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进中的“中国模式”:战略、机制与架构

"中国模式"已日益引起关注,统一的发展战略与"经济分权与政治集权"的治理模式构成其基本构架.在改革探索的实践中,中国模式形成了政策形成机制和激励机制两种具体的治理机制,并表现出三个明显的演进特征:通过不断学习形成的自我发展性质、"从谈判到规则"的利益协调性质和"从数量到效率"的竞争性质.两种治理机制和三个演进特征使中国模式具有极强的自我发展和完善的能力.随着客观条件、形势的变化而不断演进的中国模式就具有了可持续性,作为一种发展中的理论构架,其不仅能够指引中国的未来,而且体现出理论本身的一般适用性.     

关于我国制度变迁进一步深化的问题

1 .金融制度改革的深化一是金融机构的所有制问题。一种观点认为 ,金融体系的产权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其发挥有效作用的关键 ,只有允许较大的民营企业和外资银行参股才能建立和健全我们金融业的现代企业治理机制。一种观点认为 ,民营银行改革不能操之过急 ,因为民营银行逐利本性很难保障弱势群体利益。二是金融的经营体制问题。一种观点认为 ,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从分业经营走向混业经营 ,同时 ,也提出要探索适合国情的多种混业经营模式 ,如金融控股公司模式、综合经营模式等。一种观点认为 ,对多种混业金融机构对市场竞争所带来的消极…     

中央督察下的地方环境竞赛与区域协同治理模式

中国大气污染治理已初步实现了总量遏制与结构改善的目标，取得了阶段性成功。成功的秘诀在于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大气污染治理模式，即中央督察下的地方环境竞赛与区域协同治理模式。这种“三位一体”式的大气环境治理模式不仅能充分发挥中央地方两个积极性，借助自上而下、内外结合的作用机制提升大气环境治理效能，而且能够立足于顶层设计视角为污染防治提供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智慧的解决方案。但是，这种治理模式仍面临来自体制、机制与执行三个层面的挑战。未来应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明确中央地方在大气环境治理中的角色定位，同时紧扣“双碳”目标新要求，动态改进大气质量考核指标体系并优化区域协同治理机制。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学习新加坡模式的历史回顾与现实探索

国家治理与现代化是一个世界命题,新加坡模式有效解决了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所面临的"发展与秩序"的难题,其模式被中国所借鉴、效仿.通过聚焦新加坡模式的特点和经验、前阶段中国对于新加坡模式运用的历史回顾,探索现阶段新加坡模式对于中国的利用价值,创新优化新加坡模式在中国的运用,对比论证新加坡城市治理经验对于中国部分城市的可行性,探索其在城市治理的新思路.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对于如何做好先进模式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应该对新加坡模式有新的思考、探索与运用.     

完善我国公司治理的机制选择

选择一种运行良好的公司治理模式对于实现社会和谐与社会公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目前所采用的公司治理模式是一种"市场导向型"与"银行导向型"相结合,且以"市场导向型"为主导的混合模式。实践表明,这种奉行股东至上理念、简单模仿英美模式的治理安排,导致了公司治理行为的严重扭曲和低效。为实现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我们应从中国国情出发,倡导利益相关者治理理念,借鉴德日模式,重构和完善我国公司的治理机制。     

论构建中国金融监管新模式

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尤其是在加入世贸组织后,国内金融业日益融入国际金融业的发展潮流,金融经济瞬息万变,给处于探索起步阶段的中国金融监管带来了严峻挑战。本文通过比较几种不同的金融监管模式,分析它们的优势和劣势,并结合国际金融监管体制现状,试图探索出更适合我国经济发展的金融监管模式。     

共容性组织与激励性增长:超越“政府—市场”的分析逻辑——政党功能的经济学思考

从经济学视角研究政党功能,就要探索和总结执政党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和经济增长过程中治国理政、推动增长的方式、特点和规律及其动力。从方法论上超越经济学一般意义上的政府—市场分析框架,提出政党治理经济假说并分析其理论内涵和实践意义,有助于深化对中国模式的理解和思考。从实践角度看,中国长期发展的主题是实现民族复兴、经济增长与自由发展,这个过程彰显了制度变迁、体制创新、战略抉择三位一体的大国发展的逻辑框架,而与这一发展框架相适应的是政党、政府、市场三元共同治理经济的结构和模式。这个模式内在的运行机制是执政党作为共容性组织,在推动分权让利的同时,实行党管干部机制,并把两者有机结合,形成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这是推动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极为重要的一环。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看,除了政府与市场双重机制的推动之外,具有共容性组织特征的政党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内在激励也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区别于其他经济体的关键所在。     

多主体多中心的社会治理与发展模式

治理与发展相互交织和贯通构成当代社会生活的基本主题.在面对新的问题和矛盾中,传统的治理模式与发展道路都遭遇了困境.作为一种回应,实践中出现了多主体、多中心的治理发展模式的探索.它突破了以往单主体的行动格局,强调了张扬主体性以及民众的有效参与;它也冲击了单中心的权力结构,突出了交互主体性以及以民众为中心的治理模式.这种探索具有方向性的意义,其推广则需要更广泛的观念和制度变革.     

网络治理:内涵、结构、机制与价值创造

本文以网络经济形态为研究背景,尝试探索作为一种新的组织形式的网络治理的基本内涵、结构、机制以及应用领域。本文认为,网络治理的核心属性是有关网络化背景中经济主体决策的科学化、合理化,其内涵包括三个方面,分别是网络组织之间的决策科学化问题、网络技术条件下的公司治理问题,以及网络组织自身的决策科学化问题。作为一种新的组织形式,网络治理相比于市场治理和层级治理这样的组织交易模式,逐渐形成了自身特有的为经济主体创造价值的路径和机制。     

“近北极机制”的提出与中国参与北极

北极对中国十分重要,但中国如何参与其中?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对北极机制的构建进行重新思考。现在有关北极的三种机制都存在局限:"扇形原则"只有利于加拿大与俄罗斯;"环北极八国、五国机制"明显将其他国家(包括中国)排除在北极治理圈之外;"全球共管北极"又被所有"环北极国家"坚决反对,不具有现实性。因此,"近北极机制"的提出是一种新的尝试。在不久的将来,"近北极机制"的构建与完善将成为治理北极的可能的新选择。     

美日德三国公司治理结构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

美日德三国的公司治理结构已发展百年 ,“一会制”的美国模式和“两会制”的日德模式存在较大差别 ,这些差别导致其在企业行为目标、内容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等方面有不同特点。比较三国两种模式的差异 ,分析中国公司治理结构方面存在的问题 ,有利于探索出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模式 ,从而达到改革的最佳效果     

论转型期社会治理理念创新及其向度

社会治理理念是指在现代公民社会不断发展的背景下,政府与民间、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合作互动,进行公共事务管理,实现社会秩序稳定,增进公共利益的一种治理理念。随着社会治理创新的内容被纳入国家治理当中,社会治理理念在中国具有非常重要和现实的诉求与意义。通过对社会治理理念创新掣肘的分析,旨在对转型期中国社会治理理念的创新及其发展向度问题做进一步思考。     

中国金融业经营制度抉择的战略研究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银行、证券、保险等分业经营的金融体系,这在我国金融机构自我风险防范机制缺乏,金融法制体系不健全的条件下较好地保持了我国金融业的稳定,减少了金融业的系统风险。如今,面对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挑战,为提高我国金融业的竞争力,金融业的混业经营已是大势所趋．探索我国金融业的前景变化与发展对于金融体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中国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考

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模式,走什么样的的发展道路,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在发展模式的选择上,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中国模式"正是诸多模式中的一种,反映了我国在发展中的探索历史,是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总结,其实质就是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强调协调发展、以人为本、开拓创新.     

中国传统养老模式面临的挑战及多元化养老方式探索

家庭养老模式的产生和发展有其深厚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基础。这种养老模式既有其独特的优势又有其自身不可避免的劣势。伴随着我国家庭结构的巨大变化、空巢家庭日益增多、老年人在家庭中主导地位的逐渐丧失、年轻一代养老观念的逐渐淡漠,中国传统养老模式面临严峻的挑战。在这样一个社会变迁、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探索一种依靠老年人、家庭和社区等多种力量的多元化养老模式便成为当下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选择。     

在培育创新系统场中让民主运转起来——以杭州的治理探索为例

地方治理创新是当今中国政治发展的突出表现,它在改变传统政治权力的结构中展现了民主的理念,由此走上了民主治理的道路。民主治理是政府与社会合作博弈的结果,显著的制度绩效强化了这种合作。市场经济、公民社会以及公民文化等变量在互动中构筑了民主发育的动力机制,由此形成一种社会创新系统场并使民主运转起来。实践证明,在政府与社会的合作中推动民主治理是民主发展的切实道路,立足中国社会和文化基础试验"批判民主"、探索中国式民主发展道路是根本方向,而培育民主发育的动力机制和创新系统场则是让民主运转起来的关键所在。     

现代化进程中的政府治理模式

近来,在有关大国崛起与政府治理模式的讨论中出现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发达国家在发展道路中采取的是政府强制、政府主导或政府干预的模式。这是一种错误认识,会误导转型国家的制度模式选择和政策取向,使发展进程误入歧途。事实上,自由民主制度不仅是实现政治稳定、完善政府治理和促进社会和谐的政治保障,而且也是完善政府治理、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根本途径。     

经济体制改革、制度创新与公司治理原则

公司治理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企业发展中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与单纯研究公司治理结构相比,李维安教授与他的课题组成员从公司治理原则这一更新的角度、更宽的视野、更高的层次来研究公司治理,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加入WTO以后中国企业的发展问题。通过对公司治理中实践探索、理论创新和政府决策的关系、公司治理与体制改革的关系以及企业制度创新与公司治理的关系的探讨,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当前制订中国公司治理原则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它为国有企业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提供了某种程度上的制度保障。一、公司治理中实践探索、理…     

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探索与启示——基于福州市鼓楼区的实践分析

持续推进城市社区治理创新,不断提高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效能,不仅是改善民生的基础环节,而且是创新社会治理的关键步骤。社区治理是治理理念在"社区"层面的实践,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研究探索形成了多层次、立体化的研究格局,其实践亦成为中国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前沿领域。面对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体制与日新月异的社会面貌之间存在的"堕距",福州市鼓楼区着力推行"135"社区党建工作模式,创新"135"城市社区工作机制,是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突破口,探索其做法与启示具有重要意义。     

全球比较视野下中国模式之反思

在全球比较视野下,深入反思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发展经验,既是完善中国自身发展模式的需要,也是探索人类和谐发展道路的需要.中国特色的自主发展之道,市场经济的协调治理之道,循序渐进的稳健改革之道,中国模式的和谐治理之道,成为当代中国经验中蕴涵的中国治道.以中国人自己的眼光来提升中国经验与中国治道,对中国与世界的和谐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