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抑商"到"便商"政策下的商人与商业

本文考察了明初商业政策的演变及其历史影响。认为 :不能把明初的商业政策看成是单纯的“抑商”政策或单纯的“通商”政策 ;从洪武、永乐、洪熙、宣德四朝民族贸易政策、海外贸易政策和金融税务政策的演变过程上看 ,当时商业政策在总体上呈现出从“抑商”到“便商”的变化趋向 ;这一经济政策的变化趋势 ,取决于社会经济变迁的作用和影响 ,推动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因而为明中后期“边禁”、“海禁”、“银禁”的开放与商人活跃局面的出现提供了前提条件。     

论古代的抑商政策和现代的轻商思想

<正> 一、封建社会的抑商政策和轻商思想 在我国历史上,封建统治阶级对商业一直采取抑制政策。抑商是为了重农,抑商与重农是相辅相成的。因此,历史上往往把两者结合在一起,称之为“重农轻商”或“崇本抑末”。这里的本,指的是农业和与农业相结合的家庭手工业;末,开始指的是手工业中的奢侈品生产和流通,后来又扩大到所有的民间工商业。当然,封建统治阶级的重农,並不是重视农业,也不是重视农民,而是重视依靠剥削农民所得的地租和赋税。     

中国古代的重商时期

中国古代的重商时期张雪昆中国古代主要推行抑商政策，这是学术界比较流行的一个观点。我认为，这个观点至少是不全面的，因为，至少在四个历史阶段：西汉初、东汉、晋、南朝，不仅没有推行明确的“抑商”政策，相反，政府对商业是相当自由放任的，甚至是鼓励的，所以，商...     

论西汉时期的“重农抑商”政策

西汉时期政府奉行“重农抑商”政策,并在前代统治者的基础上对这一政策进一步发挥、发展,使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成为此后历代封建王朝奉行“重农抑商”政策时最好的效法榜样。但这一政策在西汉初期和西汉中叶以后所起的作用并不完全相同。西汉初期发展农业的政策使国家的经济实力大为增强,但抑制商业的效果并不明显：西汉中叶以后继续发展农...     

中西本末观中手工业地位差异的比较分析

历史上中西方经济的发展中均出现过重农抑商的经济思想,但是在那之后却出现了中西方经济发展截然不同的道路。笔者发现大多数学者在中西方经济比较时,凡涉及到农业与工商业之间的关系问题时,把手工业与商业统称为工商业,实际上仅仅在谈论商业,手工业多是一笔带过。笔者认为,除了文化和政治制度上的不同导致“重农抑商”政策存在差别外,中国古代抑的是手工业和商业,而西方抑的是商业。这种对手工业的不同对待,笔者认为也是导致中西方经济发展道路不同的重要原因之一。     

清前期“重农抑商”政策及其法律思想

清代前期,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的恢复经济生产的手段,尤其是在农业生产和商业发展方面。通观清前期的生产发展制度,重农抑商思想贯穿始终。从专卖制度、从商资格、商税征收等几方面论述清前期的抑商政策,剖析清政府重农抑商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实质。     

明清“抑商”二分说

中国传统社会的“重农抑商”既是王权政策，也是社会现实，但同时也一直存在着重商恤商的思想与呼声。到了明清两代，重商恤商既成为一种经济思想主流，也成为王权经济政策的主要部分，而“抑商”则偏重于伦理方面的社会影响。本文在考察这一问题时，着重分析了明清时期“抑商”内涵的变化和重商的实践特征，指出：明清两代的商政理论与实践都是有悖于传统“抑商”思想的，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进步。     

浅论西汉的抑商政策

重农抑商是我国封建社会历代王朝的一个传统政策。不论王朝时间的长短国力强弱、皇帝的作用大小,都把重农抑商政策作为治国之道。在历史上,西汉时期抑商的政策显著,作用很大,并对后世影响较深远。西汉为什么要抑商汉初,由于秦王朝对农民战争的残酷镇压和楚汉相争带来灾难,百姓大量死亡或大部逃匿,史载;“人相食,死者过半”曲逆城“秦时三万余户间者兵数起,多亡匿,今见五千余户”,“时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户口可得而数才十二三”“天子不能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面对社会经济凋蔽的现实,汉代统治者不得不“承敝易变”,革除秦汉暴政,代之以休养生息轻徭薄赋和约法省禁的政策。尽管汉初也实行重本抑商政策,但由于农业、手工业迅速恢复和发展,天下统一,道路畅通,关梁山泽之     

中西方奴隶社会的商业政策

中国奴隶社会时期推行过重视商业发展的政策，重农抑商思想是在进入封建社会后才逐渐形成的。西方奴隶社会的商业政策比较复杂，政治上存在过压制商人的行为，主要表现为禁止商人参政。经济上往往对商业采取鼓励和保护政策。     

历朝重农抑商政策下商业的艰难发展

在中国传统社会,商业被看做“末业”。由于利益的驱动,商人仍然能够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成功致富．仍然能够在社会经济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了解在重农抑商政策的压制下商业的艰难发展,能够使我们得到许多历史启迪。     

朱元璋的孔孟情结与明初民本政策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有着浓厚的孔孟情结.建国前他对孔孟之道极度推崇,建国后则随着专制集权的加强,个人独裁意识急剧膨胀,一度想动摇孔孟的精神领袖地位,终以失败收场,不得不做出适当的退让.这在朱元璋几十年政治生涯中不过是一朵小小的浪花,却促使他在治国理民的策略上反复权衡,一手抓经济开发,一手抓文化建设,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并重.     

以道事君：方孝孺与明初士大夫政治文化

方孝孺的政治思想核心是以道事君、以道辅主,这种政治思想在与朱元璋的关系中表现得非常突出。朱元璋杀掉了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在位的三十多年间虽几次召见却不启用他,方孝孺并不仇怨朱元璋,相反却极力赞扬朱元璋。方孝孺对朱元璋的颂扬,是看到朱元璋所实行的政策中有符合其政治思想的内容。方孝孺对待朱元璋的态度,反映出明初士大夫政治文化的典型特征。     

朱元璋与明初理学

明王朝创立者朱元璋出身草根,但他自幼怀有强烈的读书之志,在其反元斗争中,主动寻求机会结交儒士,学习文化,既得治国用世之人才,又得指点其认识和理解儒学精义之师,进而亲近儒学,为他建立明朝即选择并确立程朱理学为明王朝的统治思想奠定了基础。与汉、宋等王朝开国以后要经历相当长时期的思想酝酿阶段才确立其政治统治思想有所不同,朱元璋在开国之初便确立理学作为明王朝的统治思想。因此,朱元璋在近臣解缙的建议下,开始排除杂书异说而旨在思想一统的＂勒成一经＂的理论编织。由开国皇帝朱元璋与其子明成祖朱棣直接领导和导演下,打着＂家孔孟而户程朱＂的旗帜,开始了大规模地编纂《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三部理学巨著。明初三部《大全》的编纂最终确立了程朱理学的绝对统治。朱元璋以程朱理学为明王朝统治思想的开局,使得明初理学成为政治权威原理和统治工具,理学原有的学理性和人文精神受到窒息,失去了它发展的生机与活力,出现了理学发展的危机,成为王学崛起的理论前提。     

朱元璋与淮西功臣集团

在元末农民战争中,明太祖朱元璋起兵"淮西"地区,历经二十余载的南征北战,建立明朝,统一全国。在此期间,"淮西功臣集团"为朱元璋出谋划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立下了汗马功劳。在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后,"淮西功臣集团"被朱元璋彻底铲除。"淮西功臣集团"的兴起,发展到灭亡的过程,折射出历代开国元勋相同的发展轨迹。     

朱元璋人才观探议

在古代帝王中,明太祖朱元璋是一个注意重用人才的历史人物。朱元璋提出了“治天下以人才为本”的人才观,认为成才之法一是“忘利”,二是“积善成德”,并指出了具体的获才之法:荐举和征求、兴学、通过科举考试来选拔人才。朱元璋的人才观对以后明代历朝帝王的人才观起了奠基的作用。后代帝王经常以朱元璋的人才观和科举选才标准为指导来推行科举制度和选拔人才。     

朱元璋的富民政策

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真正农民出身的封建帝王。反元斗争的实践,历代兴亡的经验教训,使他深知：保国之道,藏富于民。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厚民生的富民政策,并取得了可喜成就。明初呈现出家给人足、国强民富的安定局面,为朱明王朝的长治奠定了基础。     

促进教育事业发展的税收政策刍议

中国目前与教育有关的税收优惠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学校办学的负担,在促进教育公平和发展上起到积极的作用,但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为更好地解决教育公平问题,应从流转税和所得税两个层面逐步建立鼓励国民教育投入的税收体制,加大对非营利性民办教育的税收优惠力度,完善职业教育的税收制度改革。     

商品流通与货币流通关系的静态和动态分析

从静态和动态两方面分析,商品流通与货币流通之间存在以下关系:(1)商品流通从四个方面决定货币流通。(2)货币流通并不是商品流通的消极结果,它能从两个方面反作用于商品流通,从一个方面决定商品流通。(3)分离与耦合是商品流通与货币流通动态关系的两个侧面。分离是货币职能深化和信用形式发展的必然结果;耦合则是发达商品经济和风险利益机制的必然要求。     

朱元璋性格特征与建立极端专制制度的关系

明王朝建立之后 ,朱元璋大力加强中央集权 ,使中国封建社会的极端专制制度登峰造极。这固然有历史发展的原因 ,但也与朱元璋自身的性格特点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朱元璋的性格特征在其建立极端封建专制制度的过程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商品经济与明清民族经济的发展

商品经济的发展是社会变革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明清中国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时期,各民族间的商品贸易交流日益增多,社会经济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给整个社会的商品经济发展带来了一些有利的因素。但商品经济与明清民族经济的有益互动,势必受到明清社会自然经济大环境的干扰,进而影响了各民族社会的正常发展和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