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从土地股份制得到什么?——以南海农村股份经济为例

国家征用农地制度遭受愈来愈多的批评,南海土地股份制则被视为发达地区农地制度选择的普遍模式,是国家征地制度改革的第三条路径。本文根据实地调查发现,尽管普遍施行土地股份制,南海农村区域发展不平衡特征明显,家庭经营和非公有制企业是农民主要的收入渠道,南海土地股份经济不仅收入渠道单一,而且农民股权收益水平低并遭遇代理人侵害。南海土地股份制的实质是以土地为主的农村资产再集体化,在中国农村强制推行土地股份制可能是得不偿失的不可逆过程。     

如何有针对性地促进农地经营权流转?——基于苏、桂、鄂、黑四省(区)99村、896户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研究基于江苏、广西、湖北、黑龙江4省(区)99个样本村、896户农户的入户调查数据,刻画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时空变动规律,并实证分析影响农地流转的关键因素。研究结果表明,2006~2013年间,农户农地流转参与率日趋上升,农户家庭劳动力特征、土地特征、资本特征、土地确权特征以及村庄环境特征中均有变量对农地流转存在显著影响,但全国层面和分省(区)影响农地流转的关键因素存在差异,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要促进农地流转健康有序地发展,必须正确处理农地流转政策的普适性和特殊性的关系。一方面,要围绕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的目标,在明晰农地集体所有权、稳定农地承包权、放活农地经营权的基础上,在全国层面上离析出影响农地流转的关键影响因素,据以制定有普适意义的农地流转政策;另一方面,又要在遵循国家农地流转方针、政策的前提下,认真分析各地影响农地流转的关键因素所在,采取契合当地实际的促进农地流转的举措,使中央农地流转政策"落地生根"。     

中国农地流转现状及其政策改进——基于江苏、广西、湖北、黑龙江四省(区)调查数据的分析

本研究利用江苏、广西、湖北和黑龙江4省(区)的调查数据评估现行农地流转政策的执行效果,探讨如何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现行农地流转政策。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政府促进农地流转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农户农地流转行为日趋活跃,促进了农地集中,增加了农民收入,农户农地流转满意度较高,农地流转基本遵循"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初步实现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和企业经营等多种经营方式的共同发展,但也存在农地流转总体水平不高、农地行政性调整时有发生、农地流转自愿程度下降、农地流转签订合同比例不高、政府引导和管理作用发挥不够等问题。因此,通过适时改革农地集体所有制;农地流转既要坚持自愿原则,又要积极发挥政府的引导和管理作用;采取明晰农地产权、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对转入土地农户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偿并有针对性地对其进行农业职业培训、在加大农业补贴发放强度的同时将农业补贴发放给粮食种植户等可以更好地促进农地流转。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产权残缺与市场流转困境:理论与政策分析

我国农地承包经营权的不完全性是现阶段农地市场发育缓慢的产权原因 ,而农地承包经营权的不完全性又与其法律属性不明确有关。不完全的农地承包经营权降低了农户农地经营收益和农地交易价格 ,提升了农地交易成本 ,降低了农地市场交易的净收益 ,最终减弱了农户的农地需求和供给。要加速我国农地市场化进程 ,就必须按物权理论规范我国农地承包经营权制度 ,通过法律制度的建设 ,从产权安排上克服我国农地市场发育的产权制度瓶颈。引言已有的大量文献曾致力于评价私有财产与共同财产制度的相对优劣性 ,这一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哈丁“公地的悲剧…     

农地股份合作制的制度经济解析

本文运用科斯的分析思路对农地股份合作制进行了制度解析。在分析农地股份合作制外部利润对当事人制度创新行为的影响以及农地股份合作制效率损失的制度规则之源基础上,作者指出,农地股份合作制的制度创新源于当事人对外部利润的追逐以及由此形成的制度创新一致同意,农地股份合作制制度规则的不完善导致了农地股份合作制的效率损失,农地股份合作制生成、发展或衰败源于外部利润和效率损失之间的对比。要推动农地股份合作制的生成和发展,就必须努力提升其外部利润、减少效率损失。     

中国农地保护:理论与政策分析

基于净收益最大为基础的土地资源利用私人最优决策与社会最优决策的不相一致是政府实施土地利用干预政策特别是农地保护政策的重要原因,但农地保护政策体系内含的不完全性往往导致政策失灵。实施积极的农地保护政策是中国政府基于现实条件的理性选择。但以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土地用途管制、农地征用管制为主要内容的农地保护政策尽管对保护我国有限的农地资源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政策目标,其原因就在于农地保护政策目标出现偏差及农地保护政策执行具有不完全性。要切实实现土地资源的社会最优配置,就必须在理顺国家经济关系的同时,采取诸如修正农地保护政策目标、完善农地保护政策执行合约、强化农地保护政策执行机制等措施。     

有偿VS无偿:产权风险下农地附加价值与农户转包方式选择

农地流转市场的滞缓问题一直是政策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亲友或熟人之间的无偿转包行为被视为农地市场发育不完全的一种表现形式。文章理论分析了影响转出户是否收取租金的因素。认为由于转出农地存在产权风险,农地未来价值越高农户越可能为了追求产权安全而选取在当期无偿转出农地。基于固定观察点的实证结果也显示:非农就业不稳定(需要农地作为未来的就业保障)和城市郊区或镇政府所在地(农地未来有转入非农增值的可能)会降低租金收取的概率。     

中国农地非农化与农地资源保护:从两难到双赢

城市化与工业化需要更多的建设用地,而现阶段建设用地的主要来源就是农地资源的非农化。对于人多地少的中国来说,农地是非常稀缺的资源,为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对农地进行保护。将农地非农化与农地资源保护由两难的境地转变为双赢的局面,对于现阶段中国经济稳定增长和农地保护政策的执行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从寻找合理农地非农化的数量出发,提出了合理的农地非农化度的概念,并将其与实际非农化过程结合起来,把现阶段农地非农化的数量细分为代价性损失、过度性损失Ⅰ和过度性损失Ⅱ。然后通过生产函数模型估计土地资源在农业和非农业部门的边际效益曲线,计算出1989~2003年间中国农地非农化的代价性损失比例为33.4%,过度性损失I比例为44.9%,过度性损失Ⅱ的比例为21.7%。结合可操作性,得到中国1989~2003年期间合理的农地非农化度应该为不超过实际非农化数量的78.3%。过度性损失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政府对土地市场价格的干预,因此文章提出为了减少农地非农化的过度性损失,应该加快完善国有土地市场体系,减少对土地价格的行政干预等政策建议。     

农户家庭农地要素流动趋势及其根源比较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乡村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生产要素的流动必然增强。在生产要素流动中 ,资金和劳动力要素流动常常最为引人关注 ,而农地作为农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生产要素 ,因其具有不可移动的固有特性以及其在农业经济发展中的特殊地位 ,所以在过去研究中对农地流动的关注相对较少。农地流动 ,一般地 ,被认为是所有者或使用者的更换。在经济相对较为落后 ,经济发展对农地依赖程度较高 ,农地常被看作是农民的命根子 ,一般地 ,这些地区农地的流动现象相对应当较少;而在经济相对较为发达 ,经济发展对农地依赖程度较低 ,土地收入在农民家庭中已退出主要收入行列 ,这些地区农地流动现象明显增强。农地流动深层次原因应当是农地要素利用比较效率。为了证明上述判断 ,本文以固定跟踪观察的农户资料为基础 ,以内地山西和沿海浙江为对象 ,对1986～2000年两地农户间农地要素流动行为进行实证分析。     

农地产权结构、生产要素效率与农业绩效

该研究围绕产权排他性,通过构建测度农地产权结构的"内容实质—主体干预—排他边界"框架,以1978~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从农业生产要素效率变化的视角回答了农地产权结构如何影响农业绩效的内在路径问题。研究结果表明:(1)改革开放以来,农户的农地产权排他性得到了有效增强,且在提升程度上按照农地收益权、农地使用权和农地处分权的次序依次递减;(2)这3项权利排他性的增强均显著正向影响了土地要素与劳动力要素对农业绩效的作用效率,但影响的变动趋势存在着一定的差异;(3)在农地使用权方面,随着农户自主决策经营农地行为的日益排他,农业生产中的土地要素和劳动力要素效率均受到了正向的显著影响,但影响幅度却在逐渐降低;(4)而在农地收益权方面,随着农户独享产出收益行为排他性的增强,土地要素效率受到了持续增强的正向显著影响,但劳动力要素效率却受到了持续弱化的正向显著影响;(5)最后在农地处分权方面,随着农户自由处置农地行为排他性的增强,土地要素和劳动力要素效率均受到了持续增强的正向显著影响。据此,文章最后从农业生产要素效率变动的角度,简要讨论了农地产权管制的"合理界定"与"失当干预"问题,并提出了加强农地产权保护,增强农户产权排他性,推进农地处分权改革,以及从要素效率角度注重不同权利及政策之间相互协调等方面的政策建议。     

农地资源资产流转中经济成本研究

农地的流转离不开权益的补偿，而权益补偿的底线是成本的补偿。本文基于主体权益实现视角对农地资源资产在整个经济系统、生态系统的循环过程中的经济成本进行厘清，以提高农地资源资产生产率。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资源匮乏、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实现农地资源资产的可持续发展。     

浅议农地使用权流转的法律问题

农地使用权流转是不动产物权制度的重要问题,许多国家对此都作出了明确的法律规定。我国现已具有了建立农地使用权流转法律机制的可行性,但是我国现阶段农地使用权流转的法律及规定不足。应坚持国家干预原则、合法原则、有偿原则,建立和完善与农地使用权流转有关的法律制度。     

基于定量分析的我国农地非农化效率研究

农地非农化是经济增长、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必然产物。以最低的耕地资源成本,获得较高城市化和经济增长率的高效率的农地非农化是我国的最佳选择。文章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对2001—2005年我国农地非农化的效率进行研究,发现由于我国土地粗放利用,农地非农化的总体效率不高,多数年份还处于规模效益递减状态。     

对农地整理产业化的思考

本文在分析我国农地整理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推进农地整理产业化的对策和建议。     

如何破解农地流转的需求困境?——以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例

当前我国农地流转市场发展的瓶颈并非供给不足,而是缺乏需求.因此,如何创造有效需求是进一步促进农地流转市场发展的关键.本文利用2015年和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DID)考察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简称"新型主体")能否成为农地流转的需求引擎.研究发现,新型主体既能通过自身农地需求直接拉动农户出租土地,又能促进农户投资间接带动农户租入土地.但农户的农地流转决策与务农比较收益有关,非平原地区务农比较收益低,新型主体以直接拉动效应为主,而平原地区务农比较收益高,新型主体以间接带动效应为主.在各类新型主体中,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自身农地需求大而具有显著的直接拉动效应,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互助联合能带动农户之间的农地流转,而农业企业暂不具有显著的农地流转效应.最后,本文发现新型主体可通过促进农地流转提高农地整体利用率,并进一步提高农业产出和农户收入.研究表明,新型主体能成为破解农地流转需求困境,进而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农户收入的有效抓手.     

农地股份合作制不能搞“大跃进”

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国际化发展．农村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更加突出，实现农村经营制度的创新是实践发展的要求．当前各地在农地经营制度创新中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农地入股的股份合作制已经成为了我国农地制度改革的方向，但这种农地入股经营制度是需要一定的条件．不能搞“大跃进”。     

农地流转过程中农户行为影响因素及制度启示

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受国家农地政策及相关制度设计导向、地区经济市场发育程度、农户自身的文化情感因素等影响,本文在此基础上提出进一步促进农地合理、有序流转的制度建设和相关政策措施的建议。     

转型期中国农地最适所有权安排——一个制度经济分析视角

本文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体系,从农业绩效优化的角度探讨了转型期中国农地所有权的最适安排模式。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转型期间,农地集体所有制无疑要优于私有产权和国有产权。这主要是由于市场化程度的相对落后以及国有制下多层委托—代理关系的高成本弊端等因素的限制,使得农地所有权的私有化和国有化往往是低效或是无效的;而农地集体所有制则随着排他性权利的赋予、农地市场的开放以及村民自治等方面的完善,弥补了私有制和国有制的诸多缺陷,成为一种相对较优的所有权安排模式。     

PPP 模式用于农地整理项目中的思考

传统模式下农地整理资金使用效率较低.本文从资金供需层面、法律制度层面等角度分析了农地整理项目资金使用效率低的原因,然后又分析了 PPP 模式在我国推广应用的条件并列举了相应的实例.结果表明,在目前我国农地整理项目广泛实施的大背景下, PPP 模式是提升农地整理项目效率的理想模式.     

让市场配置农地资源:劳动力转移与农地使用权市场发育

利用2013年"千村调查"数据,本文研究了劳动力转移对农地使用权市场发育影响的最新特征。在广延边际上,男性劳动力转移对农地流转没有显著影响,女性劳动力每年增加1个月的非农就业会使农户农地租入倾向下降6%,租出倾向增加8%。在集约边际上,男性劳动力与女性劳动力无显著差异,非农就业降低了农地需求但未增加农地供给。进一步分析表明,农地使用权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已较完善,但其供求匹配功能有待于通过促进男性与女性劳动力同时转移来进一步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