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与合作:网络治理的核心价值——与罗宾·曼舍尔讨论网络治理

本文围绕网络治理的核心价值展开讨论,认为网络治理需要平衡与合作,并以此反思功利主义、个人主义网络治理观,以及网络治理的内在矛盾、技术选择、网络政策、公民隐私、北美与欧洲的网络治理等问题。     

论碎片化状态下的东北亚竞合困境

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相比,东北亚可能是地区合作最为落后的地理区域之一。权力、安全、经济等方面的利益冲突,以及传统文化、历史记忆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观念冲突,使得东北亚诸国在不同议题上结成不同的国家合作或议题合作区块,从而形成一种多重碎片化的格局。碎片化不但使得整体的地区合作难以形成,甚至造成既有合作领域倒退的"坏苹果"效应,因此,对东北亚碎片化的生成与竞争/合作状况进行充分的评估,有助于为碎片化的缓解与治理提供思考路径。东北亚各国应该及早采取措施缓解或消除地区碎片化,从而在未来的全球地区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     

贸易自由化条件下中国住房金融政策研究

由于中国住房金融市场发展历史和政策原因 ,在市场竞争、业务运行、市场体系、金融工具和产品营销方面还存在诸多不足。因此 ,利用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住房金融政策比较研究的方法 ,借鉴相关住房金融政策经验 ,以建立、健全贸易自由化条件下的中国住房金融政策。应建立完善的住房金融体系 ,建立健全住房抵押贷款机制 ,实行差别利率等政策。     

试论中国对东盟的合作安全政策

合作安全指国家间为了共同的综合安全利益,建立安全协调与信任措施,摆脱安全困境、解决国际冲突,维护地区稳定。合作安全具有非强制性、预防性、非排他性及综合性与共同性等特点。中国与东盟在南海问题及环境保护问题上建立安全信任的措施与实践证明追求符合大多数国家利益的合作安全模式已经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选择。中国奉行合作安全的政策符合国际形势发展的趋势,也符合中国追求国际关系民主化与和谐世界的战略目标。     

中国保障性住房的运作机制及政策研究

在市场经济管理下,"人居"一直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世界各国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都比较重视和保障人民的居住权利,同时也注重在城市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制定不同的相关住房政策来满足社会各阶层对住房的需求,一项成熟的住房政策将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促进经济的发展,相反,一项不完善的住房政策将可能引起一系列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因此制定适合本国国情的住房政策一直是各国政府持续关注并努力做好的责任。各国政府为了缓解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境,建立了这类独具社会保障性的住房———保障性住房。在住房制度的发展过程中,保障性住房也由政府独立提供向以政府提供为主辅之其它渠道联合提供的多元化方向转变。逐渐成熟的保障性住房体系在经济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为保障性住房提供资金的方式更是多种多样。本文依据重庆市现行的相关政策为参考,对它在中国及境外从运行机制到模式选择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研究,为融资机制的健全发展提供政策方面和运行模式的借鉴。     

变量与量度——国际合作达致的因素解构

全球化时代,不断涌现的全球性治理议题对各个治理领域的国际合作提出了迫切的需求。从法经济学角度分析,国际合作达致的因素包括合作收益、合作可自我实施以及自我逐利行为受约束等。各领域的国际合作在成功程度上存在明显差别,其原因是影响国际合作的因素存在"质"和"量"两个方面的差别。一方面,国际合作影响因素存在一定的顺序排列,合作收益、合作效力与合作机制因素集群之间的排序可能造成不同领域国际合作的程度差别;另一方面,国际合作的影响因素呈现程度的差别,合作收益、合作效力以及合作机制因素集群各自积累的程度会影响具体领域国际合作的水平。从国际合作达致因素的变量和量度的分析对国际合作实践和理论有丰富的启示意义。     

减排外交语境下的中美欧气候合作前景论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欧气候关系时断时续,在责任分担议题上分歧不断,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减排承诺和碳排放权问题上。中国一方面应利用政策延续性的优势,继续加强与美欧已有的气候与能源合作,另一方面应尽快推进南非德班气候大会谈判后的相应政策调整,推行更加积极的国际化气候战略,积极参与并构建全球气候治理的长远规划,实现最大限度的节能减排。同时,将国家发展战略和气候战略紧密结合起来,确立更为明确的可持续发展方向。     

东盟国家的气候治理合作：现状与问题

气候变化是全球性的,区域气候治理合作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有效途径。东盟十国具有相似的地理、经济、政治文化背景,合作往来日益密切。东盟国家积极投入,共同参与气候治理合作,建立了合理有效的气候治理机制,开展的气候治理项目不仅局限于东盟内部,更包含了国际间的合作与协助。东盟气候治理合作开展以来,主要有实施力度有限、成效不明显、气候治理技术方面的研究不足等问题。和平合作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唯一道路,和则双赢,争则双损。     

水资源治理与澜湄命运共同体建设

2015年11月,中国与湄公河流域国家共同启动了澜湄合作机制,澜沧江—湄公河跨境水资源合作是其中一项重要议题。澜湄水资源治理近年来已经成为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间关系发展中的关键点。本文通过引入水资源治理理论和澜湄命运共同体议题,以流域国家水资源开发政策为背景,分析研究推进澜湄水资源治理的原因、水资源治理对澜湄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性与必要性,进而对中国参与澜湄水资源治理提出初步建议。     

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理论探讨——以治理理论的国家战略为背景

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把国家治理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当代中国国家治理在理论建设和发展战略的制定方面需要注意的问题与应把握的关系是:第一,四个方面的问题。国家治理理论产生的背景——对现代性危机的反应,当代中国的现实国情——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国家治理理论中国化应预防两个错误倾向——国家主义和多元主义,建构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理论和国家治理的战略——"竞争-合作"模式。第二,建构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理论和国家治理的战略应把握"六个有机统一"辩证关系。     

印度城市社区的合作式治理机制及其问题

合作式治理是印度城市社区治理的主要模式,本文从社区服务的视角分析了社区治理的组织结构以及运作机制,进一步讨论了合作式社区治理凸显出来的几大问题:政府责任稀释、社区隔离强化、合作内卷化以及合作网络构建的影响因素.研究以期弥补社区研究中印度经验的缺失,并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城市社区治理提供部分经验支持.     

中俄农业合作的政府政策问题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加强农业国际合作已经成为各国农业政策体系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文章通过对中俄两国农业合作现状的分析,明晰了双方的主要合作领域、合作方式及合作水平,分析了在中俄农业合作中政府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政府应加强对中俄农业合作的政策支持,完善农业科技合作、农业劳务和资金合作政策以及调整中俄农产品贸易合作政策等促进中俄农业合作的政府政策措施.     

《巴黎协定》下全球气候治理的俱乐部模式及其功能和风险

气候俱乐部是国外常年关注的气候合作方案，但很少有人直言俱乐部式治理能否创新性补充和完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多边体制。规范型、论坛型、联合行动型等开放包容型俱乐部较能保障政治可行性、制度合法性，可缓解《巴黎协定》“大而弱”所导致的治理规制困境，实现国家间的合作增效，但分别存在沦为空谈、大国操纵、透明度低的风险。封闭排他的布坎南俱乐部政治可行性和制度合法性都比较低，制度设计要求高，较难建成，并存在背离多边规则、与协定相冲突的风险。总体来说，俱乐部式气候治理或能成为协定和公约框架的有益补充，但需警惕其弱化“共区”原则的风险，避免其沦为发达国家弱化和逃避气候责任的迂回手段。从引领气候治理和应对国际气候政治变局的角度出发，中国有必要关注俱乐部式气候治理，对开放包容型俱乐部保持开放态度，积极参与和创建；对封闭排他型俱乐部保持警惕，有所防范。     

中美北极合作:制度、领域和方式

北极地区的治理离不开世界各国的合作,其中中美两国的合作对于实现北极地区的有效治理至关重要。两国应将北极理事会作为促进北极地区合作的重要平台,并推动其朝着更加有利于观察员国参与北极治理的方向改革。在应对北极地区气候变化所带来的问题时,中美两国在资源、安全以及科考等诸多领域都拥有广泛的合作空间,同时,两国致力于寻求多渠道的合作。中国是北极地区重要的利益攸关方,将秉承尊重、合作与共赢三大政策理念参与北极事务,不断推进与美国等北极理事会成员国的合作,实现北极地区的有效治理。     

村企合作的生成逻辑、政策需求与理想类型

村企合作契合多元主体间利益均衡需求,是农村市场经济发展和城乡共同富裕的内在需要.促使村企合作维续的根本在于制定以产权实践为核心的村企合作利益分配政策、 以治理有效为指向的现代企业管理政策、 以风险规避为导向的"三农"利益保障政策.村企合作有效实现的理想路径是构建以规则共同体为支撑、 以市场共同体为导向、 以价值共同体为目标的利益共同体模式,通过塑造利益认同心理、 筑稳利益协调机制和赋能利益组织建设,把村企合作多元主体有机融合在共建共治共享的结构中,并坚持底线思维、 系统思维和法治思维,保障土地、 粮食和生态安全.     

中国与太平洋岛国旅游合作研究

中国与太平洋岛国旅游合作具有不容忽视的地位和政治延伸意义。本文通过综合分析太平洋岛国的资源和旅游业发展现状,结合中国与太平洋岛国旅游合作的现实需求,提出了七项旅游合作的对策措施。本文认为,应尽早完善旅游合作的政策保障,充分发挥南太平洋旅游组织的协调作用,推进旅游合作中心城市建设,加强建设岛国的基础设施和接待服务设施,推出区域精品旅游线路,加大岛国旅游营销力度,鼓励中国企业投资太平洋岛国旅游业。     

纽约市施泰因文森特城住房项目研究——以战后美国城市再开发的个案为例

施泰因文森特城是纽约的大型中产阶级住房项目,于1947年完工,是政府资助与私人资本合作进行贫民窟清理和再开发的典范。该项目的建设和使用,是在住房紧缺和城市危机背景下纽约市的一次创新之举,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住房压力,但同时也引发了很多问题。可以说,战后美国城市再开发继承了施泰因文森特城的模式,因此该项目的利弊也随之继承下来。理解施泰因文森特城项目的经过和影响,对于当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和房地产开发赋予现实意义。     

日本公共危机治理中跨部门合作机制研究——以“东日本大地震”为个案

现代公共危机已从“独立型”转向“系统型”,单一部门的治理模式显示出了适应性不足的困境,构建跨部门合作机制日益成为公共危机治理的重要课题。日本是一个多灾国家,在公共危机特别是自然灾害应对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治理模式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本文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构建了以跨部门合作能力为核心的分析框架,审视了“东日本大地震”中跨部门合作的“得”与“失”,力图解答跨部门合作存在的内在困境,并通过案例分析,从文化、领导、组织、资源和实践五个方面总结了跨部门合作机制完善的路径。     

中国—东盟数字“一带一路”合作的进展及挑战

数字"一带一路"合作是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应对世界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实现各自发展战略目标的创新实践,也是双方扩大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在东盟走深走实的重要途径。当前,中国—东盟数字"一带一路"合作既具有广阔的合作空间,又面临相关合作的顶层设计不完善、数字治理滞后于合作需要、存在巨大"数字鸿沟"和其他国家激烈竞争等挑战。为此,中国与东盟应以"2020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年"为契机,加快各方政策深度对接,共商数字经济合作规划,创新数字人才培养模式,推进区域数字治理,防范和对冲其他国家干扰,提升双方数字"一带一路"合作水平。     

中国住房保障制度问题的"PEST"分析

住房问题是中国重要的民生问题,而住房保障制度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举措.将住房保障事业看作是由政府主导的"住房保障公共事业",其提供的产品是具有准公共物品性质的保障性住房以及住房保障政策,借用"PEST"分析方法具体分析影响中国住房保障制度的政治因素(P)、经济因素(E)、社会因素(S)和政策有效性因素(T).从政治因素来看,我国住房保障制度在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存在管理不足与法律约束力差的问题.房价收入比、保障性住房供需矛盾两个经济因素,反映出我国住房保障制度覆盖面窄、保障不足,保障性住房供需矛盾严重的问题.人口结构、城市化、传统习俗三个具体的社会因素再次印证住房保障制度保障力度小,供给不足的缺陷.政策有效性因素,反映出住房保障制度本身制度的有效性差,而这一制度缺陷致使道德风险问题频发,带来负外部效应.基于此,完善中国住房保障制度应采取的对策为:增强政府住房保障能力、倡导新型住房供给与消费模式、增强住房保障制度的政策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