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梁启超参加反袁护国的原因

一九一五年八月二十日,在袁世凯称帝的紧锣密鼓声中,《大中华》杂志刊登了梁启超反对帝制的宏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此文道出了“全国人人所欲言,全国人人所不敢言”,反对帝制复辟的心声,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公开宣告了梁启超与袁世凯的决裂。辛亥革命前一贯主张君主立宪的梁启超,何以要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辛亥革命后与袁世凯一度亲密合作的梁启超为什么这时举起了反袁护国旗帜?倘对梁启超参加反袁护国的原因作点分析,即不仅有助于上述问题的回答,且有助于对梁启超在这段历史中的功过作出正确评价。一辛亥革命后,梁启超与袁世凯之间确有过一段不短的合作。这既反映了袁世凯为对付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不惜倾心拉扰立宪派,以壮大自己力量之事实;也反映了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上层在辛亥革命后的政治倾向。     

康梁党人刊布“光绪杀袁遗诏”的历史背景——兼论“遗诏”的真伪问题

光绪帝死后,载沣摄政。康有为梁启超等全力以赴推动载沣杀掉袁世凯。载沣以足疾为名将袁世凯罢免回籍后,康有为梁启超党人为了推动载沣对袁世凯采取进一步的惩治行动,大力制造攻击袁世凯的舆论,在其掌控的新加坡《南洋总汇新报》和上海《时报》刊布了"光绪杀袁遗诏"的内容。"光绪杀袁遗诏"说流行甚广。康梁党人刊布的"遗诏"出现最早。其后流传的各种"遗诏"版本,或照抄康梁所刊布的遗诏,或在内容上与其相似。康梁党人的"遗诏"是有目的地炮制出来的。"光绪杀袁遗诏"没有实物为证,不可信。     

黎元洪与袁世凯的恩怨

黎元洪与同盟会毫无渊源,对年轻气盛的革命党人耿耿于怀,于是,就和袁世凯合作,与革命派对抗,对袁的支持甚大。后来,袁世凯帝制自为,袁与黎又产生了分歧,总体上,仍然恩大于怨。     

辛亥革命前夕梁启超袁世凯关系探幽

190 5年清政府宣布派五大臣出国考察 ,“预备立宪”。为实现多年立宪夙愿 ,梁启超与袁世凯摒弃前嫌 ,化敌为友 ,在清末立宪运动中联袂登台。然而 ,由于两者合作的动机不同 ,各怀异心 ,大大削弱了合作的基础 ,最终导致合作失败。梁、袁关系的变化 ,一方面反映了清末政坛的纷争和动荡 ;另一方面也说明资产阶级上层与封建地主官僚代表了不同的政治势力 ,政见不同 ,必然决定其行动的不一致性     

试论“江西民政长事件”

袁世凯企图削弱南方革命党地方势力和各省都督的职权,要求实现“军民分治”。此主张提出后,革命党人与北洋军阀展开了一场论战。“赣省李烈钧首先通电反对,湘督谭延闾、粤督胡汉民、皖督柏文蔚继之。”袁世凯强令推行,企图迫使李烈钧接受,先后于1912年12月16日和1913年3月11日任命汪瑞闿和赵从蕃为江西民政长。李烈钧领导江西党、政、军、警各界进行了顽强抵制和斗争,并在九江地区调兵遣将加强戒备,与袁世凯武装对峙,几有开衅之势。袁世凯不得不妥协退让,收回成命。李烈钧为革命党人赢得了民国初期革命党与袁世凯斗争中唯一的一次胜利。     

阳夏战争述评

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的中央部队北洋军大举南下,萨镇冰率领的巡洋舰队及长江水师也溯流而上进入武汉江面,与革命党人所领导的民军在汉口、汉阳交锋一个多月。汉口古称夏口,所以这次战事被称作“阳夏战争”。此役是辛亥革命期间出现的唯一的一次大规模国内战争,是以同盟会为旗帜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清廷及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买办势力之间的一次殊死的较量,革命与反革命两大营垒都全力以赴地投入了这     

梁启超与光宣之交的檄文事件

光绪皇帝、慈禧太后相继崩逝不久,流亡日本的梁启超收到檄文一件。该檄文煽动"内乱暴动",词涉摄政王载沣。檄文封面有"横滨梁缄"字样。梁启超怀疑此檄文是袁世凯党为了中伤、陷害自己而散发的。事实上,该檄文并非袁党伪造,而是朱增澹等人印制传播的。朱增澹等人所制造的檄文事件牵涉到梁启超。日本警察当局起初怀疑梁启超是檄文制造者,并对梁启超进行了秘密调查。康有为、梁启超怀疑光绪皇帝为袁世凯谋害,试图联络和推动载沣惩治袁世凯。檄文有攻击载沣的内容,又隐约冒用了梁启超的名义进行散发。在梁启超看来,这势必对其运动载沣的行动计划造成障碍。梁启超在上海各报发表启事,声明檄文并非自己所造;他还多次致函肃亲王善耆,请其向载沣澄清,自己与檄文毫无关系。     

护国运动是梁启超领导的吗

护国运动的领导者是谁?近来有许多人在一些讨论会和报刊上提出,是梁启超领导了护国运动。但经许多当事人和学者论定,应为孙中山。看来这个问题仍有辨明之必要。 梁启超从其仇视共和反对革命的立场出发,最初效忠袁世凯,以后投靠段祺瑞,都是为虎作伥,成为一个声名狼籍的政客。在全     

谭人凤对辛亥南北议和的态度简

在辛亥革命南北议和期间，谭人凤与当时的绝大多数革命党人不同，他对南北议和有着清醒而独特的认识，他态度明确，坚决反对南北议和，反对优待清室，反对将革命成果拱手让给袁世凯，力主武力北伐。议和结束后，谭人凤对造成严重后果的南北议和一直持否定态度，继续揭露南北议和，这充分表达出了他对民国命运和共和政体的关心。     

梁启超的国民运动思想

近年来,中国史学界对梁启超的研究和评价有了很大的进步。以往,由于梁启超在日本与孙中山分道扬镳后,与革命党人一直处于政治对立状态,国共两党的史学家除了对戊戌变法时期的梁启超有所肯定外,对他迭宕起伏、多姿多彩的一生基本上持否定的态度。抛开意识形态与党派政治的偏见后,认同民国前梁启超早期政治思想的意见多了起来。过去,通常把梁启超晚年的文化思想视为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对立的文化保守主义的主要代表,现在,重新发掘和阐释梁启超的文化调适思想成了热门话题,梁启超“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     

铁良南下与清末中央集权

咸、同之际，由于勇营制度地位的确立，兵权已落入地方督抚之手，并由此导致了政权、财权的连带下移，形成了督抚专政的局面，清政府中央集权体制被严重削弱，中央政府的地位受到很大威胁。为强行解决中央与东南督抚在军费、军制、军械等问题上的矛盾，光绪三十年，练兵处襄办大臣铁良以考求江南制造局移建为由头，奉旨南下，史称“铁良南下”。铁良南下完成了“划一营制”、夺取制造局以及打破了地方督抚对地方财政的垄断等项任务，“东南互保”不复存在。与此同时，却扩张了北洋大臣袁世凯的势力，形成了影响清末政局甚巨的袁铁之争，最终导致了袁世凯与清廷的决裂。     

论南北议和期间的黎元洪

过去很长一段时期,黎元洪一直是以复辟势力的代表载入史籍。因为此,黎元洪在首义之初投入革命营垒,与革命党人并肩反清的历史常为研究者们忽略不提。其实这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笔者认为,对袁世凯诱和至清帝退位,即南北议和时期黎元洪的历史很有考察的必要,看看这一时期黎元洪在袁世凯与革命派之间的态度,对考察其一生的历史,特别是从主观上考察其对反清革命所持的态度很有作用。     

宋教仁与民初法治

<正> 民国初年,革命党人反对独裁,提倡法治,追求制定一部正式的民主的宪法,宋教仁就是一个主要的代表人物。他在武昌起义后,就着手规划民国的政治体制,为湖北军政府制订了《鄂州约法》。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他又出任法制局局长。宋教仁的政治理想,就是要制定一部采用责任内阁制的良好宪法,确立议会民主政治,实现法治。他强调说:“吾人只求制定真正的共和宪法,产出纯粹的政党内阁,此后政治进行,先问诸法,然后问诸人。凡共和国家存在之原理,大抵如此。” 尽管宋教仁在为实现法治而努力奋斗,然而,他不懂如何发展维护法治的社会政治力量,因而采取了一系列华而不实的策略步骤,结果,他的努力并无实效,民初的法治,被袁世凯轻而易举地摧残了。宋教仁本人,也被袁世凯政府收买的暴徒所暗杀,而凶手和幕后唆使人也在袁世凯的包庇之下,未能受到民国法律的制裁。革命党人在民初关于法治的种种言论、规划、期望,只是画饼充饥而己。     

严复的翻译:近百年来中西学者的评论

一、前言严复的翻译工作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件划时代的事，肯定严择之贡献的学者颇多、例如梁启超认为严复是清未输入欧化之第一人，代表了本国西洋留学生介绍新思想的开端。任公自讽地说清末西洋新思想的输入，在开始之时是囫囵吞枣，乱无章法，此种译介工作可称为“梁启超式的输入”；而第一位精通外文，能避免上述缺陷的译介者，就是严复。①蔡元培说近50年来介绍西洋哲学的“要推候官严复为第一”，o革命党人胡汉民则称严复是“译界泰斗”，又说：“近时学界译述之政治学书，无有能与严译比其价值者”，②更有不少人将严复与林纤并列，…     

关于谭人凤“社团改进会”评价中的两个问题

“社团改进会”是辛亥武昌首义，中华民国肇始，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会党之间的关系急转直下的历史条件下，于１９１２年９月由谭人凤为首所发起的一个试图对旧式会党进行改造的政治组织。对此，以往史学界大都视其为民初革命派对会党进行“过河拆桥”的可耻行径，“代表了辛亥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弥漫全国的挥舞屠刀镇压会党的逆流。”①认为谭人凤组建社团改进会的目的“说来说去就是要求会党群众像资产阶级革命派一样，在袁世凯的‘圣明’统治下，‘振兴实业’，从‘秩序的革命’转入‘秩序的建设’”②，“是暗中向袁世凯讲心里话”…     

辛亥前袁世凯向黄兴、孙中山输诚

袁世凯是一个权势欲望甚强、多谋善变的强者。辛亥革命前,他在官场处于困境之际,曾先后向黄兴和孙中山输诚,表示愿意和革命党人采取“一致行动”推翻清王朝。 1914年7月,黄兴在《在旧金山民国公会宴会上的演讲》中说过:“袁氏当未辞职（按:指削职回乡）之先,其篡弑之心,尚欲一试也。是时兄弟寄留南京,有直隶总督杨士骥（按:应为杨士骧）代表人来会,据称宫保此时地位颇觉危险,甚愿与革命党联合,把清室推翻,复我故国。兄弟当时曾答以袁君有此思想,诚为吾辈革命党人所赞同。但吾辈革命党人有一     

一九一一至一九一四年间的梁启超与进步党

<正> 梁启超在辛亥革命前后日益露骨的反对民主革命的勾当,他的随机应变并妄图“左右天下”的阴谋权术,他和进步党投靠袁世凯并被袁世凯遗弃的可耻命运,以及后来从拥袁转向反袁,都不是他个人流质多变的性格造成的。他的全部言行进退,不过是把他推向历史前台的那个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阶级意愿的反映。一、辛亥革命爆发后梁启超的“八字方针”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虽然受到清朝政府的通缉,但由于他与封建主义深厚的血缘关系,“忠君之念”却“久而愈挚”,甘愿“冒白刃之危”,拚死保皇,破坏革命。武昌起义后的月余时间内,清王朝在死亡中挣扎。身居日本的梁启超“终不能一瞑不视”,决心“躬赴前敌”,准备乘南北局势混乱之机,北上大连、奉天,企图利用袁世凯尚未控制     

梁启超的国民运动思想

近年来,中国史学界对梁启超的研究和评价有了很大的进步.以往,由于梁启超在日本与孙中山分道扬镳后,与革命党人一直处于政治对立状态,国共两党的史学家除了对戊戌变法时期的梁启超有所肯定外,对他迭宕起伏、多姿多彩的一生基本上持否定的态度.抛开意识形态与党派政治的偏见后,认同民国前梁启超早期政治思想的意见多了起来.过去,通常把梁启超晚年的文化思想视为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对立的文化保守主义的主要代表,现在,重新发掘和阐释梁启超的文化调适思想成了热门话题,梁启超"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的文明"的语录常常见诸各种文章.但是,海内外的梁启超研究仍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梁启超后期政治思想中的国民运动思想便是其中一例.     

关于袁记“大典筹备处”成立时间问题

曾经为袁世凯的“登极”立下汗马功劳的“大典筹备处”的成立时间问题,过去各种史著的说法不一。归纳起来大体有两种说法: 一是以梁启超为代表,认为该处成立于1915年9月间。他说,“所谓大典筹备处者,于9月下旬已经成立。在总统府设办事机关,其处长、处员,皆袁氏自行任命。”以后附和此说的,大有人在。诸如李剑农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陶菊隐的《北洋军阀统治时     

辛亥革命与云贵讨袁斗争

1915年11月12日,国贼袁世凯就皇帝位,改中华民国五年(1916)为洪宪元年。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起义反袁,兵力不过三千,粮饷不足两月,地处边远的云南,由于反映了广大人民的要求,使袁世凯手足无措,1916年3月,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6月,在全国人民的唾骂中死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