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柏拉图诗论异同

中西传统诗学的主流在运思方式上表现出惊人的相似，即均以理性主义为正统。整个中西传统主流诗学也在感性与理性的二元论中展开。本文着重寻找出中西理性主义诗学之源，论述孔子与柏拉图诗论的异同以及它们对后世诗论的深刻影响     

哲学与政治——从阿伦特政治哲学的视角看

柏拉图对感性世界和超感性世界的划分奠定了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的基础。包括政治在内的积极生活属于感性易变的世界，哲学的沉思生活则属于理性永恒的世界。柏拉图确立起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对立关系，并赋予理性真理对事实真理的优先地位。阿伦特指出，哲学对人类事务领域的敌视以及哲学理性真理对事务领域的控制都对政治产生了消极影响。哲学和政治是存在张力的两个领域，适宜于政治领域的不是理性真理，而是带有公共性的事实真理。     

《诗归》对阮籍《咏怀诗》的批评及其论争之意蕴

钟惺、谭元春在《诗归》中以"厚""真"为标准对阮籍《咏怀》诗持批评与贬低的态度,认为其既不如此前的《古诗十九首》,又不如唐代的《感遇》.这种贬低一方面源于他们独特的诗学观,另一方面又与他们对阮籍性情、诗歌特点的认知有关.此外,还有针对七子派复古诗学——尤其是对李攀龙《古今诗删》不满的现实因素.《诗归》对阮诗的评价引起了明清诗论家激烈的反驳,这其中固然有钱谦益、陈子龙等人的影响,也有易代之际的时代因素,但批评者大多还是立足于诗学本身.他们认为钟、谭不过是"尚奇""好尽""浅陋",故多重申《咏怀》有性情、多蕴藉,潘德舆则从性情之正摈斥《咏怀》和陈子昂《感遇》而扬张九龄《感遇》,客观上又扩大了《咏怀》诗接受史之丰富蕴含.     

西方人性论脉络：从传统人性论到此在学说

苏格拉底首先开创了德性主义的人性论模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逐步系统和完善，奠定了德性主义的人性论传统，构成了西方人性论的一个基本方面。近代西方，对此问题的回答基本上没有超出感性主义与理性主义的两重模式，从康德到黑格尔，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贯穿着理性至上的人本主义哲学路线。海德格尔在对早期人本主义扬弃的基础上，超越了传统人性论，开启了现代人学的新方向。     

中世纪基督教哲学中的奥古斯丁主义与托马斯主义

在中世纪基督教哲学中,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的思想传统,即奥古斯丁主义和托马斯主义。 前者源于柏拉图哲学和新柏拉图主义,代表着一种神秘主义的倾向,强调基督教信仰中的“奥秘”成分, 对理性采取一种贬抑态度;后者源于亚里士多德主义,代表着一种理性神学的方向,力图借助形式逻辑对 基督教的基本教义进行论证,用理性来充实基督教信仰。这两种思想传统不仅对于中世纪的基督教哲学, 而且对于近、现代的西方宗教思想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诗歌即媒介:中西诗学起源异同

在西方,诗歌作为摹仿自然的媒介,其媒介功用意义经历了柏拉图的阐释后,得到了亚里士多德的提升和系统化。在柏拉图的诗学思想中,诗歌作为摹仿自然媒介的功用表现在:诗作和技艺的不相干、现象与本质的分离、感性和理性的脱节、个别与一般的不一致、神祇和道德的不协调。柏拉图媒介诗学不可通约性的一面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得到了一一调解,达到和谐一致:摹仿个别只是手段,揭示普遍规律才是目的;摹仿的对象是现象,反映的却是现象的本质;媒介诗学的功用表现在生活中的偶然与必然的可信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感性和理性的结合。在中国,最早对诗歌的定义是传达志的媒介,孔子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归纳和综述,体现了诗歌是自我实现的内驱力和社会环境的外驱力互动的过程,无需摹仿环节,是自我导向,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且自我、主体、心灵在仁礼的同一性的预设中相辅相成。中西诗学的起源及其媒介作用有其异同之处。     

中西比较诗学中的诗与史

“六经皆史”,史、诗相混的观念在中国古代一直很有影响;西方诗学则更强调诗与史的不同,诗与史相混的观念几乎没什么地位。中西方诗学的这种差异,根源于历史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对诗和诗学的影响及关系不同。对诗与史的关系,中西方诗学都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认识过程,都认为二者既有联系也有区别。诗与史的联系不仅表现于发生学,还表现在诗人与批评家不可或缺的历史观念和诗与史互补互动等方面。二者区别不仅在于所描写的对象、所表现的内容、所塑造的人物,所使用的语言等方面,更在于其主体性、真实性等等的不同。     

精神价值的多重维度及其重建

理性和精神的概念在哲学史上一直处于核心地位。古希腊的理性精神产生了柏拉图的理念哲学,笛卡尔的理性精神产生了主体的自我意识,其主体意识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由此生成了康德的先验统觉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在近代,理性精神被意志和直觉所取代,导致了现代的非理性主义,而舍勒则吸收了多重的元素,把情感和直观与理性和精神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精神价值的哲学。     

西方哲学关于劳动与闲暇关系的思考进路论析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崇尚闲暇、贬低劳动的思想影响了后世对于劳动的看法,并直接导致"劳动—闲暇"对立的二元论思维模式。随着近代以来对于劳动价值判断的改变,特别是古典经济学对于劳动生产性的强调,劳动在现代地位得到根本提升。但是,只有到了马克思那里,上述思维模式才发生了根本变化。马克思认为劳动与闲暇是人的类本质不可分割的两个维度,"劳动—闲暇"二元对立模式恰恰是异化劳动现实的理论写照。在消除异化劳动的基础上,二者将在共产主义达到真正的统一,其基本表征为劳动与闲暇的社会化。     

灵魂说:西方哲学的诞生地和秘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灵魂说研究

西方哲学无论是本体论知识论还是政治伦理学说,无论是思辨哲学还是实践哲学,都离不开灵魂学说。灵魂说是西方哲学的诞生地和秘密,是人性和神性、人论和神论的交汇地。柏拉图把灵魂看作与肉体相分离的超越时空的永恒不朽的实体,通过灵魂论证理念的存在,而且使人获得对理念的认识;亚里士多德反对灵魂与肉体相分离,但把灵魂提到原因、本体、本质、形式、现实的高度,灵魂还是优于高于肉体。柏拉图将感觉排除于灵魂之外,提出“灵魂三部分”之说,强调理性居支配地位;亚里士多德坚持思维与感觉是灵魂的两种不同的功能(能力),两者与对象的形式同一,都有一定的能动性,但更强调理性思维的能动性,乃至永恒不朽的主动理性;柏拉图(以正义论为核心)和亚里士多德(以德性论为核心)的伦理政治学说虽然内容各异,但均根植于人的灵魂的本性,认为理性是人的灵魂的本质所在,是人之为人的本质属性。     

伦理的理性主义和自然的理性主义——古希腊理性主义政治观解析

对理性主义政治的批判可以追溯到古希腊阶段,这是奥克肖特应做却没有做的。柏拉图的政治观显示出是一种伦理理性主义的特征,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观则是一种自然的理性主义,他们的都是用其他学科知识来看待政治问题,这是典型的理性主义政治思路。正是他们奠定了西方理性主义政治的根基。     

尼采对"科学难题"的解答

尼采所关注的"科学难题"是科学脱离生活整体而自身合法化的问题.也就是说,科学的成功逃避了对自身前提和价值基础的反思."科学难题"实质上与苏格拉底的理性乐观主义、柏拉图-基督教道 德有着根本的一致性,都是禁欲主义理想的表现形式.科学是这种理想的最高形式.尼采解答"科学难题"的方案是:从艺术家的视角透视科学,从人生的视角透视艺术.尼采一方面翻转了崇尚真理而贬低艺术的哲学传统,认为贬低艺术就是贬低生命,因为艺术从古希腊开始就与人生有着根本的亲缘性,属于生命的"形而上学的活动";另一方面.又认识到作为现代性的结果的艺术只能从外部抵制科学的"野蛮化".这说明,尼采的艺术形而上学与他触及的艺术现代性问题不可能最终协调起来,并没有真正摆脱古老的真理与艺术对立的逻辑.     

屈原诗学及其哲学理性

屈原第一个把"气"的概念引入诗中,形成了他以"天地之美气"为形上本体、以"缭转"之"悲气"为诗歌之气的诗学本体论,蕴含着"生生之德"的生命精神.屈原提出了"作颂自救"、"赋诗自明(证)"的诗学命题,使他脱离了儒家"诗言志"的传统,走上了以诗歌创作确证自我生命价值的诗学新路.这一创作思想可以概括为:我创作,故我在.具有悲剧精神的屈原诗学是建立在其"知性"哲学理性基础上的,这与具有辩证精神的儒、道哲学异质而互补.探讨屈原诗学及其哲学理性,对于重建中国当代文论乃至发展民族精神都有重要意义.     

诗与非诗的界限--论亚里士多德对诗的艺术本质的界定

创造性模仿是亚里士多德诗学理论中的核心概念。正是通过创造性模仿 ,亚氏一方面把诗与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区别开来 ,另一方面把诗与雕塑、绘画等其他美的艺术联系在一起。在创造性模仿中 ,亚里士多德发现了这些艺术的本质特征。创造性模仿不仅仅是它们的手段 ,也是它们的目的。在此基础上 ,亚里士多德又进一步区分了诗与其他艺术 ,并通过阐述诗是一种用语言模仿现实存在的艺术 ,完成了对诗的艺术本质的规定     

海德格尔的柏拉图主义批判

海德格尔和柏拉图都是西方思想史上最为重要的人物,他们的碰撞必然给世界带来能够照亮前进道路的火花.海德格尔对希腊人的态度既有尊敬的一面,也不乏解构甚至"谋杀".他从亚里士多德起家,然后以亚里士多德所开创的"存在论"来批判柏拉图以及柏拉图主义,而实则本身就是最具有思辨色彩的柏拉图主义.海德格尔晚年以独特的方式成为了他所开创的"新秩序"或思想新纪元中的"柏拉图".     

德本还是情本?——关于中国诗学批评一个基本理念的辨析

情本是笔者针对于德本而提出的一个中国诗学批评观念,建构于道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上的德本诗学观,是传统诗学批评的核心理念.但抒情性是中国诗歌的基本特征,诗歌是以德为本还是以情为本,有关对诗歌本质特征的根本体认,关涉新时期诗学批评的基本理念和研究视角,意义重大.我们认为:诗本根于情性,性情、情志本为一体.原典儒学就有“道始于情”观念,故情实质上是处于一个本根的地位.     

身体主体性与审美关系理论

当代实践美学的审美关系概念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基础之上,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以人的感性实践克服认识论哲学的主客体二元对立,梅洛-庞蒂等现象学哲学家同样致力干解决这一问题,不同的是他们主张以身体的主体性取代意识主体性,从而克服认识论哲学关于感性与理性、主体与客体二元对立的成见,揭示出人与世界的本源性关系,并将艺术活动视为领悟这种关系的重要方式.身体主体性思想对于完善实践美学的审美关系理论,探究艺术的审美本质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冯友兰对中西哲学差异之分析

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不同.西方哲学注重以理性的态度解释世界,以信神的态度看待人生.中国哲学缺乏认识论的兴趣和有神论的宗教信仰,侧重于张扬人类理性体认宇宙与人生本质.冯友兰认为,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哲学意识与宗教情怀--超越精神的不同;主客对立与天人合一--宇宙态度的不同;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哲学思辨智性的不同.     

存在主义诗学与象征主义诗艺——兼论法国象征主义诗潮与中国早期象征诗派的诗学通约性

中国早期象征诗派与法国象征主义诗潮具有对应性关系已为学界所共识,从存在主义诗学层面进行阐释,并由“纯诗”(诗质)、“契合论”(诗兴)、“神秘性”(诗思)等关键性话语入手解析两者的通约性则是一种新的研究途径.首先,两者都追求“纯诗”,而对“音乐”的追求是“纯诗”的至高理念;存在主义诗学也强调“音乐是本原性的艺术”,彼此之间的交集或对位意味着,“纯诗”中的“音乐精神”不仅是象征诗歌的最高艺术境界,也是其文化创造的原动力.其次,“契合论”作为两者的重要的诗学诉求,它一方面涉及存在主义美学的主体间性思维方式,同时更表现出诗人以感性生命同化万物,在审美活动中世界的意义、存在的意义得以显现,达到海德格尔所谓的“诗意地栖居”.其三,象征派诗人们将诗与“神秘性”联接起来并在存在论美学上予以体认,神秘主义是一种在理性思维之外诗性把握世界的方式,象征诗歌的诗性把握就是以有限的存在方式(语言)指向无限的存在意义(神秘),诗歌创作因此体现出一种领悟宇宙存在和生命存在意义的独特智慧,它使得原本具有艺术哲学意味的象征诗学扩展为文化诗学——获得存在本体论的意义.     

意义与无意义——人类理性信念的失落与寻求

“形而上学是无意义的”,这是现代西方哲学拒斥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论证。维特根斯坦、维也纳学派、新实用主义者乃至海德格尔等都提出了自己的意义标准,并用以界定意义与无意义的界限。各派哲学在区分意义与无意义和批判形而上学无意义的不同观点中,显示出现代哲学的一个共同趋向,这就是主体性原则和实践理性的优先地位,维特根斯坦绝非偶然地说过“唯我论是正确的”。在胡塞尔看来,这种对意义的限定就是对理性的限定,这是一种狭隘的实践态度或自然态度的理性原则,是一种片面的理性主义或反理性主义,它也正是欧洲哲学,科学乃至整个欧洲文明危机的真正根源。因此,弄清意义与无意义这对关键性的范畴不仅是理解传统哲学与现代哲学关系的枢纽,而且是对隐蔽的人类理性信念的揭示,从而也是对当代人类文化的一种总体批判。