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西南边疆治理思想之比较

从秦汉开始,中原中央王朝就对西南边疆地区进行经营与开发。但是,历代统治者治理西南边疆的思想观念并非平面化的,而是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甚至反复的长期历史过程。明清作为封建社会后期前后相承的两个政权,继承了汉唐以降的治边思想,逐渐形成系统并日渐走向成熟。由于统治者的民族身份及其所面临的外部形势、时代问题不尽一致,明清西南边疆治理思想既有相似之处,亦有明显的差异,反映了治边思想的时代性和继承性。     

简论戴季陶的治边思想

戴季陶长期重视和关注边疆问题,曾亲身参与一系列的边疆治理活动,对边疆问题提出了不少具有启发意义的见解。他从中国国情和自身经历出发,根据边疆的情况和国民党统治的需要,将孙中山思想加以改造并糅合到自己主张里,从而形成了较具特色的治边思想。其治边思想内涵丰富,涉及政治、经济、民族、文化、军事等各方面内容。同时,其治边主张考虑到中国国情与各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将中国民族历史文化传统及边疆现状与其治边策略相结合,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此外,戴季陶还十分注意总结历史经验,在吸取历代王朝治边经验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治边主张,使其治边思想根植于深厚的历史基础之上。     

论“泛中原农耕文明板块”在中国疆域底定过程中的地位

由秦始皇初步拓展,由汉武帝及子孙最终奠定的"泛中原农耕文明板块",曾对古代中国的其他地域起到过主导作用。虽然自三国以降,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王朝在底定中国疆域的最后几轮冲刺表演中,更多的时候只是一个看客,而中原地域则经常成为表演舞台提供者,但诞生于该板块上的大一统思想、天下观理念、华夷同源谱系等,不仅为华夏族群与夷狄族群所认同,而且成为夷狄族群逐鹿中原、华夷界限移动的理论根据,进而成为统一古代中国的思想武器。     

华夷天下观：古代东亚各国共有的国际理念

华夷天下观不仅是中国传统的外交思想,也是古代东亚各国共同拥有的外交理念。在由“华”与“夷”共同组成的天下中,实力最盛的中国负有维护东亚世界繁荣和稳定的使命。历史上,朝鲜、日本和越南深受华夏文明的影响,华夷天下观在“朝贡-册封”的互动实践中成为东亚各国的共有国际理念,各国以此为指导思想来参与国际实践。传统东亚世界就是在华夷天下观这一国际理念支配下,出现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大中华”与周边诸国各自中心的“小中华”并存的格局。文化认同是维系传统东亚国际秩序的命脉所在。     

欧文·拉铁摩尔对长城的考察与研究

欧文·拉铁摩尔是美国著名的中国边疆问题研究专家,他对长城充满悟性的见解至今发人深省。他认为,作为边界线,长城不仅是一条重要的地理分界线,更是区别两种社会和文化的边界线;作为农耕社会和游牧社会的中间过渡带,长城地带具有鲜明的混合社会的特征,汉地中原王朝和边疆游牧王朝对长城地带的控制和争夺反映了中国历代王朝的强弱盛衰,并推动了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的互动整合,形成中国历史的循环发展模式;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陆权时代的长城边疆是中国对外事务的中心,虽然海权时代的兴起一度使人们淡忘了亚洲的内陆边疆地区,但随着20世纪工业化的发展以及中俄两国的崛起,长城边疆的重要性再度凸显。拉铁摩尔对长城的研究无疑具有经典的学术价值和现实借鉴意义,但也同样有其局限性。     

黑龙江流域文明与古代北亚区域文化

黑龙江是中国第三大河流,原系我国内河,其流域河流众多,山脉纵横,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孕育了黑土先民,形成了多元文化.黑龙江流域的古代民族虽然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但与中原华夏文化有密切关系,属于中华民族文明渊源之一.由于中华文化的北传东渐,使得黑龙江流域不仅是东北亚腹地文化的集中区域,又是以中华文化为主体的东北亚腹地文化向日本列岛、美洲大陆辐射与传播的重要地区.     

民国时期的少数民族精英:理解中国从“天下帝国”到“民族国家”进程的钥匙

中国历来是一个多族群的天下帝国,直至鸦片战争以前,东亚大陆中原地区的中央皇权从未遇到真正的挑战,即使是入主中原的蛮夷也属于多年受到中原文化影响、努力融入中原文化的边缘群体,几千年的中国民族史,可以说是一部中原华夏与边疆蛮夷之间互动融合的历史。鸦片战争完全改变了这一基本政治格局,在列强船坚炮利的冲击和欧洲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中国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精英面临着一个历史抉择,是继续认同中华民族并共同抵御外敌,还是在中国的中央政权衰弱之时趁机谋求独立,这决定了中国是否能够保持清朝的版图和民族关系的未来走向。我们认为民国时期的少数民族精英,是理解中国从天下帝国到民族国家进程的钥匙。     

论司马光民族观的继承性与创造性

在两宋士大夫中,司马光的民族观最具积极意义,他汲取了自先秦儒家到同时代欧阳修等人民族观中的有益成份,加以丰富和发展,主要表现为:提出了民族平等观,将“四夷一家”的思想发展为汉族与少数民族在人性、人格上的平等;倡扬了民族和睦观,延伸先秦儒家的“德化”思想,将中原与边疆一体的思想发展成为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政权和睦共处的观点;丰富了民族诚信观,认为在处理好民族关系时,一定要讲究诚信。     

商周中原文化对长江流域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的影响

中原商周文化向长江流域的扩张,对不同地区的影响是通过不同的模式进行的,其影响程度及结果也不相同。中原商文化在二里岗时期曾大规模向长江流域扩张,直接促成了长江流域商代青铜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殷墟时期,中原的青铜文化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由于商王朝疆域的内缩及对周边控制力量的减弱,促使长江流域的青铜文化迅速发展,并使区域性文化中心得以形成。此时,南方青铜文化明显承袭二里岗时期所形成的一些传统,同时又接受了以安阳殷墟为中心的中原晚商文化的新因素。长江流域各支青铜文化在中原商王朝礼制文化的强烈影响下,不仅进行着物质文化的融合与统一,而且还是思想观念上的融合与统一,为西周集中统一的政治格局的形成奠定了文化基础。而到了西周中期,中原地区的强势文化已波及到大江南北,长江流域已成为西周王朝政治文化统辖的直属地区。随着中原先进文化的传播,在意识形态领域,长江流域有的部族已开始采用中原商周的礼仪制度作为社会的整合手段,以规范社会的等级秩序和社会的正常运转。长江流域在商周时期的文明化进程既体现出中央王朝与边疆地区的文化与其政体性质及生活形态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也反映出长江流域的古代社会主要通过地方与中央的行政隶属关系被纳入文明社会的发展框架中。     

"天下观"与"文化中国"的历史建构

自中华文明产生之初 ,它就逐步形成了一种融宇宙观、政治观和文化观于一体的“天下思想”。“天”与“礼”是中国古代“天下观”中的两个核心理念。在中华文化发展历程中 ,“天”被构建成为王朝政权合法性的来源 ,“礼”则成为“夷夏”之间相分相融的主要标准。正是对“天”的推崇和对“礼”的主动认同 ,使中原之“中国”和周边之“四夷”都以正统的中华自居 ,从而共同构建了一个“文化中国”。在近代以前 ,“文化中国”真实地反映了不同民族间的交往与融合 ,最终促成了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     

“使重臣治其事”——元至清初云南边政体制嬗变与边疆治理研究

元灭大理国后将云南纳入版图,并实现了云南与内地在省级行政区划上的统一。"使重臣治其事"是元至清初中原王朝治理云南边疆的重要理念,无论是元代藩王与行省宰执的"分权共治",还是明代勋臣与藩王、勋臣与内官、勋臣与巡抚的"共镇"与"共治",抑或是清时督抚体制下的"同城共治",实则是中央在边疆施政的具体举措。各个阶段前后相继而又多有更张,共同推动了中原王朝治理云南边疆的不断深化,使云南边政最终实现内地化。     

中华文明史上的“多元一体”格局及其深远影响

百年考古表明,五千多年前中华文明在长江南北、黄河上下、长城内外八个农牧文化区内同时起源后,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相当于历史学上的五帝时代近一千年长时段里,表现为各自独立而又相互影响的“多元并行”发展格局。到五帝时代晚期,出现了周边文化向中原文化区汇聚的新现象。到夏商周早期文明近二千年发展过程中,形成并巩固了“多元一体”格局。“多元一体”发展格局深刻影响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家国观”“中国观”“天下观”等重要哲学思想的形成。这些思想既是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具体展现,也是对世界文化的重要贡献。     

传承与发展：清前期治边思想解析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统一多民族封建王朝，其统治者在建立之初，不但努力开疆拓土、平定叛乱，维护国家的统一与和平，更是为维护国内尤其是边疆多民族地区的稳定和谐，努力找寻理论指导和思想依据。作为我国少数民族之一的满族，执掌政权后对前朝历代边疆治理思想及措施进行了细化和深化，同时，在继承的基础上又进行了突破和发展。逐步形成以“满汉一家、中外一体”边疆观为核心，“不分内外”的大一统思想为指导，“因俗而治”的民本思想与“分而治之”治理思想为主要内容的清前期治边思想体系。不但为清政府对边疆地区实施灵活有效的统管政策提供思想指导，也为清朝边疆治理实践夯实理论基础。     

边疆与内地的融合:清代内地神灵信仰在北部边地的传播

清代北部边疆地区内地寺庙的兴建、内地神灵信仰的输入,既是清廷对北部边地加强统一、管理设治的结果,亦是内地百姓逐渐移居这些地区后自我选择的结果。在清廷和内地百姓的共同作用下,他们不仅在边疆地区修建起诸多内地寺庙,而且将关帝、龙神、阎王等内地神灵信仰输入边疆地区,并依托这些寺庙塑造了边疆地区移民社会的自我信仰。边疆地区内地寺庙及内地信仰等的存在,为边疆地区城市村镇的兴起提供了推动力,促进了边疆地区原住民与内地百姓间的融合。在国家治理层面,清代北部边疆内地神灵信仰的存在,不仅推动了边疆地区游牧、农耕两种经济的融合,也为清廷维持边疆统一、加快边疆开发等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国古代夷夏观念的形成和发展

夷夏观念的形成与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华民族的形成、中国文化的演变紧密相联。据林惠祥对中国民族史的研究结论表明,中国远古诸部落之间由于长期不断的争战,逐渐形成了许多民族,并把这些民族概括为华夏、东夷、荆吴、百越、东胡、肃慎、匈奴、突厥、蒙古、氐、羌、藏、苗瑶、罗缅等16系。华夏族在中原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农耕经济下先进的农业文明,与其他民族远离中原和游牧经济下落后的游牧文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样,华夏族率先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夏。夏的建立,确立了华夏族在诸民族中的统治地位,标志着华夏文化中心观念初步形成。此后,用华夏文化中心观作为判断和处理夷、夏之间关系的标准,产生了夷夏文化观念。夷夏文化观念包含着两个基本内容:一是确定了以华夏族利益为准则来处理华夏族与其他民族之间关系的原则,二是确立了华夏     

中原王朝的治边方略

为贯彻“守中治边”与“守在四夷”等治边思想,历代中原王朝实行一系列行乏有效的治边方略。本文研究了历代中原王朝实行的和亲、盟誓、教化、互市等治边方略,考证了这些方略的来源、形式、施行方法及其用途,并分析了这些方略实行后的效果以及产生的深远影响。     

夏商周时期中原华夏文化的南渐及其影响

夏、商、周(本文所论限定为西周)三代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时期.居住在中原地区的华夏族已经进入阶级社会,建立起强大的奴隶制国家政权,制造发达的青铜器,创造并使用文字.先进的中原华夏文化向周边地区浸润传播,同时也不断吸收周边各族的文化.这种双向的文化交流,促进了我国古代民族的融合与社会的进步,对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中华民族的文明观

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史上建构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文明观,包括文明化成天下、言立而文明、文明循礼而兴、文明以伦理为荣、文明因交流互鉴而伟大、文明决定国运等主要内容。中华民族的文明观与中华文明是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一方面,中华民族的文明观是中华文明得以创造的思想和理论条件,对中华文明的建构和发展发挥着思想和理论引领作用。另一方面,中华文明的建构和发展是中华民族的文明观得以形成的历史和现实基础,正是有中华文明不断演进的历史和现实支撑,中华民族的文明观才能形成并不断发展。     

华夏政治文明的南北交往与古代广西王朝建置特征

华夏政治文明对古代广西的历史影响呈现自北向南、自东向西不断传播的显著特征,这种影响也直接体现在古代广西王朝建置之中。文章重点分析华夏政治文明与百越文明交往特征及在华夏文明影响下的古代广西王朝建置特征。     

古代西域双轨运行机制与社会结构

在历代屯垦戍边策略持续推动下,西域一直实行双轨制。即政治上郡县制与羁縻制双轨运行,最后建立行省;经济上,绿洲农耕经济与草原游牧经济并行不悖,最后农业文明全面取代游牧文明;文化上,中原汉语文教育(包括官学与私塾)与胡语文教育共生共荣,最后华夏汉语文教育全面告捷。双轨制是历代中央王朝治理边疆地区的成功典范,关键在于如何发挥得更为出色圆满,求得西域的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