无嘲讽地说：“温公听说也吓了一跳。”“温公”指司马光。“吓”什么？怕也同相如一样“受宫刑”。     

义无反顾走自己的路——记和堂村村长袁瑞

和堂村几年前还是一个毫不起眼的村庄。如今已发展成为一个以工业企业生产为龙头,农业生产相辅助的新型化农村。谁能想到,和堂村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仅仅用了短短的5年时间。那曾经废弃的厂房如今焕然一新,生产井然有序;那一条条泥泞小路变成了宽阔平坦的水泥大道,纵横交错遍布全村。小村何以有大发展,大变化?和堂村村长袁瑞告诉我们:“是不断地探索,使我们从深化改革中获得发展动力;是深化改革,使我们抓住了持续发展的机遇。” 说起和堂村村长袁瑞,他可是个新闻人物,也是个争议人物。说他是新闻人物,因为他上任这5年来创造了不凡的业绩;     

焦竑与公安三袁关系考论

焦竑是明代著名学者、思想家、文章家、藏书家。他对公安三袁产生过重大影响。是三袁接受心学的来源渠道之一。袁宏道视其为师,并且,他的文学发展观、“性灵说”影响了袁宏道的文学观。同时,他和公安派重要成员陶望龄、黄辉友善,他们之间有一段为时不短的“谈道、论学”的交往。梳理辨析他们之间的交往,有助于对公安三袁接受心学的途径、影响程度、文学观的形成过程、明代文学思想的嬗变等诸多问题的深入研究。     

以佛诠儒 返本归儒－－论袁宗道对“四书”的诠释

袁宗道是公安派中的首开风气者 ,他通过诠释“四书” ,为晚明文学思潮提供了重要的学术依凭。与李贽及袁宏道的“狂禅”气象不同 ,袁宗道诠释“四书”虽出入佛禅 ,但归本于儒。他与宏道和而不同的学术取向 ,体现了公安派文学思想的多样性。宗道的“四书”诠释 ,对张岱的《四书遇》亦有启迪     

公安派“独抒性灵”的审美内涵

公安派是晚明文坛反对复古,力主革新的一个重要文学流派。其倡导者是湖北公安的袁宗道(伯修)、袁宏道(中郎)和袁中道(小修)三兄弟,故世称“公安三袁”。“独抒性灵”是公安派美学思想的核心。它是在反对前、后七子复古拟古的思潮下产生的;同时也是对李贽的“童心说”和“顺其性”说及汤显祖的“唯情”说的继承和发展。可见,“独抒性灵”是在总结当时一些进步美学思想的基础上,结合反复古主义斗争的需要加以创新发展而形成的,它是封建社会内部分化瓦解的产物,也是两种文艺观斗争的光辉成果。     

袁世凯与汤圆

1916年的元宵节,北京城内的大街小巷里到处都是卖元宵的吆喝声。袁世凯此前对元宵并不怎么了解,所以当他听到北京城里不断有“袁消,袁消”的喊声时,不由怒发冲冠。他将一位姓赵的大臣叫来,命令他立即将在北京街道上大喊“袁消”的人统统抓起来枪毙。     

略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

“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是万历年间公安派袁氏三兄弟(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的理论主张,四百年来,人们对这一理论主张品评各异,褒贬不一。然而在今天看来,仍有其闪光的价值,对今人创作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袁小修曾说:“有作始自有末流,有末流自宜有鼎革,此千古诗人之脉所以相禅于无穷者也。”(袁小修《珂雪斋文集》二)小修所论,是文学发展的一条客观规律,古今中外莫不如此。明初,三     

从未来派到无产阶级诗人

袁可嘉同志在《译林》创刊号上《谈谈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一文中,对现代派文学作品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但是他说:“有些现代派作品不仅没有毒,还有益,例如属于未来派的马雅可夫斯基的革命诗篇。”他把马雅可夫斯基不分前期后期都划为未来派。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     

袁崇焕诞辰四百三十年祭

明末杰出的军事家袁崇焕。是一位堪与岳飞齐名的民族英雄,后世人尊称他为“袁督师”、“袁大将军”。万历十二年甲申（1584年）诞生于广东省东莞县,崇祯三年庚午（1630年）蒙冤死于北京,今年是他诞辰430周年。     

“拯救”与“背叛”--《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再解读

《绿化树》与《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以人性最基本的构成部分食、性为透视角度,对主人公知识分子章永璘在苦难、饥馑的压迫下与非人的政治炼狱中,在本能驱动下真实的灵魂波动及人性堕落、精神毁损的悲剧进行了细致剖析。在“落难”这一特殊的生命情境中,“洛神”式的人物马缨花、黄香久对他进行了灵与肉的双重拯救,可知识分子的文化优越感和精神本能,又使他在重获新生后,必然会背叛他的“洛神”,去追求更高远的境界。这有关“拯救”与“背叛”的“阴暗记忆”,再现了时代重轭之下一代人的命运图景,勾勒了中国当代“落难精英”的历史剪影。     

王阳明“大人”思想及四个陷阱

王阳明一生追求“大人”之学,“大人”就是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之人,“大人”之学也是良知之学。“大人”无论在本体论、认识论还是道德论上都有其高明之处。有“大人”就有小人,孔孟的大小之辨是在道术分离的前提下提出的,相对宽容一些;阳明的大小之辨是在道一统前提下展开的,比较严格。阳明的大小之辨在严格的同时还有自我颠覆的倾向,这就使其保持着开放性。最后将揭示“大人”之学隐含的四个陷阱:没有良好制度保证的良知“大人”,将是空中楼阁;良知心学不是现代自由主义,不能带来现代的自由平等;对良知“大人”的不当追求可能导致道德绑架;大小之对立会人为地制造分裂和敌对。     

元代文人刘诜的文论思想

元代庐陵文人刘诜的文学成就突出,其文论思想很具个性特色。刘诜提倡学古,又讲求新变,其个性追求中有文学求真的精神。他讲求“心”性与“道”“理”结合,这又要求文人具有很高的文学素养。他追求“清”“和”的美学理想,他所说的“清气”“和气”具有特殊内涵,是内奇杰而外清和。刘诜的个性求真和对文学精品的追求,最后还是回归和落实到在素朴幽奇之境中所进行的个体心灵体悟和感味。     

丰子恺皈依佛教的文化背景和心理因素

近代以降,中国佛学由出世向入世转向,对丰子恺的精神生活发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对无常之恸的深刻体悟与慧解,是丰子恺皈依佛教最直接的心理动因。如果说丰子恺隐晦地认为"宗教是对人的终极关怀",那么,毋宁说他是由"终极关怀"而走向宗教的。丰子恺的生活方式是隐逸性的,其内心深处与世不谐的疏离感,也驱使他逃避世俗,亲近佛教。青年时期的人文环境以及师友间的交往,对其佛教心理起着重要的暗示作用,弘一法师、夏丏尊、马一浮的影响尤甚。     

“神秘之域”的产生与消解——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的困境及其出路

受盎格鲁—萨克森和德国两种哲学传统的影响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借助语言分析的途径 ,力图为“神秘之域”求得避难之所 ,但是却造成了可说的世界与不可说的“神秘之域”的分离。其后期哲学一改前期哲学的立场 ,不再对语言进行形而上的玄思 ,而是注重考察语言的日常用法。维特根斯坦正是通过“语言游戏”说与“生活形式”论 ,抹平了可说的东西与不可说的东西的界限 ,“神秘之域”也因融入到日常生活之中而得以消解     

朱元璋与淮西功臣集团

在元末农民战争中,明太祖朱元璋起兵"淮西"地区,历经二十余载的南征北战,建立明朝,统一全国。在此期间,"淮西功臣集团"为朱元璋出谋划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立下了汗马功劳。在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后,"淮西功臣集团"被朱元璋彻底铲除。"淮西功臣集团"的兴起,发展到灭亡的过程,折射出历代开国元勋相同的发展轨迹。     

金代词家李俊民的遗民情怀

金代词家李俊民在金末元初文坛的名望仅次于元好问,一生大部分时间隐居家乡,著述繁富,但因金元间战事连绵,遗失颇多,现今存词六十九首,多反映思念故国家山的遗民情怀,受苏轼身处逆境人生哲学的影响,词人在家国之恨、身世之感的痛苦中能够明哲保身且心系＂救生灵＂＂安社稷＂的庄严使命。     

也谈“雨木冰”——与闵宗殿先生商榷

闵宗殿先生发表于《中国农史》（2002）的文章《不该多此一点——关于“雨木冰”标点的商榷》一文认为,中华书局出版的校点本《宋书》五行志和《金史》五行志中,多次记载的“雨木冰”自然现象,校点者的句读“雨,木冰”是不合理的,不该多此一点,也就是不该在“雨木冰”中间加上逗号,认为“雨”是动词,并用翔实的事例证明,“雨”作动词用时,是与后面的名词联而不分的。但考之于典籍,“雨木冰”之间应该加上逗号,只有下雨才能形成“木冰”;同时闵先生把“木冰”看成是“雾凇”的说法也是有问题的,因为这是两种不同的气象现象。     

刘基的“大一统”思想与“聚人之道”

刘基的“大一统”思想，主张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是维系统一和安定天下的保障；提出天下发展的方向是“大同”，向往各民族兼容并包、和谐共处；揭橥“大一统”的根本在于保民安民。在元末乱世，刘基深入思考长治久安的治理方略，热切追求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扶翊明朝实现了“大一统”的格局，并提出了“德者主也，政者佐也，财者使也”的一套凝聚、安定百姓的“聚人之道”。     

老舍的文化语境

老舍不仅是杰出的小说家、戏剧家 ,同时还是蜚声中外的语言艺术大师。他的文学语言精美通俗 ,风趣幽默 ,与他生长在京旗文化的环境中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老舍深得北京文化的抚育滋养 ,使得他的文学语言既有深厚的满族特质底蕴 ,又有浓郁的京味魅力 ,先天的承传 ,后天的努力 ,使老舍成为中国新文学一代幽默语言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